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扩权对温州来说迫在眉睫

                            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内外经济动态》课题组
           2011年第81期（总第1203期）2011年10月26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温州模式的困境与转型
     [国庆长假期间，有着“中国民营经济之都”称号的温州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阵痛”。无论从哪种角度看，温州对中国经济都具有风向标意义。这个素有经商传统、因屡屡逐利于潮头而毁誉参半之地，由炒房、炒矿到炒钱，为中国经济画出了一条不规则的抛物线。其由辉煌至低迷的过程，不只说明了资本的残酷性，也将民间资本渴求资金与发展的困境展露无遗。温州民间借贷市场在当地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而依靠金融机构作为主要资金来源的民间借贷危机会否牵连到金融机构本身，甚至爆发中国式的“次贷危机”？低端企业的资金链断裂是产业转型之痛还是实业家们的资本“炒风”之祸？]
    什么是温州模式的本质？
     《21 世纪经济报道》社论委员会专职评论员张立伟指出，温州模式的本质就是以低成本大规模生产商品，并以低利润的价格优势占领市场。当这种模式因产能过剩以及成本大幅上涨之后便无出路。这促使温州人又转向资产炒作，如房地产、股票、大宗商品等。当实业和资产炒作都无空间之后，便爆出目前的危机。温州模式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赚钱为目标，这是一种极为短期的行为，一些温州人做的不是百年老店，而仅仅是生意。这几乎就是中国模式的翻版，中国以较低价格的商品占领国际市场，但以消耗资源以及工人低收入为前提而不可持续。温州今天的危机或许就是明天中国的危机：实体经济因成本上涨与产能过剩而恶化，大量闲置资金流入资产领域吹大泡沫，如果不及时抑制，那么最终将出现金融风险。
    温州全民借贷折射四大困局
     温州模式一直被作为民间金融的试验田和榜样，规模庞大的民间借贷为温州的中小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途径，同时也自身具备高收益和高风险的特性。
     改革开放以前，温州的民间金融主要存在于互助性消费领域，之后募资方式没有变，但资金用途流向了创业和投资领域。民间借贷为其发达的民营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
     2010 年银根收紧之后，企业对资金的巨大需求缺口拉高了民间金融利率，2008年温州民间借贷向公众吸储的平均月息为8厘，2009年涨到1.5分，2010年上涨至3分（年息36%），逐年翻番。到2011年5月份，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到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为24.38%，正好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内（6.56%的四倍）。但据了解，浙江民间资本的利息率平均水平实际为借款月息3%（年息36%），贷出月息10%（年息120%）。温州“全民借贷”绝非夸张。有数据显示，温州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随着多米诺骨牌的依次倒下，这场借贷危机已不限于浙江，还波及了江苏、福建、河南、内蒙古等省区，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每个银行都或多或少、变相涉及民间借贷。由于官方利率和民间利率存在巨大差异，导致很多贷款流向民间贷款。一旦走到这个阶段，就可能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甚至威胁到社会安定。更富有“温州特色”的是，由于当地公务员拥有特殊的信用等级，单凭信用就可以借50万元，加上向银行抵押屋子贷款100万，每个公务员平均都能不费力凑200万，加入放贷大军。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二季度调查，民间借贷首次超越房地产、股票、基金等投资方式，成为温州人眼中“最合算的投资方式”。
     经济学家叶檀认为，泛滥的高利贷证明，央行的利率管制已经失效，有利于特殊阶层获得廉价资源。一方面，一些大型企业能够获得银行相对低廉的贷款；另一方面，收紧的银根增加了银行的定价权，可以保持最重要的利差收入。
     2011年10月10日《京华时报》发表谭浩俊的文章指出，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3-6分，有的则高达1角，甚至1角5分。年化利率高达180%。这种全民借贷的乱象至少揭示了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四个困局。
