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转型与反思之讨论

                   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国内外经济动态》课题组
         2012年第7期（总第1229期）  2012年2月1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资本主义：转型与反思之讨论
     [导读：在全球经济复苏艰难，下行压力不断的背景下，人们对资本主义以及市场经济的反思正在不断深入和扩大。在2012年的冬季达沃斯论坛上，关于“转型”的讨论空前热烈。而在英国《金融时报》开辟的专栏中，各位学者和专家也在激辩资本主义的未来。无论人们各持什么样的观点，但“20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能否适应21世纪的现实”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现实，需要人们去正视，去认真思考。]
    一、达沃斯论坛：“转型”与反思
     今年1月25日至29日在瑞士举办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提出了“大转型：塑造新模式”（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Shaping  New  Models）的主题，论坛上对于资本主义转型、修复的讨论此起彼伏，我们可以听到强烈的要求变革的声音。而这正契合了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艰难，下行压力增加的背景下人们期盼改变的心态。
     新华网记者的报道指出，在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成为一个时髦的话题。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动荡，从“占领华尔街”到横扫欧洲的抗议示威活动，乃至震惊世界的挪威枪击爆炸案，其根源都是经济问题以及背后的制度与模式问题。
     泡沫破灭的连锁反应使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当前资本主义模式固有的缺陷。达沃斯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在年会开幕前夕表示：“我虽然信奉自由市场，但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应该为社会服务。”他认为应该发展以人才、开拓和创新精神为中心的“人才主义”，用以取代资本主义，引领经济、社会进步，并摒弃“硬实力”、“软实力”等概念，代之以合作为中心的“合作实力”。
     美国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大卫?鲁宾斯坦警告说：“我们现在还有3到4年的时间来改进我们的经济模式，如果不尽快行动，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而我们的制度也会终结。”
     虽然过去几十年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了福利社会的方式以缓解社会矛盾，但仍难以扼制贫富分化的问题。特别是金融危机期间西方国家采取发债的方式拯救金融机构，实际是变相的“劫贫济富”，即用纳税人的钱来补贴金融机构。这一举动自然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也使富人们成为众矢之的。在此次论坛期间，不少金融界人士及富人在言语间都多多少少认可了这一点。如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潘伟迪就表示：“金融系统应该认识到，因为危机，公众的愤怒都在指向他们。现在信任已经被破坏，我们应该重视这件事。银行应该服务于客户，而不是自己。”
     从本届达沃斯年会上反映的情况来看，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要求进行改变的声音空前高涨。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在“资本主义需要重新设计”一文中，详细描述了达沃斯论坛上有关资本主义辩论的场景：
     在达沃斯论坛的第一天第一场讨论的议题就是“资本主义大辩论”。在讨论开始的时候，主持人问，20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能否适应21世纪的现实？而将近一半在座者认为，资本主义无法应对21世纪。两成左右觉得资本主义并无大碍。余下的是谨慎的游离派。
     继而在其后的讨论中，全球工会联盟（ITUC）的总干事长巴罗女士指出，富人避税已经成为一场全球游戏。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资本主义已失去方向；公司拥有有过多权力；金融业正将你致于死地。而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总裁韦华恩（Ben  J.  Verwaayen）则反驳道，资本主义仍是全世界很多人很向往的制度。它创造了财富，机会和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价值和理念没有大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应用？巴罗于是再度抨击说，高失业率和贫富差距拉大，显示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失效。“商业界已经失落了道德的罗盘。我们必须重新设计模式。我们必须重新启动。制止贪婪。除非雇主，工人和政府坐下谈判，这个制度将继续走向失败。”
