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与未来（一）

                   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2年第17期（总第1239期）    2012年3月7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与未来（一）
     [导读：全球经济危机发生后，西方社会在反思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弊端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关注“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的兴起。一部分观点认为，新兴市场的崛起，以及为避免全球性经济危机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而采取的决策中所包含的更多的政治因素和动机，使“国家资本主义”日渐崛起。而“伴随国家资本主义以一种新姿态强势崛起，西方自由资本主义面临危机”。那么，国家资本主义能否主导经济体制的未来？国家资本主义是否能避免危机？国家资本主义存在哪些问题？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将一些相关的观点和论述做了整理，供读者研究和参考。]
    一、伊安?布里莫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
     新兴市场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
     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的创始人兼总裁伊安?布里莫（Ian  Bremmer）近些年一直在反复阐述“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和相关研究。在《麦肯锡季刊》、《巴伦周刊》等媒体上发表的数篇相关文章和访谈中，他在2009年在《麦肯锡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就认为，全球经济危机使“国家资本主义”得以兴起，新兴市场的增长，以及全世界政治官员为避免全球性金融危机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所做的决策，都为全球市场的表现注入了政治因素和政治动机，其程度之高，为我们几十年来所未见。
     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
     布里莫指出，冷战结束后，关于政府能够从微观上管理国家经济并带来繁荣的信仰似乎已经灰飞烟灭了。日本、美国以及西欧等国家靠私人财富、私人投资和私营企业带来的发展活力和强大市场地位，似乎完全并最终确立了自由经济模式的主导地位。随着这些国家的政府将企业和养老金私有化，诸如埃克森美孚、微软、丰田和沃尔玛等企业都狂热地推出了全球扩张计划。全球化成了家喻户晓的词汇。
     但即便如此，在全球金融危机撼动自由市场信仰的基础之前，新兴市场中的新一代要人（其中许多都是政治威权主义者）就决定要走繁荣加权力的道路，以确保公共财富、公共投资和公共企业的大肆卷土重来。在过去数年中，国家资本主义开始显现，政府再次掌控巨大的资本流——甚至跨越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界限——对自由市场和国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体系，政府出于政治目的，在其中操纵市场表现。政府之所以欢迎国家资本主义，是因为它既能满足经济目标，又能满足政治目标，而不是因为它是实现繁荣的最高效的方式。它使政府官员控制了大量金融资源，让他们能够动用现金，帮助捍卫其国内政治资本，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增加其在国际舞台上的砝码。但是，国家资本主义同时也遏制全球化的兴起，因为它在不同程度上阻碍思想、信息、人员、资金、商品和服务在各国国内以及国际间的流动。
     国家资本主义的推动力
     布里莫还指出，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大量存在国家对经济的大规模干预，但许多企业领导和投资者的所作所为看起来却好像全球化模式仍居主导地位。这其实是个错误。事实上，国家重新获得的重要影响早在目前的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很明显了。能源市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从所控制的储量来看，世界最大的13家石油公司均由政府控制。沙特的阿美石油公司、俄罗斯的Gazprom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CNPC）、伊朗国家石油公司（NIOC）、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和Petronas公司（马来西亚）的规模都大于任何一家国际石油公司。最大的跨国公司埃克森美孚在世界上排名第14位，跨国石油公司生产的石油天然气只占世界总量的10%，其拥有石油天然气储量仅占全球总量的3%。而国有控股公司现在拥有全球75%的原油储量。在深海以及其他有技术难度项目的开发和开采中，跨国公司虽然仍拥有竞争优势，但是，随着管理得当的国有巨头不断向行业领先企业学习，这种优势正在逐步消失。