     首先，中小企业融资困局。这不仅给民间借贷留下了极大的空间，也给高利贷等不规范借贷行为提供了充足的市场。在借、贷双方集体短视的大背景下，自然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民间借贷行为中去；第二，民间资本投资困局。如果只是小企业融资难，但民间资本有足够的投资出路，倒也不会出现全民借贷乱象。问题在于，中小企业融资难与民间资本没有出路是同时存在、遥相呼应的。虽然广大民间投资者特别是普通居民深知这样做的风险，但出于投资需求的考虑和短期利益的需要，很多人还是心存侥幸，加入到民间借贷行列之中。民间资本的出路问题不解决，地下金融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第三，居民消费信心困局。虽然我国是储蓄大国，特别是居民储蓄更是成为抗击金融危机的重要力量之一，但长期的实际负利率使得储蓄的稳定性不高。一旦有诸如民间借贷这样的“赚钱时机”出现，一些居民储蓄就会迅速转化成民间借贷。同时，长期存在的高储蓄率也暴露了居民消费信心困局。受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房价上涨过快、医疗和教育费用过高等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很多。而在投资和出口都受到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的情况下，如果消费再不能有效启动，显然对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极为不利；第四，宏观调控困局。从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贷款的天量投放，到去年下半年开始的货币政策持续收紧，整个金融市场如同坐了一次“过山车”，不仅市场陷入了难以把握的境地，而且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受到冲击，成为民间借贷乱象泛滥的背景之一。
     如果说疯狂的民间借贷是因为经济波动下中国紧缩政策带来的副作用，那么对此的担忧将是短暂的，适时的政策调整即可缓解压力；但倘若民间借贷的兴盛是由于中国投资虚拟化与投机化的更进一步，那么警钟将不仅仅是响给那些“跑路”的温州企业主。
    资金链断裂是必然之事
     一直研究民间金融的广东社科院研究员黎友焕表示，一直以来民间借贷资金都有断裂的风险，目前尚未出现大面积的资金断裂是因为各种渠道的资金在源源不断地涌入民间借贷市场，整个市场在越吹越大。很多中小企业做外贸的利润本来就很低，根本没有可能靠实业赚钱来还如此高的拆借利率的。大部分企业借道民间拆借都是应急用的，这些企业资金链条本来就紧张，应对风险的冲击能力也比较弱。目前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这个市场的总体在扩大的同时，资金来源渠道范围也在扩大。原来多为企业间的自有资金，现在包括很多市民集资、农村建设资金、农民集资也卷进去了，包括银行资金、担保机构、小贷公司、典当行等金融机构，资金较为充裕的企业，投资无门的普通大众，所有这些资金都搅在一起了，源源不断地流入，在吹大这个民间拆借市场。目前尚没有较大的风险事件，资金又前赴后继地补充进来，民间借贷才暂时没有爆发出严重的风险，不过由于利率超高，按照目前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民间拆借市场风险爆发、资金链条断裂是必然的事情。
     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若刹不住民间借贷的风潮，大规模的资金链断裂与坏账可能成为首个攻破中国金融安全堡垒的敌人。这是因为国际环境日趋恶化，中国制造业成本又居高不下，实体经济的利润逐渐被侵蚀，现有的企业借贷不过是维持脆弱的资金链条，如果宏观经济形势稍有恶化，企业盈利有了问题，信贷链条将首被冲击，形成坏账。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目前中国经济的减速意味着部分企业效益和还款能力降低，房地产调控的持续将使部分开发商难以支撑，因此，债务链条发生终端断裂的可能性在增大。
    “老板跑路”的原因
     周德文谈到，今年以来温州“跑路”企业老板超过90名。都是有名有姓的规模企业，小微企业还根本不在统计范围内。温州大学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振华教授认为，“民间借贷”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企业内部的问题，比如运营、投资和筹资方面，他更预测，温州“老板跑路”现象一段时间内仍会持续。每一轮宏观经济的紧缩调控，中小企业都是首当其冲的，今年因为中央银行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同时连续多次加息，对中小企业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温州最近出现的这些问题，并不完全归结于银行贷款难的问题，从运营方面来看，和企业内部的资金链的管理有很大关系。从投资方面来看，企业盲目的铺摊子加上投资失误，项目的需求资金大大超过了预算，项目又不能按期投产取得回报，导致投入资金成为沉默成本，沉默成本表现为财务本上的死帐，所以导致资金链的断裂，而且宏观一紧缩就出问题了。再从筹资方面分析，一是过量的贷款引起，企业的负债和利息增大，所以银根紧缩引发资金紧张；二是企业大量透支商业信用，现金不足引发追债，两者都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总的来说，主要原因是企业内部的问题。