     私募基金——凯雷（Carlyle）联合创始人兼总裁鲁宾斯坦则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现在世界上有两种资本主义，一是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另一种是中国和新加坡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至少少目前看，中国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创  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效率。如果西方资本主义不改良自己，国家资本主义就会最后胜出！”
     印度裔的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拉詹（Raghuram  G  Rajan）提醒说，收入差距的加大，大体上是因为高等教育投资的回报的提高。其实，寻租行为在高收入群体中也很有限。对两种资本主义之间的角力，他有不同看法。他说：“只要贫穷国家在经济上能赶上发达国家和它们的产业，国家资本主义就不会成功。两种资本主义都有其局限。但西方的强项就是创新。以前，资本主义的日子比现在好过，是因为需求就在家门口，现在则要创造全球的需求。”财富分配问题主要集中在富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增长已放缓，低于预期，而这些国家的公众对生活水准的高预期，是超前消费，为国家能力所不及。
     张力奋文章中引述了其同事的感受，认为在讨论中，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拥戴者，还是反对者，观点都过于模糊，谈得过于空泛，对资本主义制度甚至没有作基本的定义。
     而张力奋提出了他的三点看法：第一，资本主义碰到了百年来之大变局，必须改革。这个议题由大家戏称为“全球资本家俱乐部”的达沃斯提出，来自堡垒内部，用意良苦，是个很有价值的开端。
     第二，嘉宾们未能找到一个彼此认同的剖析资本主义的思路，也可以理解。大家都是资本主义机器的一颗螺丝钉，已很久没人就资本主义的存在和价值发出如此的质疑了。
     第三，过去30多年，中国对意识形态的敏感问题一直用“不争论”来消解。但达沃斯无缘享受这种特权，因为绕不过去。这场不如人意的辩论，至少告诉我们，除了乔姆斯基这样孤独的永远的批判者，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和得意者，正在启动反思。
     张力奋最后指出，资本主义正在生一场大毛病，但它并不需要退场。即便对它的批判者来说，它仍是不完美的制度竞赛的优胜者。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正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个独特的时代：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和中国式的威权主义，将不再互为敌手，而是同时进入一个制度的自省和改革期。在全球化的运行中，在资本、商品、人力和思想的流动中，这两种制度的互动，到底会结成怎样的果子？尚没有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进入21世纪，现在轮到资本主义举起改革的旗帜，开始它对制度的重新设计和修补。
    二、《金融时报》：为资本主义会诊
     FT中文网最近开设了一个专栏“为资本主义会诊”，其中刊登了多位资深学者和专家的讨论文章，这些文章从各个角度来探讨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应如何发展的思路。
     萨默斯：资本主义的困境
     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在“Current  woes  call  for  smart  reinvention  not  destruction”一文中说到，英国《金融时报》征集一组以“危机中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in  Crisis）为主题的文章，这在5年前简直不可想象。现在FT这么做，反映了两点：一是舆论的恶化程度，二是大部分工业国家的实际状况都令人苦恼。
     美国人向来是资本主义最热切的拥护者。然而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目前仅有50%的美国人对资本主义持肯定看法，而40%的人则不然。这种幻灭感在18至29岁的年轻人、非裔和拉美裔美国人、年收入3万美元以下的低收入人群、以及自诩的民主党人士中间表现得尤其明显。
     按照新近的标准，在美国前三次选举中，获胜者都经过了浴血奋战。2006年和2008年的选举中，左翼胜出；2010年选举中，右翼全面获胜。然而，鉴于右翼中间兴起了“茶党”，而左翼出现了“占领运动”，在今年的选举中，候选人们必须比往年更加奋力拼搏。
     那么，对市场资本主义的幻灭是否有其道理呢？这取决于对两个关键问题的回答：我们眼下的问题是当前形式的市场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还是有更加直接的解决方法？能够想到更好的选择吗？
     经济停滞和失业率畸高现象从日本向其他工业国家的扩散，的确让人们对资本主义在促进就业和提高广大中产阶层生活水平方面的功效产生了疑问。这个问题是切实存在的。没什么人敢打保票说，美国或欧洲5年内能够恢复到充分就业（按照以往的定义）的状态。美欧经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可能都会维持需求受到抑制的状态。