     这种情形并不仅仅限于能源领域。中国和俄罗斯都一马当先，在众多的经济部门实施对国有企业的战略部署，其他政府也开始起而效尤。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政府为了保护其地位，已不满足于在电力、电信、金属、矿业和航空等领域仅仅只是监管市场，它们开始采取行动，要主导市场。
     这种国家企业行为的推动力，部分来源于一种新型主权财富基金的出现。大量持有其他国家货币的国家成立了规模空前的风险基金，旨在使其投资回报和政治影响最大化。由于全球信贷紧缩使得获得资金的难度加大，主权财富基金在为国家资本主义提供资金方面的重要性也得到进一步提高。
     全球经济衰退加速了国家干预市场的趋势，世界各国政府花费数万亿美元的资金刺激增长，并解救陷入困境的国内行业和公司。这些政府也许并不情愿成为国家资本家，可出于政治需要，被迫担任这一角色。但是，其效果却是一样的：金融市场中的政治因素份量更重了。
     政治大规模介入市场过程将会产生一批赢家。由于各国所独有的政治因素将决定其对国内每一次经济低迷的反应，那些政治基础因素对于市场影响相对较强的国家将会更容易迅速恢复。例如，30年的高速增长使中国领导层获得了雄厚的政治资本，高涨的民族自豪感帮助中国领导缓解了公众恐惧。由于政府可以拿出大笔钱用于财政刺激，中国有可能比多数发达国家都更早地走出全球衰退。这会进一步使中国领导人相信，由国家大量控制经济发展，是走向繁荣并保持国内稳定的最可靠的途径。
     巴西制定了受到严格监管的宏观经济政策，并在国内达成了持久的共识，巴西总统保持较高的支持率和较强的财政平衡的能力，有助于其政府通过国家支出和对开放外国投资来刺激巴西经济。
     国家资本主义会持续多久？
     国家资本主义会不会彻底逆转全球化进程？布里莫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不论中国政治领导人怎么讲，全球经济危机并没有证明，政府主导的增长表现从长期来看会优于监管良好的自由市场的扩张。中国、俄罗斯乃至非常稳定的波斯湾君主国等国家都会面临巨大压力，发展中存在的内部矛盾――中国为其增长继续付出环境代价，俄罗斯以牺牲可信的治理制度为代价继续依赖普京，沙特以及其他海湾国家面临着人口方面的挑战——会考验各国的经济恢复力。全球化的活力并不依赖于政治官员的智慧，这就是全球化肯定能经受住国家资本主义挑战的主要原因。
     但是，金融危机以及美国在其中显而易见的责任，将会确保国家资本主义在今后数年继续发展。其发展轨迹如何将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西方对于自由市场力量的信仰是否会出现动摇，奥巴马政府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能力，依赖石油出口的各国政府能否承受低油价带来的痛苦，中国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以及其他若干因素。与此同时，企业领导和投资者必须认识到，全球化不再是不受到挑战的国际经济模式，政治会在未来许多年里对市场表现产生深刻的影响。
     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经济的博弈
     伊安?布里莫2010年5月在接受麦肯锡出版部的里克?科克兰（Rik  Kirkland）就他出版的著作《自由市场的终结：谁是国家与企业之战的赢家？》（The  End  of  the  Free  Market:  Who  Wins  the  War  Between  States  and  Corporations）进行的访谈中，论述了中国不断变化的竞争规则，论述了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经济之间的根本区别，以及这种区别对西方国家的企业和政府都具有的战略意义。
     布里莫认为，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日益占据主导地位，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需要重新考虑自己在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下进行竞争的前提假设，在这种模式中，政府是经济的主要推动者。
     因此，如果你是一家西方跨国公司，而且你的商业模式是，“我要在信奉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里赚很多很多的钱，”那么，你最好有理由相信，从中长期来看，你仍然可以在这些国家做生意。换句话说，那里目前有当地的竞争对手吗？它们具有规模吗？在3年或5年中将会有（竞争对手）吗？你能提供什么样的产品，这些产品不仅今天必不可少，而且在未来仍将不可或缺，（该国）无法与之竞争、将其窃走，或者决定已不需要它，因为有本地的国有企业或与国家有关联的企业可以将你取而代之？
     你必须认识到，你今天的比较优势并不一定会成为你明天的竞争优势。此外，你还必须认识到，你认为是自己比较优势的东西，可能并不会被一家国有企业所重视，将其看作一种重要的比较优势。
     布里莫认为，西方在开放性上已经登峰造极，而中国模式并没有改变太多。他们是国家资本主义者，欣然接受了许多西方提供的东西。他们一直在向西方大量出口。问题在于，他们过去需要钱。因此，中国过去拥有哪种体制其实并不重要，因为那时他们还相对落后。现在，中国不再需要外国资本。中国需要的是技术，先进技术，越来越先进的技术。但是，西方企业越来越不愿意提供这种高水平技术。问题就在于中国不同寻常的规模和竞争力使它备受关注。