     长期关注中小企业生存现状的原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乃醒认为，部分温州企业家心态浮躁，在前几年赚取了足够多的利润后，放弃了原有的实业，转而投资虚拟经济，贸然进入到自己并不熟悉的房地产、股票等市场。如果那些资金出了问题的老板是因为投资这些领域失败而‘跑路’，那么他们不值得同情。
     2011年10月10日《中华工商时报》发表周义兴的文章指出，一些“跑路”老板迷恋虚拟资本游戏，倚重高息的民间借贷，押宝房地产，最终只能饮鸩止渴，作茧自缚。
     财经评论员杨国英认为，当下温州老板逃亡潮的引发，高利贷仅是最后一根稻草，更为本质的因素，却是创业要素成本的企高、产业升级的迷茫，以及地方政府的相对缺位。
    “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对比
     由于经济转型期，温州地方政府产业规划、引导的相对缺位，以及其民营经济粗犷生长的野蛮基因，造成当下温州存在的创业要素成本企高和产业升级迷茫两大窘状。
     当前，过于放任的“自由经济”已难保温州经济的持续辉煌。在温州民营经济引领改革开放20年后，随着全国各地普遍的开放搞活、招商引资，“温州模式”的优势不再彰显——亦即是说，“温州模式”在政府的放手、不干预下，给予当地民营经济的宽松氛围，在赢得改革开放的早期优势，以及其后由惯性导致的高速成长后，在市场经济的制度层面，温州已不占据任何优势。
     2000年前后是温州经济下行的节点，在这一轮经济赛跑中，温州经济的增长速度已大为逊色，其GDP增速仅为10%左右，与全国GDP的平均增速基本持平。而苏州的GDP平均增速却高达15%，超出温州的一半水平。这与此前10年两地的经济增速，形成了极为明显的背反效应：1990-2000年，温州GDP从78亿元升至828亿元，增加了10.6倍，而同期苏州GDP仅增加了7.5倍，温州在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速高出苏州40%。
     温州与苏州在“国富”层面的差距在持续扩大，在“民富”层面优势的持续减少，与其实业之根的日渐悬浮有关。而这种实体经济的扎根不深，一旦遭遇从紧的货币政策、大幅减少的外需、持续上升的生产成本，必然会难以为继。与苏州迄今已有年产值逾百亿的企业高达100家相比，温州尚不足10家，而年产值过千亿的产业集群，苏州已有近10个，而温州仅有1个。缺乏大型企业、产业集群支撑的温州，在本轮欧美债务持续所导致的外需大幅减少，以及通胀高企生产成本加剧之下，必然会选择匆促突围。当这种突围方向迷茫的心态，一旦与温州老板普遍的投机心理、当地官权谋利的冲动相结合，则“满城尽是高利贷”的闹剧必然会发生。能领风骚20年的“温州模式”，在中国经济新的转型期，终难逃折翼的命运。
    【专家争辩】温州，救还是不救？
    正方：政府还应该加大救市力度
     经济学家马光远认为，本次所谓的救助，最关键的不是去救那些炒房者、放高利贷者，而是藉此机会，推动民间借贷的合法化以及国家对中小企业长期性的扶持政策的出台，最好的救助是让民间金融合法化，并且出台一揽子的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对那些陷入困境，需要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应慷慨解囊，留住中国经济的血脉。
     2011年10月14日《证券时报》的文章谈到，目前，温州已有270多家担保企业处于停业或半停业状态，这些民营性质的担保企业往往处于资金链的中游。如何继续保证资金链供血系统的正常运转，是摆放在决策部门面前的难题。而一旦目前已经“萌芽”的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进一步扩散，势必影响到温州整体经济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时救援已刻不容缓。
     温州市近期出台的一份《关于稳定规范金融秩序促进转型发展的意见》要求各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资金倾斜，对中小企业不抽贷、不压贷，对已经出现危机的企业，要尽力给予资金帮扶，支持重组。温州市银监局也已要求当地各家银行调低贷款利率，最高上浮不能超过30%；如企业财务危机牵涉多家银行贷款，银行间要“同进同退”，不得单独抽资。有分析认为，温州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的雷曼兄弟，不管政府救不救，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北京浙江商会副会长陈俊认为，救助危机企业不应该“一刀切”，政府应该挑那些还有能力喘息的企业进行帮扶。
     2011年10月11日《财经视线》刊载的文章分析指出，600亿的融资以及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政策上的帮助，应该能助温州脱离困境，随着国家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和引导，温州的借贷危机迟早会过去，只要慢慢转型，温州仍然是前途无量。  