     但这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缺陷？还是就像凯恩斯所说的，只是“发电机”出现了问题——就好比一台汽车发电机出了故障——这个问题通过恰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就能够加以解决，而如果采取大规模的结构性措施反而毫无助益？我认为各项证据压倒性地支持后者。改革资本主义的努力更可能使我们偏离提振需求所需的措施，而非推动恢复就业。我觉得，一旦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到位，当前的许多担忧都将消散。
     话虽如此，人们还是在不断地对资本主义的公平性提出严肃的质疑。这要归因于超然于经济周期的失业率的急剧上升（即使经济复苏，年龄在25至54岁之间的美国男性也可能有多达六分之一的人处于失业状态）、收入最高的1%人口（甚至0.01%人口）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大幅上升、以及社会流动性不断下降等因素。这些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不加以重视，似乎也不太可能自我纠正。与周期性问题不同，这些问题眼下没有明显的解决办法。就连中国制造业的就业率似乎也远低于15年前的水平，这说明问题的根源全在于技术进步。
     农业经济让位于工业经济，是因为技术进步使人类对粮食的需求通过一小部分人口的劳作就能得到满足，这促使大量人口脱离农业，转而在其他领域工作。目前制造业和众多服务行业正在经历同样的过程，导致大部分人的就业前景恶化。与此同时，与工业时代早期一样，社会大变迁和规模生产能力增强这两点，使幸运的少数人得以获取巨大财富。
     这种转型的本质从以下事实中可见一斑：在过去二三十年中，一台同等质量的电视机与住一天医院的相对价格变化了50倍。人们常说，普通工人的工资一直停滞不前，但这种说法掩盖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以家用电器或服务等生产力增长迅速的物件来衡量，在过去30年中工资实际上是增长的。问题在于它们相对食品、住房、医疗、能源和教育等价格显得停滞不前，甚至下降。
     由于满足人们对家用电器和服装等商品的需求所需要的人手减少，自然会有更多人转到医疗和教育等领域工作——目前，这些领域的状况明显令人不满意。事实上，正如迈克尔?斯宾斯（Michael  Spence）所指出的，眼下美国正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从本质上来说，过去30年中美国所有的就业增长都出现在“非贸易商品”（non-traded  goods）领域。
     问题在于，在许多“非贸易商品”领域，传统上有利于市场资本主义的理由更加薄弱。在几乎每个社会，公共部门对医疗和教育领域的介入程度都远高于对制造品生产的介入程度，这一点当然并非偶然。把劳动者从炼钢等领域转移到护理老人等领域是大势所趋。同样，削弱公共部门规模或使之放缓增长也是必要之举。
     这就引出了人们指责工业市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纷纷破产的问题。就在市场的运行结果似乎越来越令人不满意之际，预算压力也束缚了公共部门对此作出应对的能力。如何以及何时削减基本社会保障计划的问题，又重新被摆到了台面上。太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偿付能力似乎都成了问题。
     假如私人贷款继续受到抑制，那么目前的政府计划支出和税收将各行其道。而且，欧洲目前的遭遇告诉我们，市场会把重大财政问题当回事，并因为过于突然地变得过于恐慌，而使这些问题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从某个层面来说，解决这个问题只需坚持拿出更大的政治意愿和勇气。然而，从更深层来看，对于相信社会在不断进步的工业世界的公民来说，他们有理由怀疑为什么日益富裕的国家需要削减社会保障水平。矛盾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资本主义的成功。资本主义的成功，使针对每个人的教学、护理或管理的机会成本变得高昂了许多。
     当结果令人不满时（正如眼下），两个阵营之间总要爆发一场辩论：一方认为必须加倍努力继续现行道路，另一方则主张进行根本变革。就市场资本主义来说，这样的辩论多少有些离题。
     在实行资本主义的领域，它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下一代人面临的挑战是，成功会越来越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由此日渐成为人们受挫的根源，因为在这些艰难时期，在市场的天然领域以外，没有任何一种东西的成功能与资本主义的成功相提并论。当代经济中最需要改革的，并非资本主义色彩最浓的部分，而是资本主义色彩最淡的部分——也就是与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相关的领域。
     格林斯潘：干预市场后果自负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依然崇尚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他的文章以《干预市场  后果自负》“Meddle  with  the  market  at  your  peril”为标题，则明确了他的观点。
     格林斯潘文章中写道，对照实验（controlled  experiments）不适用于经济学领域。但二战结束后东德与西德之间的较量，有一点接近对照实验。这两个国家起源于同一种文化、同一种语言、同一种历史和同一种价值体系。在此后的40年时间里，它们在分隔线的两侧互相竞争。两者间唯一的主要不同在于它们实行的政治及经济制度：一边是中央计划，一边是市场资本主义。1989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这个实验戛然而止，前苏联阵营奉行的经济学在几十年里给东德经济造成的破坏也暴露无遗。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东德与实行市场经济的西德相比，前者的生产力水平仅略高于后者的三分之一。许多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以此为鉴，悄悄地向市场资本主义转型。