     布里莫认为，中国不会在一年后就销声匿迹。它不会因为社会不稳定而分崩离析。在未来几年里，它也不会因为环境恶化而崩溃。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是稳固的，并不是因为这种模式本身，而是因为有人均收入不足3000美元的13亿人民，因为大规模扩建和城市化进程，中国仍然可以从这种体制中获取惊人的生产率增长。
     在未来5年、10年期间，这种体制可能确实是对中国最合适的模式。考虑到这种发展水平，中国人可能确实在做正确的事情。一方面，中国处于全球体系之中，而经济增长最强劲的不是一个成熟的具有法治传统、健全制度、充沛活力的发达国家，而是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个新兴市场国家中，政治上的不安全感是最终的驱动力。因此，国家资本主义大行其道。
     国家资本主义模式非同寻常、非常快速地崛起这件事，最终将会推动西方国家政府走出这种僵局，走出这种死气沉沉的局面。
     在《巴伦周刊》2010年5月4日发表的对布里莫的采访中，布里莫预计中国将在未来的许多年里继续实现强劲的增长，而西方跨国公司在过去几十年里所拥有的全球优势地位将受到严重挑战，这一方面来自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与日俱增的实力炫耀，另一方面也受到其他采用国有资本模式的新兴国家的威胁。
     布里莫认为，过去几十年来，私营跨国公司利用全球消费者、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在受监管的自由市场模式下占据了支配地位，全球经济也与这一现象变得愈发息息相关。现在，我们有一个自由市场模式，还有一个国有资本模式。由于过去一年半的金融危机、美国消费能力的下降、中国能力的上升，再加上中国政府的过分自信以及中国模式的不同──现在全球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系统从根本上来说是互不相容的。
     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意味着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而且从为跨国公司提供的机会上来看，这些市场变得越来越不全球化了。某些地区（如中国）越来越不会对这些跨国企业开放。
     这种情况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简称：欧佩克）成立时发生过一次。在欧佩克成立之前，一家国际性的石油公司可以来到一个国家、画地为牢，然后就能赚到很多钱。而在欧佩克成立后，国有化出现了，石油公司不能再按照过去的模式经营了。你必须顺应潮流，要么就是死路一条。
     布里莫指出，本土公司并不意味着就是国有公司。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国家是主要的参与者和运营者。（国有资本系统中的政府）利用市场达到政治目的。
     显然有些事情是国有资本机构可以做到，而其他公司做不来的。首先，他们可以付更多的钱。他们没有股东。他们可以和各种国家打交道。西方跨国公司的优势在于他们的经营更有效率，这在那些希望拥有最好、最具进取精神企业的国家看来，这些公司拥有优势。另一方面，中国出口的不仅是资本，还有劳动力。如果你是肯尼亚这样的国家，将修建港口设施和高速公路的工作交给中国，那么中国会带来很多本国的建筑工人。当地的劳动力不喜欢他们这么做。西方公司并不会输出劳动力。
     在某些领域，西方公司将不得不找寻其他机会，或者关注那些中国不那么关注的领域。在某些领域，西方公司必输无疑，这是个问题，因为它是全球经济一个真正的转折点所在。
     而谁将赢得国家和企业间的这场战争？现在还是没有答案。在未来五到10年，这个问题不会变得更简单，而将变得更复杂了，因为国有公司正处在上升期。
     布里莫认为，我们不会看到对大规模全球自由贸易协定的更多支持了，而这有个后果，那就是自由贸易的终结。G20会在口头上说些自由贸易的好话，但这个组织是不会支持全球性自由贸易措施的。你会看到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不过这是在两个看法相同的国家间制定的优惠协定，我认为这类协定会越来越多。同时，贸易地区化的趋势会增强，在亚洲，你会看到更多中国和日益附庸于中国的国家间的贸易，以及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之间更多的贸易，或许还包括欧洲内部更多的贸易。在那些跨国公司无法立足的国家里，会出现更多的定向关税。
    二、《经济学人》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讨论
     国家资本主义在崛起
     2012年1月21日出刊的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的封面文章是《国家资本主义在崛起》（The  Rise  of  State  Capitalism）。
     文章说，在很多新兴经济体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它们迅速壮大，对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过去15年，大型国有企业的总部正在改变着新兴经济体的城市。这些建筑物标志着一种新混合模式企业的崛起，他们依靠政府支持但是却像私有跨国企业一样运作。
