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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救欧洲?

http://www.newdu.com 2018/3/15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内外经济动态》课题组
         2011年第75期(总第1197期)  2011年9月28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怎样才能救欧洲?
     [欧洲债务危机问题已愈演愈烈,而欧元区的决策机构在解困的道路上所采取的对策,在很多经济学家眼里却是缺乏远见,拖泥带水的,他们呼吁欧元区决策者必须尽快采取措施,并呼吁全球协作,避免问题的不断扩大,尤其是在政治层面的协同一致。]
    马丁?费尔德斯坦:欧洲的高危赌博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最近分析欧洲问题是说,希腊政府需要摆脱的是一个完全没有其他活路可走的困境。它拥有一个棘手的政府负债(相当于GDP 的150%,今年内已经递增了10%),一个陷入崩溃的经济(随着GDP下跌了7%,失业率上升到16%),一个长期存在的政府收支赤字(目前相当于 GDP的8%),以及一批资不抵债且在迅速流失存款的银行。而希腊唯一的活路就是实施主权债务违约。一旦采取该行动,它必须将全部债务的本金削减至少 50%。而目前试图将私人持有债券现值削减20%的计划只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首先迈出的一小步而已。
     如果希腊在违约之后脱离了欧元区,它就可以把自己的新货币贬值,从而刺激需求并最终转变为贸易顺差。这么一个“违约并贬值”的策略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已经是标准动作了,一旦遭遇无法偿还的巨额政府债务以及长期经常账户逆差,他们就会照此办理。而这个情况之所以没有在希腊身上发生就是因为希腊被单一货币捆住了手脚。
     市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失去偿还能力的希腊将最终违约。这也是三年期希腊政府债券利率最近攀升超过100%而十年期债券收益率高达22%的原因,意味着一张十年后面值为100欧元的债券还不值当今的14欧元。
     那么,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们又为何如此奋力去阻止——或者更精确地说,拖延——这件必将发生的事件?在此有两个原因可供解答。
     首先,德法两国的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都持有大量希腊政府债务,或者是直接持有,或者是通过自身在希腊以及其他欧元区银行的信贷持有。推迟违约意味着为两国金融机构赢得时间去注入资本,使之能在贷款到期后不再继续借贷从而减少与希腊各银行的关联,并将希腊债券出售给欧洲央行。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希腊违约将引发其他国家(尤其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主权债务违约以及银行系统危机。而这一风险在标准普尔最近调低意大利主权评级一事中可见一斑。
     如果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两个大国发生违约,法德两国的银行以及金融机构都将承受灾难性后果。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有足够能力去满足希腊的融资需求,而一旦西班牙和意大利无法从私人市场融资的话就爱莫能助了。因此欧洲政治家们希望通过向外界展示即使希腊也能免于违约,使私人市场对意西两国的生存能力重拾信心,并因此继续以合理的利率贷款给两国政府并向各银行注资。
     如果放任希腊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发生违约,那么金融市场实质上将认定西班牙和意大利也将很快违约。这将导致市场向两国贷款的利率飙升,国家债务总额迅速上涨,因此实质上剥夺其还债能力。反过来欧洲政治家们认为如能将希腊违约推后两年时间的话,或许西意两国能证明自己在金融上还是有偿还能力的。
     两年时间能使市场看清西班牙银行是否有能力应对地产价格下滑的问题,或者抵押贷款违约是否会导致银行大规模破产,迫使西班牙政府注入巨额存款保证金。同时这两年也将暴露出西班牙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而这些政府无法偿还的债务最终也要由中央政府来担保。
     同样,两年时间能让意大利政府表明其是否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其政府最近通过了一项旨在增加税收并在2013年达到收支平衡的预算法案。这目标将很难实现,因为财政紧缩将减少意大利目前仅在缓慢增长的GDP,并导致税收减少。因此在两年时间内,我们将看到一场关于预算平衡是否在循环调整的基础上最终实现的辩论,也将展现出意大利的银行是否比外界想象的要强健。
     如果西班牙和意大利在两年后表现良好的话,欧洲的政治家们就能在没有危机传导之忧的情况下放任希腊违约。葡萄牙或许会步希腊的后尘并退出欧元区。但那些较大的国家将能以合理的利率借到资金,而目前的欧元区系统也将继续运作下去。
     但如果西班牙和意大利无法在未来两年内用自己的财务状况说服市场的话,向其政府和银行的贷款利率将显著上升,并使两国陷入明确无误的破产境地。而在这一点上他们已经违约了。结果它们至少在短期内无法在市场上融资,并强烈要求退出单一货币体系。
     但这里还有一个更巨大也更迫在眉睫的危险。即便西班牙和意大利在根本上都是可靠的,但已经没有两年时间给它们证明自己了。目前的希腊利率水平显示市场相信该国会很快发生违约。而即便是在违约发生之前,市场向西班牙和意大利贷款的利率都可能大幅上升,使两国走上一条金融上的不归路。而欧元区的政治家们会得到一个痛彻心扉的教训:愚弄市场,可是一个危险的策略。
    索罗斯:如何挽救欧元危机?