     上海社会科学院王泠一教授认为，对于温州地区的制造业以及加工业中小企业，到底要救助什么呢？其实质在于必须缓解其有效订单完成后，因外来货款延迟支付而导致的企业资金周转困境。如可以成立临时性的银行出口信贷额度、实施财政担保措施适当延长企业还贷周期、集中公共财力扩大企业工资“垫付周转基金”等等。
     财经作家吴晓波表示，如果对这些企业不进行施救的话，表面上看受伤的是几百个上千个中小企业主，但是他们的生机是不会受到影响的，他们还能跑路，但很可能他下面的几百个上千个工人，连回家的火车票都买不起，所以，对政府要救的可能不是这些企业主，而是企业主所雇佣的这些工人，这个是要不要救温州这些企业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2011年10月12日《都市快报》发表文章指出，救温州是为了重树发展信心。温州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温州中小企业今天所经历的一切，浙江、长三角、珠三角或其他地方，也正在经历或者将会经历。正如当下的欧洲，随着危机的发展，欧洲的担心已经不再是希腊能否还债，而是它是否会把整个欧洲拖下水。目前欧洲经济最稳定和强大的德国，也无法确保最后能够独善其身。因此，就经济发展和公共利益而言，在此困境之中，“拯救中小企业”应该成为一个共识，尤其是政府的责任。
    反方---政府不应为温州跑路企业埋单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认为，温州的跑路企业，不是真正做实业的企业，而是在前几年的高通胀中，出现了一些投机的机会，它们调动了大量资金进入投资，一旦泡沫破裂就出现问题。此时就算加大资金投入，也不会真正流向中小企业。如果大开货币龙头，让每个小企业贷款都没有困难的时候，社会上的人工成本、物价又会到什么情况？因此，需要在稳健货币前提下，把有限的货币量导向小企业。同时与贷款相比，降低小企业的税负更加重要。
     一位不愿具名的温州金融专家表示，当前“跑路”的企业主多半因押宝房地产，涉及高利贷而造成企业难以为继，一旦政府发力救活企业，那么当前温州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又会被掩盖。不破不立，救市反而可能害了更多的企业。
     广东金融学院中国金融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磊认为，政府及相关部门根本不应该参与监管高利贷。任何监管都会产生费用，纳税人没有义务为这些炒钱的高利贷主买单。
     资深金融专家余丰慧认为，资金链断裂在投机炒作上，断裂在混乱的民间借贷和高利贷上。如果不釜底抽薪地解决以上两大问题，而是匆忙向央行申请600亿元所谓金融稳定再贷款，这连一剂强心针的作用都不会有。因为，600亿元注资后，可能又被拿去投机炒作，拿去发放高利贷。有消息称，温州民间借贷坏账或达 1500亿元，那么，全国将会在几万亿元，央行如果注资救助必将造成几万亿元的基础货币投放。这背后必然是继续推高已经畸高的通胀率，最终还是普通底层百姓承受高物价之苦和买单。蹬着三轮车的底层百姓凭什么给开宝马的买单，这是典型的劫贫救富。
     经济学家马光远认为，对于那些利用民间借贷不搞实业，而是搞房地产投资等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的资金提供者，的确没有任何理由去救他们。特别是那些高利贷的提供者，不仅不能去救，还应该去规范和打击。今天温州民间借贷的风险之所以倍增，和民间借贷的高利贷化以及投资炒作之风不无关系。如果在高利贷崩盘的情况下，拿银行的钱去救，这是对老百姓不负责。切忌为了维稳而对所有可能崩盘的民间借贷给予资金援助，更不能将那些高利贷者纳入救助范畴，否则就是助纣为虐，为下一次引发更大的风险提供弹药。
     深圳正和资本董事刘明表示，目前的救市措施能救一时但不能救一世，现在最关键的是管理层应该针对问题建立合理的制度，即健康的资本市场“造血功能”。温州问题并非靠钱能解决，相反，盲目的救市会成为高利贷抽身的救命稻草。
     国信证券分析师邱承志认为，不宜过早使用“借贷放松”的方式救市，目前中小企业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资金收紧并不是最大的威胁，目前还未出现2008年的订单和生产急剧下滑的情况，因此用借贷放松来缓解小企业压力的可能性不大。
     易凯资本有限公司CEO王冉称，不应该救赌局，更不应该救赌徒。对中小企业来说，第一需要的是减税，其次是商业借贷上的一视同仁；与其歧视完了再出手相救或者施与恩惠，不如早点给他们更多公平。
     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韩志国称，救温州就是救赌徒，用纳税人的钱去拯救以赌为主的温州有巨大道德风险。权利与义务相对称、收益与风险相适应，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他强调，赚了是自己的，输了是国家的是混蛋逻辑，用纳税人的钱去拯救以赌为主的温州有巨大道德风险。