     《经济学人》又说，国家资本主义不是什么新概念，东印度公司就属于这种形式。这种形式正在强势回归。90年代，在新兴市场大多是国有企业都比政府部门规模要小，当时人们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会关闭这些企业或者将其私有化。然而，事实证明，他们不但没有消弱，还占据了主要产业和主要的市场。按照储量计算，世界上最大的10家石油公司都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占据了中国上市企业市值的80%，俄罗斯为62%，而且他们还在继续扩张。在新兴经济体，有政府背景的企业获得了2003年到2010年全部外国直接投资的三分之一。
     国家资本主义在西方正在萎缩，而在新兴经济体却方兴未艾。中国不再认为国有企业是通往自由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他们认为它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他们认为自己重新设计了资本主义并且让其更好的运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和南非开始认可并考虑实行这种模式。这种趋势提出了两个问题：这种模式能成功么？它会对新兴市场以及其他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经济学人》指出，国家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认为这种模式可以保持稳定的增长。90年代俄罗斯在叶利钦统治下疯狂的实行私有化，给很多新兴经济体敲响了警钟，他们开始意识到政府能够缓解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不仅仅是通过提供像道路桥梁这样的硬件基础设施，还可以组建旗舰性企业这样的软性基础设施。
     新加坡的李光耀政府就是这个思想最早的实践者。他准许外国企业进入同时也执行西方的管理理念，但是政府却拥有大量企业。现在实行这个模式的领军国家是中国，国家和企业之间保持着紧密关系。在西方国家这边，政府代表的意见通常和私人部门相悖，而中国代表这边，两方的意见基本一致。
     这种新模式与半个世纪前在英国和其他地方灾难性的国有化不一样。中国的建筑公司在世界各地赢得合约。最好的国有企业都把目光投向国外，通过在国外上市或者兼并外国公司获取所需的技术。政府也有选择的控制企业，中国政府放松了对经济的管制，他们只关注主导产业。
     然而这种模式存在很多缺点。当政府支持一些企业的时候，其他企业必然受到冷落。2009年，中国移动和另一个国有大企业中石油的利润共330亿美元，这比中国私营企业500强的全部利润都多。国有企业正在揽取资本和人才，而这些资源如果被私营企业使用将有更好的效果。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使用资本的效率要低于私营企业，增长速度也更慢。在很多国家，受宠爱的大型国企浪费着大把大把的资金，而很多企业家却为筹集资金焦头烂额。
     这样做的代价正在增加。国有企业善于复制别人的东西，部分原因是可以利用政府的支持获得他们需要的技术。但是正因为是复制别人的东西，因此竞争力就会大打折扣。同小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更加谨小慎微，世界上最好的创意中心通常为一些小的初创企业形成的网络。
     这种模式同样不稳定。只有在有能力的政府领导下，国家资本才能正常运转。很多亚洲国家做不到，南非巴西也做不到，而印度煤炭公司也绝对谈不上高效。事实证明，国家资本主义最终都会让有关系的内部人而不是有能力的外部人得益。
     崛起中的国家通常通过国家行为来开启经济增长。回顾一下50年代的日本和韩国，1870年前后的德国以及独立战争结束后的美国，这些国家不约而同的发现了这种模式的缺陷。
     文章认为，这种模式的缺陷可能在多年以后才会暴露。比如在新兴经济体的投资者要十分小心。一些人可能投资了像企业一样的政府，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政府非常多变，他们很少关注小股东的利益；另外一些人可能发现他们在新兴市场的子公司正和有政府背景的企业竞争。
     另一个危险是这种模式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冲击，共和党候选人表示如果入主白宫，第一件事就是宣布中国操纵汇率。当一些企业明里暗里享受政府的袒护时，贸易就很难实现公平。西方政治家对这些国家偏袒自己企业的行为已经失去了耐心。
     对于想在世界有一席之地的发展中国家，国家资本主义有很强的吸引力。这种模式让他们拥有私营企业很多年才能建立起来的实力，可是造成的危害要远远高于产生的收益。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也为了世界贸易的利益，这些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应该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将其转给私人投资者。如果这些公司像他们说的那么好的话，就应该不再需要政府的支持。
     国家资本主义：看得见的手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2年1月21日还发表了一组特别报告，专门对“国家资本主义”进行讨论。该刊编辑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指出，“伴随国家资本主义以一种新姿态强势崛起，西方自由资本主义面临危机”。