     尤其是中国。它复制了“亚洲四小虎”国家以出口为导向的成功的经济模式：受过良好教育且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与发达国家的技术结合在一起。在新近开放的竞争型市场上，中国和多数发展中国家开始了爆炸性的经济增长。2000年至2007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几乎达到发达国家的两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估计，2005年时，全世界劳动力中，有超过8亿人从事的工作涉及出口型（因此也是竞争型）市场，这一数字与柏林墙倒塌时相比，增长了5亿人。还有数百万人，尤其是在前苏联国家，服务于本国国内的竞争型市场。
     自从启蒙运动孕育出资本主义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生活标准及质量，在几乎停滞了数千年后，增长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平均寿命延长了一倍以上。过去两百年间，全球实际人均收入增长了十倍，物质财富的增长使得地球能够养活七倍于以往的人口。
     尽管中央计划型经济或许不再是让人信服的经济组织形式，但它在这场观念之争中的对手——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也远未获胜。问题在于，定义资本主义的力量以及残酷市场竞争的力量，与人类天生对于稳定的渴望以及一些人对于文明的渴望之间，形成了冲突。欧洲一位著名政治家几年前极好地诠释了反资本主义的流行思潮。他问道：“什么是市场？它是弱肉强食之法则，是自然之法则。什么是文明？它是对抗自然之斗争。”尽管承认竞争的确能够促进增长，但包括这位政治家在内的观察者依然担心，为了实现增长，经济行为者的行事方式必会服从于弱肉强食的法则。于是，这些观察者选择放缓增长，来换取更大程度的文明。
     然而，一些人眼中的文明行为（这些人认为野蛮的竞争行为是肮脏的），与多数人依然寻求的物质生活之间，真的是简单的非此即彼吗？长远来看，这种交换真的存在吗？举例来说，在过去的一百年间，由竞争型市场推动的经济增长所创造出的资源，远远超过维持生计所需。而盈余——即便是在诸如美国这样最具竞争特点的经济体中——主要被用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改善医疗、延长寿命，完善养老体系、建立全民教育体系、以及大幅改善工作环境。我们的市场经济令财富大量增加，而我们已利用其中的大部分财富换来了大部分人眼中更高程度的文明。
     对资本主义最深恶痛绝的人，是那些混淆了“裙带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的人。当政府高官常常为私营领域的个人或企业提供好处（通常是为了换取政治支持）时，裙带资本主义就会泛滥。这不是资本主义。这被称为腐败。
     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贪婪”和“贪欲”常常饱受诟病，但它们并非资本主义的特征，而是人之天性，影响着一切经济体制。对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担忧是合理的，只不过它所反映的是全球化和创新，而非缘于资本主义本身。但在美国，造成这种不平等现象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移民法，它“保护”许多高收入者的饭碗不会因为更有竞争力的移民而被抢走。美国H1B签证实际上是对富人的补贴，这一政策是对资本主义支持者的诅咒。
     格林斯潘最后强调，无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存在什么样的缺陷，在被尝试用作其替代品的制度中——从费边社会主义到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没有哪一种制度能成功满足所在国人民的需求。资本主义的行为需要调整。曾经是资本主义谨慎作风之代表的银行家们在金融危机来临之际，坐视其资本充足率滑向危险的低水平，这种态度令我倍感焦虑。监管资本必需增加。然而我担心，为了应对危机，对资本主义模式进行的诸多“改进”将被写入法律。日后看来，这些“改进”是否明智，我深表怀疑。
     约翰?凯：资本主义不等于市场经济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凯最近撰写了“Let’s  talk  about  the  market  economy”  一文，他在文中写道：《金融时报》正在就资本主义展开辩论，但真正辩论的主题是市场经济的未来。
     马克思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但在他发表《资本论》（Das  Kapital）之后，这个词开始用来描述让工业革命变得可能的企业组织体系。在19世纪中叶之前，这种企业组织体系对经济格局至关重要。德国的维尔纳?西门子、美国的安德鲁?卡耐基和约翰?D?洛克菲勒、以及英国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的继承人们，他们或独自、或者和一小群经营合伙人一起建造工厂，并拥有这些工厂及其中机械设备的所有权，而他们雇佣的劳动者则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工人阶级。
     尽管如今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这块招牌只会告诉你正在打交道的公司名称，但在当时，你看到“阿克赖特纺织厂”（Arkwright’s  Mill）的招牌就会知道，这是理查德爵士的工厂。任何一个路过该厂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企业领导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源自他们对资本的所有权，以及这种所有权所赋予他们的对生产和交换工具的控制权。