    2011年10月12日《武汉晚报》刊载的文章指出，政府和央行都不应该在资金上伸出援手。企业优胜劣汰，是很正常的，大家都是在同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和管理，没有谁应该被照顾。温州经济本来就存在着很多泡沫。很多年了，温州资本“炒房炒煤”，高利贷，本身就是赌博。赌博就有输赢，输了由政府买单显然是不合理的。温州的经济体制也真的需要涅槃重生了，即使没有这次的借贷危机，泡沫经济下的经济环境也随时都会有倒塌的危险。一个新的健康的经济秩序的建立要付出代价，曾经让温州人引以为豪的“温州模式”也正可借此机会痛定思痛，来一次彻底的蜕变。
     2011年10月15日《经济观察报》发表观点认为，温州“救市”救的不是那些民间借贷者，而是中小企业。的确，中小企业生死存亡关系重大，是真正的小而不能倒。但是民间借贷的钱是进入中小企业了吗？被用在扩大再生产了吗？显然不是。温州的民间借贷利率最高达180%，试问哪个实体行业的利润能高到这个额度？显然那些借贷的钱最后变成了炒作的游资，炒房、炒农产品、炒可以炒的一切，真正的中小企业是借不起高利贷的。
     国家发改委《改革内参》执行主编沈阳指出，即便中央政府给予温州几百亿甚至更多资金支持，这种资金至上的解救办法能否起到应有的作用，令人质疑。而且，鉴于那种“国进民退”的模式并没有终结，这次危机很有可能转化为新一轮“国进民退”的契机，乃至诱发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这种短期行为难免助长地方省市的不负责任的投机行为，由此形成经济学上的“公地悲剧”，由此严重加大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这种机制形成之后，对民营企业只好进一步加大税收力度，导致新一轮实业危机和更加全面的社会发展危机。另一方面，某种短期支持，很有可能让他们忽视了对温州模式所呈现的中国模式的进一步的反思和改造的动力。倘若如此，温州必然失去未来；温州失去未来的背后，隐喻着中国失去未来。
    专家、政府提出解决方案
    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  浙江试水小额贷款保证保险
     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上，近日浙江省政府决定在全省范围内逐步铺开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试点工作，支持对象原则上为向试点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申请小额贷款的试点地区中小企业、农户和城乡创业者，在小额贷款额度方面，中小企业单户发放金额不超过300万元，城乡创业者单户限额20万元，农户单户限额30万元。主要推出了银行与保险机构合作及小额贷款公司与保险机构合作两种模式。其共同特点是银行或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贷款，保险机构对贷款本息承担保证保险责任，小额借款人则须履行诚信守约义务，按期还本付息。一旦小额借款人欠息连续达3个月以上或贷款到期后1个月内未偿还本金、银行或小额贷款公司催收未果的，可向保险机构提出索赔，同时银行或小额贷款公司要及时向保险机构提供出险、追偿情况及相关抵押物追缴、处置情况，保险机构按照约定向银行或小额贷款公司赔偿。银行或小额贷款公司与保险机构按比例分摊贷款本息损失风险。
    浙江成立科技金融服务公司  助中小企业新技术资本化
     浙江省首家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平台类公司浙江中新力合科技金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9月29日在杭州成立，该公司将通过金融服务手段，帮助推进中小企业新技术的资本化、成果化和产业化。作为平台类金融服务企业，公司将整合股权投资机构、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及担保公司等多个层面的优势资源，通过公司引导、政府支持等方式，帮助初创期、成长期科技型中小企业所拥有的专利、技术、工艺、配方等无形资产进行资本化。
    金融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2011 年10月8日《中华工商时报》发表文章，指出一味靠“堵”不是解决办法，给民间资本一个合法的出路，引导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当是根本之策。首先是要认可民间借贷的合法社会地位，要纳入到银行小贷公司，融资担保机构等，同等的金融体制内。此外对民间借贷中，借贷双方资金使用途径等要有明确的法律手段和武器来规范，监管机制尤为重要。这就要求我们逐步放开金融市场，疏通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渠道，实现资本要素的自由配置，也就是打破现有银行的垄断体制。事实上，“新36条”已有类似规定，如“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信用担保公司，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金融中介服务机构”，民间借贷阳光化其实也是“新 36条”的具体落实过程。