     特别报告的第一篇文章“The  visible  hand”中这样说到：自1900年后的70年间，中央集权论者在发展的过程中顺风顺水，这期间各国政府开始建立社会安全网络，将经济中的很大部分国有化。然而1970至2000年间，自由市场者卷土重来，罗纳德?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整个西方世界引领了国有工业私有化和制裁福利国家的浪潮。在这一时期，苏联政府及其分支分崩离析。
     然而自由市场常胜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2008年击垮雷曼兄弟公司的经济危机目前席卷了大多数的富裕国家。这其中一些经济系统较为脆弱的国家，如希腊等，已经陷入了一片混乱。即便是强大如美国，工人们过去三年的平均年收入一直在减少。加拿大智囊公司弗雷泽研究所，测算了过去四十年的经济自由度，发现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指数”从1980年的5.5一直上升到2007年的6.7，然后开始下降。
     国家资本主义试图融合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力量，而这一潜在替代者的崛起使得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呈现出日益严重的趋势。它通过政府去挑选优胜者，促进经济增长。但它也采用资本主义的工具，如上市的国有企业和迎接全球化。
     在过去，例如20世纪50年代崛起的日本和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已经能看到国家资本主义的影子。但以前从未有过这样大的规模以及先进的手段。国家资本主义可以声称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体是其阵营的一员。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GDP以年均9.5%的速度高速增长，而其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也高达18%。目前中国的GPD为11万亿美元，是10年前的3倍。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同时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品市场。而中国政府则是国内最大的150家大型公司的股东，并指挥引导着数以千家的企业运作。中国政府通过管理货币来调控市场，引导资金向重点工业流动，与中国的海外公司紧密合作。
     国家资本主义也可以声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公司属于其阵营。占有世界石油储量四分之三的13家最大的石油企业，全部都是受国家支持的。世界最大的天然气公司一一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也是如此。这样的国有企业在各行各业中随处可见：中国移动通讯公司拥有6亿用户，沙特基础工业公司是世界上盈利能力最强的化工企业之一，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Sberbank）拥有欧洲第三大的市值，迪拜港口是世界第三大的港口运营商，而阿联酋航空公司则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
     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稳健，这一过程中充斥着资金并受到西方经济危机的鼓舞。在中国，国有企业占有证券市场价值的80%，而这一比例在俄罗斯和巴西分别为62%和38%。在2003到2010年，它们占了世界上二分之一的直接境外投资，更高比例的重大收购，以及越来越多的超大型公司一一世界十大公司中有三家是中国国企，而全欧洲只有两家入围。随着主权财富的日益拓展，它看上去越来越像自有资本主义的全线溃败：纽约克莱斯勒大厦（或者是它的90%）已经属于阿布扎比集团，曼城俱乐部也已经成了卡塔尔的玩具。中国有句俗话“国进民退”，而这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
     《经济学人》的特别报告重点关注了新兴世界中的新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欧洲的旧国家资本主义，同时指出，新国家资本主义在一系列层面上也象征了相较于之前的种种优越性。首先，国家资本主义正在以更大的范围发展。其次，各国国家资本主义正迅速集结而来。第三，国家资本主义己经拥有了极其高级复杂的处理工具。现代国家权力要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有力：例如，中国拥有数以亿计的国民资料。国家资本主义还非常善于利用资本工具实现理想的目标。与利用官僚和亲信控制产业不同，国家资本主义将产业转变为由专业管理人员经营的公司。
    （待续）
    （整理、编写、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2年第17期（总第1239期）        2012年3月7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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