     索罗斯最近在“纽约书评”和路透网站上撰文对当前的欧元危机进行分析。他认为,欧元危机正是2008年金融风暴的直接后果,从雷曼兄弟破产开始,整个金融体系都开始崩溃,不得不靠政府资金维持性命。其所采用的形式就是以政府主权信用来取代银行信用及其它已经崩溃的信用。
     索罗斯认为,欧元区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机构是其薄弱之处,欧元危机与2008年次贷危机相似之处在于,一般来说本该是无风险的资产,却部分或完全失去了价值,2008年时是担保债务凭证(CDO)(大部分是以抵押贷款为担保),现在是欧洲国家公债。
     相比之下,欧元危机更难处理。2008年,美国有应对危机所需要的金融监管当局;而现在,能应对当前危机的欧元区共同财政机构还没诞生。创建共同财政机构是一个需要数个主权国参与的政治过程,这就是问题为什么会如此严峻的原因。首先,缺乏设立共同财政机构的政治意愿;而且自从欧元问世以来,欧盟的政治凝聚力已经大大涣散。因此欧元危机并没有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当局一直都是在竭力拖延时间。这个策略在应对普通的金融危机时有效:恐慌情绪随着时间淡化,市场恢复信心。但在欧债危机中,时间因素恰恰对当局不利。由于缺乏政治决心,问题不断扩大,而政治形势也变得愈发不利于解决危机。因此欧洲注定要陷入彷佛永无止尽的一连串危机。有些措施如果更早采行,原本应会发挥作用,但是拖延到政治层面允许实行时,已经变得成效不彰。这是理解这场欧元危机的关键所在。
     索罗斯认为,解决欧债危机的关键在于建立欧元区共同财政机构。欧元区共同财政机构的影子可以在欧洲金融稳定机构(EFSF)和其2013年之后的衔接机构 ——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ESM)身上找到;EFSF在2010年5月由欧盟27个成员国同意成立。但EFSF的财力不足,而且其职能设定也不够明确;它的规模也不够支持西班牙或是意大利等较大的国家;最大的缺陷就是它纯粹是一个筹资机制,而花钱的权力在成员国政府手中。这使EFSF对危机做出反应的效力大打折扣,因为它还要等候成员国的指令。
     目前,危机已经扩散到了西班牙和意大利——偿付主权债务和其它债务的能力日益下降,但这些国家不能像希腊一样,以较低的利率借款。这将使他们最终陷入与希腊一样的困境。就希腊来说,债务负担显然已经无法承受。
     在争议中,EFSF从欧洲央行手中接过了希腊债务可能违约的风险,欧洲央行还计划购买意大利与西班牙债券。但索罗斯认为,无论如何,目前的干预规模必须受到限制,因为对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采取的救援行动,实际上已经让EFSF变得力不从心,同时,希腊政府越来越难以达到纾困计划所提出的要求。
     因此,索罗斯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下,有序违约或暂时退出欧元区,也许要好于长时间的苦痛。但目前对此却毫无准备。无序违约可能导致类似于雷曼兄弟倒闭后那样的崩溃局面。
     索罗斯还肯定地认为,削减赤字的压力将把欧元区推入旷日持久的衰退,可能殃及欧盟的政治凝聚力。他认为解决途径应该是在德国,作为欧盟最大的同时也是信用评级最高的国家,人们相信德国在决定欧洲未来命运方面举足轻重。
     索罗斯建议,要解决危机,有必要开始思考那些原本无法想象的事。首先,势必要为希腊、葡萄牙,甚至爱尔兰可能违约和脱离欧元区做好准备。
     要阻止金融系统崩溃,必须有四套措施配合。第一,银行存款必须获得保护。如果一家希腊银行的储户拿不回欧元存款,那么接下来,存在意大利银行里的1欧元,将变得比存在德国或荷兰银行里的1欧元不值钱,而接着其他赤字国家的银行将会出现挤兑。第二,债务违约国家的部分银行需维持运转,以防止经济崩溃。第三,欧洲银行业体系需增资,且要接受欧洲体系的监督,而非个别国家的监督。第四,必须阻止灾情扩及其它赤字国家的政府公债。即使没有国家出现债务违约,也要作到后两项要求。
     索罗斯认为,现在已别无选择,需要一个全欧洲的财政机构,拥有征税权力,然后取得举债借款力量。这将需要一个新的条约,来把EFSF转换为一个完备的财政机构。