    解决高利贷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尹中立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从资金需求方看，解决民间资金紧张问题的关键是要压缩投资的过度扩张，应该把类似高铁之类的项目尽量压缩，让投资增长回归到正常的水平。第二，让地方政府承担起化解各地方金融风险的职能。把资金链紧张的企业作为重点观察对象，一旦出现危机就及时提出解决办法，将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止危机的蔓延。第三，让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在化解国内危机的过程中，需要防止资本流向的重大变化，人民汇率升值过快可能加剧国际资本流出，使危机扩大化。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王敏教授认为，民间借贷以及所谓的高利贷危机本质上是信息问题，如果贷款人能知道借款人完整的借贷信息，很多借贷就不会发生，那些偏好风险的企业家的盲目投资活动就能得到有力的约束。而要做到信息公开，就要让民间借贷公开化和合法化。建议允许公开吸储，这样能大大降低从事民间借贷的贷款人的资金成本，从而能降低利率水平；如果不允许公开吸储，那么就要给他其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信息！现在正规银行系统已经有了一套企业的信息系统，但是这个系统只能记录企业在正规金融部门的活动，非正规金融活动是看不到的。允许从事民间借贷的企业家分享这个信息系统，他们就有动力合法化并参与到正规金融里面来。当然，其中会发生“搭便车”的问题：借款人总是希望自己的借款行为尽量不要被这些信息系统所记录，也许会贿赂从事民间借贷的企业家隐藏自己的借款信息。对于此，我们可以在法律上做些规定：如果某项借贷交易没有被记录到这个信息系统里面，那么一旦贷款人破产，光凭借条或者字据，这项交易就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和支持——这一点还是很有杀伤力的。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苏振华指出，管理层应正视民间信贷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将民间信贷收编，纳入法制化正常化的监管渠道，给小银行和民间信贷公司发放经营牌照，这种中小银行的建立，将能有效克服大银行不能准确获得中小企业经营信息的困境，将民间资金供给与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连接起来，从而充分化解民间借贷脱离监管而隐含的金融风险。
    税收应在中小企业解困中有所作为
     经济学家厉以宁在谈到怎样帮助民营经济发展的问题时说，只要减税，我国1000万中小企业，3000万个体户,每个中小企业增加几个人，就是好几千万人，每个个体老板找一两个亲戚帮忙，解决了几千万人的就业。就业增加了,生意好了,国家的税收又回来了。减税是今天的效应,明后天税收就增加了。
     2011 年10月10日《中国网》上的文章谈到，首先是要积极推进“增值税扩围”改革，较好地进行税负水平的重新设计，切实解决原营业税重复征税造成企业税负过重的问题，从而保证“扩围”后相关产业税负的公平合理，并适当降低增值税税率。其次是对中小企业税收减负要在通盘考虑，使相关政策规定有效衔接，切实使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效能得以充分发挥，当前着重要解决小型微利企业认定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尽量使更多小型微利企业在缴纳所得税上能够享受到低于一般税率25% 个百分点的低税率政策，以利于中小企业尽快地摆脱困境。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表示，应采取更有针对性的降低小企业税费等措施，增值税、营业税等等可以降低，想出台的加税政策不要再出了，降税的政策要赶快出。降税要比金融政策对小企业更有普遍性，同时降低各种费用。
    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赵昌文认为，货币政策收紧导致中小企业出现大规模“倒闭潮”，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方面的作用并不大。首先，要通过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胀水平并以此减缓中小企业的融资压力。其次，要通过实施结构性金融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第三，通过制定优惠的财政、税收政策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财税扶持力度。第四，通过进一步拓宽中小企业的“股权融资”渠道以弥补 “债权融资”的缺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要分类对待，分类解决。第五，通过规范信贷市场特别是民间借贷市场，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包括加大对部分大企业通过“转贷”形式、委托贷款形式对信贷资源的“再分配”行为的监管。
    解决中小企业脱困，关键在于金融和渠道创新