     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在经济史上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然而资本主义这一由19世纪企业批评者创造的术语，却一直被市场经济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沿用着，尽管工业格局已今非昔比。马克思时代通过的法律允许了有限责任公司的建立，这让建立极为分散的股权所有制成为可能。这种组织形式直至19世纪末才流行开，但随后便迅速扩展。到20世纪30年代，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撰文探讨了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与此同时，通用汽车的阿尔弗雷德?斯隆也证明了，一群职业经理人是如何对大型多元化企业实施有效控制的。
     因此与阿克赖特和洛克菲勒相比，如今的企业领导人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家。现代企业领导人的权力和影响力源于自己在企业中的职位，而不是资本所有权。他们获得这些职位靠的是自己的组织政治技巧，与以往主教和将军们在教会或军队中升迁的方式类似。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是企业组织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那么下半叶就是企业成功要素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在复杂的现代经济中，原材料价值只是产品价值的一小部分，实物资产价值只是大多数现代企业价值的一小部分。如今企业的核心资源不是其大楼和机器，而是其竞争优势——组织体系、在供应商和客户当中的声誉以及创新能力。无论从哪种相关意义上说，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这些优势。本文大部分读者都是坐在一幢写字楼里、对着一张电脑桌的白领。他或她或许不知道这些物品的所有者是谁。很可能的情况是，每件物品的所有者都不同——养老基金、房地产企业或租赁公司——没有一个是他们的雇主。
     人们之所以不知道他们劳动工具的所有人是谁，是因为答案并不重要。如果你的老板欺压你、盘剥你或者占用你的剩余价值，那也与资本所有权没有什么关系。尽管生产和交换工具的控制权对于企业组织和社会权力结构至关重要，但它们的所有权却无关紧要。
     混乱的语言导致了混乱的思想。如果继续使用19世纪的术语“资本主义”来描述如今已变得面目全非的经济体系，我们很容易会误解市场经济的力量源泉，以及资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鲁宾斯坦：听听亚当?斯密会怎么说？
     凯雷投资集团（The  Carlyle  Group）联合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大卫?鲁宾斯坦（David  Rubenstein）用亚当?斯密来信的方式对资本主义面临的问题进行了一番探讨。他在“A?letter?from  Adam?Smith  to  concerned  capitalists”中借亚当?斯密的口这样说到：
     我所钟爱的资本主义变成了什么样子？国家摇摇欲坠，抗议者怒火满腔，失业者成倍增加，赤字节节攀升……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受到质疑。基于数百年的观察，对于如何让资本主义制度再维持数百年、或者至少让它在2012年比2011年做得更好，我有了几点新的想法。
     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力量——丰富多产的经济活动——在成功地为更多人创造更多机会方面，超出了所有人、包括我自己的想象。有了更多财富，数十亿中产阶级人士现在可以为他们的后代提供教育、以曾经无法想象的水平购买必需品和奢侈品、把更多时间用于闲暇活动，并且在更高的经济保障水平上退休。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满意。而令人不满的，则是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必须完美运行、才能证明其存在价值的观点。我从未说过它会是完美的。我只是说，它比其它选择更为优越。
     我一直认为存在两大弊端——而且我们在最近几年看到，它们逐渐显露出来。第一大弊端是，对财富创造的不受约束的热情，会产生不可持续的繁荣和无可避免的崩盘。由低成本信贷导致的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是这一弊端的教科书案例。
     第二大弊端是，当向着创造财富进军的过程中，一些适应能力较差、或在与衔枚疾走者竞争时处于劣势（大多数情况下并非由于自身的错误）的人被抛在后面，由此会产生不公平。如今，许多富裕国家的收入差距处于我离去之后的最高水平——不过当时也好不到哪去。
     虽然资本主义的两大弊端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但下面是我会在2012年做的事情，以便使资本主义重振旗鼓，并调节收入差距。
     1.拯救欧元和欧盟。运转正常和富有活力的欧盟对于全球繁荣至关重要。欧元区一些最大的国家，以及欧元区以外的国家或有赖于欧盟繁荣的国家，现在必须不惜血本地拯救欧元。如果不这么做，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痛苦和代价。如果欧元遭到抛弃，那些较弱的国家将遭受最严重的打击。