     这或预示着立场的急剧改变,特别是在德国。欧元已经存在,而在共同货币基础上的金融体系资产和负债紧密交错纠结,若欧元崩溃将导致一场权力高层无法控制的灾难。德国民众体认到这一点的时间拖得愈晚,则他们及全球其他国家付出的代价就越高。
     针对三个小国可能违约或退出欧元而预作安排,并不代表这些国家将遭到抛弃。恰恰相反,如果存在有序违约的可能性,就能提供希腊和葡萄牙一些政策选择;这种有序违约是由其他欧元区国家及IMF负担相关代价。此外,这还将终结目前威胁所有欧元区赤字国家的恶性循环:财政缩减计划削弱这些国家的增长前景,导致投资者要求这个国家支付难以承受的高利率,从而迫使政府进一步削减开支。
     脱离欧元会使这些国家更容易重拾竞争力,但如果愿意作出必要的牺牲,他们也可能留在欧元区。无论作出哪种选择,EFSF都将对银行存款提供保护,IMF也将协助银行体系进行资本重整,这将帮助相关国家摆脱目前的困境。让这些国家陷入崩溃,并将全球银行体系一同拖下水,这不符合欧盟的利益。一旦各方同意成立欧洲财政机构的原则,欧盟高峰会就可以授权欧洲央行出面暂时代理职权,预先保障欧洲央行面临偿付能力风险。这是防止出现另一场金融崩溃和大萧条的唯一途径。
    金砖国家能否救“欧猪国家”于水火?
     路透社热点透视专栏撰稿人杰夫?格勒金(Jeff  Glekin)在评价巴西向欧元区提供100亿美元援助时认为,巴西纯粹是为了提高自身在全球金融界的地位。但巴西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金援的作法,值得一提。不过,为什么将金主角色限定在金砖国家(BRICs)里呢?其他坐拥大笔外汇储备的国家,也应该一起加入。
     格勒金还评论到,巴西拉拢其他金砖国家联手援助欧元区的举动,看起来还不太有谱。印度和俄罗斯态度冷淡,中国可能比较希望独自行动。
     他认为,“欧猪国家”(PIIGs)必须想办法解决国内困境。如果做不到,欧洲央行和欧洲金融稳定机构(EFSF)将出手采取行动抑制危机。不过,全球前十大外汇储备国都不在欧元区,而金砖国家的外储却都排在前十。因此,如果欧洲无法解决危机,就要寄望坐拥庞大顺差的国家出手纾困,避免欧元区违约。透过 IMF进行援助,可以降低金主国的风险,因为一旦违约,IMF的贷款将被优先偿还。IMF的金援也会伴随着纪律。
     路透获得的内部文件显示,IMF内部认为它在不影响资产负债表的情况下,还能轻松承诺贷出约3900亿美元。不过,内部人士也警示,最多可能需要贷出8400亿美元。因此,进行一些应急融资安排是恰当的。虽然IMF已能从成员国中融资5900亿美元,但是这所谓的新借款安排(New  Arrangements  to  Borrow)将于11月进行检讨。
     未来明智的方式是扩大这些借款安排,让金砖国家不要根据比例向IMF融资机制提供资金。话虽这么说,金砖国家如果片面行动,那就不够聪明了。如果能拉拢其他外储高的国家如日本、沙特阿拉伯或甚至韩国一起行动,那么它们的援助效果会更明显,也能淡化摆政治姿态的意图。
    佩蒂斯:金砖国家切勿抱薪救火  
     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9月25日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时表示,金砖四国坐拥逾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个数字足以填平许多赤字。但更多的外国投资非但不会帮助欧洲——反而有可能让情况更糟。事实证明,国家政府正因扭曲的激励措施而苦不堪言,因此,短期内有利于个别国家的行动,可能会伤害欧洲整体。如果许多政府都采取这种行动,会让所有人都陷入更糟糕的境地。
     一个苦苦寻求以可控的利率进行融资的国家,似乎有理由将任何慷慨的新投资者都当作宝贵的资源来欢迎,无论他来自何方。
     但外国投资者与国内投资者不一样。外国购买的以欧元计价地方政府债券的任何净增长,其影响力必然远远超出短期融资的范畴。它也将影响到贸易。这是国际收支平衡的必然结果。当前,欧洲经常账户处于盈余状态。根据定义,这意味着,欧洲储蓄总额仍高于投资总额,远未达到资金短缺的地步,而欧洲将超出部分出口到了世界其它地区。