     中国银行战略发展部的专家宗良表示，货币紧缩，先对中小企业更紧，货币松动，先对大型国企松动。因此，仅仅依靠银行肯定是不够的。中国政府应采取利用外资和引进外资并行的发展思路，进行市场化改革，提高现有资金的投资效率，打破行业垄断门槛，让中国回到市场轨道。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认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既需银行完善服务，更需要企业开辟包括债券融资、股权投资基金在内的多种融资渠道，同时由传统模式向科技、创新型企业转变，提升对投融资机构的吸引力。诸多专家均建议，政府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出台“组合拳”，完善我国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等多条渠道，形成较为成熟的中小企业融资市场。政府部门应加快税收、信贷、财政等方面的创新，积极为真正做实业的企业减负。更重要的是企业要走好转型升级之路，让民资从政策的解读中，领会到政府支持哪块、不鼓励哪块的坚定性，让企业吃上定心丸，减少盲动。
    监管民间借贷可双线并行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建议，采用双线多头监管模式，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监管权力，调动各级政府金融办的监管积极性，使其加入到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中来。地方政府参与监管，短期内可根据各地民间借贷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监管措施，在信息收集、问题处理、危机预防等方面扮演更积极有效的角色。长期内地方政府或可参与地方民间金融的立法，为合规民间借贷机构颁发合法牌照。地方政府监管机构与中央监管部门相互协调配合，双线并行，将助力于民间借贷的阳光化合法化，有效化解潜在风险，在长期内引导民间借贷在我国融资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著名经济学家马光远认为，没有任何风险比金融业不开放更大，要真正化解民间借贷的风险，必须放开民间金融，打破主流金融机构的垄断。经济学家辜胜阻也认为，应该适当关注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对当前的民间借贷应该“招安”而不是一味打压。
    将公权力借钱者排除在外，让地下金融成为拉动浙江或其他省的重要支柱
     经济学家郎咸平指出，浙江本来民间的融资是你情我愿，你要做生意，我把钱借给你。你亏了，我认了。你不亏的话，可以给我20%的回报。到最后情况变得异常之复杂的原因，是因为有一群拥有公权力的人，进入到浙江的地下金融之后，情况变得扑朔迷离、复杂化。因此目前真正的本质意义，就是揪出这一批拥有公权力的人，如何防止他们进入浙江的地下金融市场，这才是当务之急。因此政府所谓立法、亡羊补牢也好，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把公权力排除在外，让浙江金融恢复过去民间金融你情我愿的方式。
    地方政府扩权对温州来说迫在眉睫
     国家发改委《改革内参》执行主编沈阳建议，强大起来的温州政府应该是一个基于小共同体的社会自治的制约、建立在代议制政府逻辑基础上的、积极作为而有节制精神的服务型法治政府。且地方政府在权力扩大之后，要能继续保持高效廉洁运行，一旦被扩大的权力缺乏来自法治和社会的多重制约与平衡，必然成为温州市场经济的敌人、温州民间社会发展的绊脚石。
    温州唯一的出路是转型
     转型就是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与商品质量为目标，实现企业产品的升级，以品牌优势而不是价格优势占领市场。但以价格优势取胜的温州模式，显然很难在短期内改变赚取快钱的“投机思维”。因为转型的方向是真正的做企业，以科研投入为前提，而且这些投入可能在短期内根本不见效果。中国一些企业可能从文化习惯上很难适应转型的要求，从而为转型制造阻碍。必须放开对教育过多的管制和干预，并大力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与此同时，政府也应该放开对服务业的管控并降低税负，推动资本由制造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温州危机给我们提前敲响警钟，转型的工作必须加快推进而不是继续在等待中衍生出更多的金融毒瘤。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说，转型不是简单的转行、转业。实业永远是基础，发展实业，要立足自身、立足本地区，保持自己的优势，通过技术创新，营销模式创新、发展模式创新，努力从附加值低的产品制造、服务向产业链高端升级，实现产业的提升发展。
    （摘编：叶红；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1年第81期（总第1203期）  2011年10月26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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