     2.解决美国债务和赤字问题。当超级委员会（super  committee）未能达成协议时，市场不为所动，对1.4万亿美元的赤字和逾16万亿美元的累积债务毫无惧色。但要当心。在2012年的某一时刻，市场将会觉醒。奥巴马政府和国会必须迅速制定出可信的减债方案。否则，和欧洲的情况一样，市场的残酷解决方案将由低收入和劣势人群不成比例地承担。这是不可接受的，对资本主义也没有益处。
     3.接纳新兴市场。世界必须承认，资本主义的中心正向新兴市场转移，全球2012年的大部分增长将发生在那里。但已经崛起的国家，比如中国、印度、巴西等等，需要被完全纳入全球经济决策过程之中。否则，解决许多发达国家当前问题、尤其是大衰退遗留问题所需的资本，将不可能在可接受的条件下获得。这种情况对穷人的伤害，将又一次大于对富人的伤害。
     4.教育，教育，教育。或许造成收入差距的最大原因，就是初等和中等教育的糟糕现状。职业空缺和合格候选人之间的不匹配情况正在加剧，这导致经济活力降低、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差距感的加大和社会不稳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需要支持改革，确保提供有效资金，并更有效地分配资源。通过为所有儿童提供教育、降低不断攀升的高中辍学率，以及为成年人提供再教育和再培训，国家能够更好地帮助工人为迎接新技术的挑战做准备。
     拯救欧盟、解决美国预算问题、欢迎新兴国家作为全面合作伙伴的加入，以及把教育作为真正的要务——是必须马上解决的巨大挑战。这是继续为所有国家和人民创造财富、同时为资本主义提供兴盛所需的合法性的唯一途径。
     伊辛：“大到不能倒”破坏自由市场的精神
     法兰克福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总裁奥特马尔?伊辛在“Too  Big  to  Fail  undermines  the  free  market  faith”一文中指出，当柏林墙倒塌、“铁幕”被拉开之际，一场历史竞赛似乎画上了句号，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宣称，历史到达了终点站——人类想来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
     这套理论从一开始就错了。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承诺实现平等的思想永远不会消失，不管实践证明了什么。而且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施行的资本主义达到了各个方面都让人满意的程度。历史决定论是福山观点中最为荒谬的一面。自由主义哲学家决不会接受历史的发展是预先注定的观点。
     纵观这场金融市场危机的演变过程，唯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竟然过了这么长时间，才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占领”运动）。这场危机为反对金融体系的人们提供了有力的理由。为防止金融体系崩溃而实施干预的做法，不仅严重削弱了人们对金融市场的信心，也动摇了人们对整体市场经济的信心。当一家金融机构发展到过于庞大、或者关系过于复杂，以致其偿付能力可能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时，政治家必须进行干预。“大到不能倒”的问题导致社会（更确切地说是纳税人）不得不为个别金融机构的生存埋单。
     这动摇了自由市场的基石。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原则是：在法律制度规定的界限内，个人享有充分的自由。这项原则鼓励个人利用各种机会，并对风险加以评估。就释放个人的潜力而言，没有一种制度能与市场经济媲美。正如哈耶克所言，市场是最佳的发现机制。
     游戏规则应当明确。成功者可以自由地占有（税后）利润；而亏损者必须承担后果，破产是最终的制裁。因此，“大到不能倒”现象不仅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破坏了一项社会原则——即个人应为自身行为负责的原则。数十亿纳税人的资金被用于拯救被认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这沉重地打击了人们对自由市场体制的信心——这进而对自由社会构成了威胁。人们对政府寄予厚望，可政治家实际上没有那么大的作为，这一点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与此同时，在几乎所有地方，人们对政治家的信任都跌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
     另一方面，金融业至今仍然未能对以下这个基本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金融业活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增进了社会的福祉？它们对于充满活力的经济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吗？如果你以为金融业会承认其部分业务确实是多余、甚至是危险的，那或许是一种奢望。因此，政府正面临着一个挑战，即建设可信的监管机制，使金融业能够提供被认为不可或缺的服务，并尽可能地阻止该行业追逐被认为对社会有害的活动。尽管现在有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改进，如提高资本要求和提高透明度，但这项任务仍然远未完成。巩固市场经济和自由社会基石的挑战依然存在。历史永远不会结束——只有那些笃信玛雅历法的人，才以为历史会终结。                                                  （完）
    （整理、编写、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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