     专门用于购买受困欧洲政府债券的官方外资数额大幅增加——除非存在与之抵消的资本流出——必然会减少欧洲的贸易盈余。更有甚者,如果欧洲开始进口、而非出口资本,必然会导致其经常账户盈余的消失,从而转向赤字。
     随着外国央行卖出大量美元,用以购买欧元,欧元兑美元汇率将会走强。其结果是,欧洲制造商的国际竞争力将会下降,其出口将会减少。这将导致欧洲失业率上升。由于收入下降的速度比消费快,这也将导致欧洲储蓄总额的下降。唯一能阻止失业率上升的办法,是将所有来自外国的新资金,都投入直接投资——鉴于转移支付和福利支付的需要,这个可能性极小。
     如果那样的话,外国投资增加的结果要么是本国储蓄减少,要么是本国债务增加,以抵消失业率的上升。因此,外国投资非但不能减轻负担,反而会蚕食国内储蓄,损害制造业,增加失业率或债务。不过,一些无路可走的政府会欢迎发展中国家的官方资金也不难理解。欧洲储户对于提供融资越来越抵触,因此,任何新的融资来源都会被视为天赐之物。
     但是,尽管来自外国投资者的援助会让受困欧洲政府在极短时期内受益,但这对欧洲制造商和欧洲储蓄整体的有害影响,超出了所有收益。外国资金援助的增加将导致欧洲增长放缓,并由此带来增加财政赤字、以防范失业率上升的需求。
     资本充裕的欧洲需要资本匮乏的金砖国家帮助的想法,本身就十分荒谬。欧洲政府无力为自己融资,并不是因为欧洲需要外资,而是因为许多国家缺乏信誉。
     转向寻求外资只会让问题更严重。即使假定发展中国家愿意承担令许多欧洲人望而却步的风险,它们的帮助也不会改善欧洲的前景。相反,这将会损及增长前景,令欧洲比以前更难解决债务危机。金砖国家应出口更多的需求、而非资本。
     我们有必要确保一些政府对短期融资的急切需求不会损害到欧洲整体前景。即使欧洲人不愿为信誉受损的政府提供资金,它们也不应让外国人这样做。增长放缓和外部债务,对于解决资不抵债的问题于事无补。
    中国不会、也无法独撑全球经济
     路透社亚洲经济记者艾米莉?凯瑟尔(Emily  Kaiser)在9月23日的报道中说,对于苦苦挣扎的全球经济,实际上中国能做的也只有确保自身的经济增长平稳,而这肯定不足以提振全球经济。幻想中国动用高达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再次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或是购买欧洲债券,忽视了政治和经济现实:同其它国家一样,中国把自己的需要放在第一位。
     当前中国自身经济不需要更多的刺激,中国领导人也避免在欧债问题上押错注。这意味着,即使欧美经济形势恶化,中国也仅会在自身经济出现问题的情况下采取应对措施。
     就算北京置国内因素于不顾,像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后时那样再宣布一项6000亿美元的政府支出计划,其产生类似的经济提振效果的可能性也不大。当时,是全球各国同步实施大规模政府支出和降息举措,消除了雷曼兄弟事件后的恐慌情绪。而目前美国和欧洲在这两方面已都无太多的弹药,中国难凭一己之力苦撑全球经济。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表示,要想抵消欧美经济增速下滑3个百分点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需要提高18个百分点。
     中国先前采取的经济刺激计划产生了一些令人沮丧的副作用,今天仍困扰着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中两个最大的问题——高通胀和沉重的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强烈阻止北京采取新的大胆支出计划。不过要是海外形势恶化,且有迹象显示中国经济放缓程度甚于预期的话,中国还是有放松政策的空间。不过刺激措施的规模或将远低于雷曼兄弟事件后的5860亿美元。若经济增速低于8%,将敲响警钟。许多经济学家认为,8%是当下快速城镇化过程中能够创造足够就业的最低增长速度。巴克莱银行分析师最近把中国2012年经济增长预测调降至8.4%。此前已有多名分析师预测中国经济增速将降至接近8%的水准。
     如果面临保不住最低增长速度的威胁,中国最可能采取的方法就是在北京认为未充分开发,或需要开发的领域进行投资。可能投资的领域包括建造更多的廉租房、发展农业或为中小企业减税。对其全球其他国家而言,这样的措施可能仅仅意味着建材需求小幅增长,以及消费者支出会可能微幅上扬,受益的可能仅限于一些跨国公司。
     但即使美国或欧洲陷入温和衰退,损失的产出也会很快使中国经济加快增长的成果相形见绌。在全球经济衰退最严重的2009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萎缩了3.5%。假设美国经济在新一轮衰退中仅萎缩1%,就相当于下降1330亿美元左右,约为中国在上次经济刺激计划规模的23%。
     至于购买更多欧洲公债或向IMF增加注资,中国仍有一些提供帮助的余地。但这需要顶住部分重要官员的强烈反对,更不用说投资如果有任何闪失都会激起纳税人的愤怒。
     而人民币升值将使全球其他国家在贸易上获得竞争优势,并且增强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但北京担心这样会打击国内的出口商,这些企业对于创造就业至关重要。
     中国也可以降低利率。自10月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经连续五次加息,现在可以抹去部分甚至全部的加息幅度。不过北京看起来不太愿意这么做。温家宝总理一直在强调,抗击通胀仍是政府的首要任务。这表明央行最有可能采取的路线是暂停加息,而不是降息。
     只要价格压力还处在高位,中国就会保守行事,不管外界希望中国做什么。
     有太多资金通过非银行贷款渠道流入经济。实际上,有些分析师警告称,中国的影子银行系统像上次金融危机前美国的一样——庞大、不透明且监管松散。而通过大举刺激方案向经济注入更多资金只会让问题更糟。
     上一笔巨款的支出情况仍然存有很大疑问。中国曾鼓励银行向铁路、机场和公路等政府项目提供贷款,其中有些已经变成不良贷款,而且地方政府可能违约是现在中国经济成长面临的重大威胁之一。地方政府债务占中国年度总产值的比例接近27%,一些分析师认为其中四分之一可能会违约。
    如何才能救欧洲?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沃尔夫冈?明肖(By  Wolfgang  Münchau)9月18日文章说,在帮助解决眼前这场危机方面,欧洲央行(ECB)很快将承受把债务货币化的压力。由于德国的反对情绪高涨,欧盟(EU)不太可能通过发行欧元区债券和建立财政联盟,在短期内解决这场危机。
     纯粹从技术层面来说,是否发行欧元区债券,或者欧洲央行是否购买全部债务,其实并不重要。欧洲央行的债务就是一种隐性的欧元区债券。欧洲央行证券市场计划的规模约为1500亿欧元,实际上不足以影响到宏观经济。有人可能会认为,它帮助稳定了金融体系,进而稳定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但是,一旦你将这一计划的规模提高至比如1万亿欧元,你就越过了货币操作的界限。届时,你实施的将是财政操作。
     如果欧元区债券和欧洲央行国债购买计划都解决不了这场危机,有什么其他办法吗?花旗集团的威廉姆?比特(Willem  Buiter)和易卜拉欣?拉赫巴里(Ebrahim  Rahbari)围绕这个问题撰写了一篇出色的分析报告——《欧元区的未来:财政联盟,解体,抑或跌跌撞撞走向“谁弄坏就归谁”的欧洲》 (“The  future  of  the  euro  area:  fiscal  union,  break- up  or  blundering  towards  a  ‘you  break  it  you  own  it’  Europe”) ——讨论了多种可能情形,并排除掉了其中的大部分。他们得出结论称,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欧洲胡乱拼凑出一个远称不上完善的财政联盟。危机将通过违约和破产机制得到解决。它将包含财政联盟的一些要素,比如银行破产机制、对银行业展开联合监管、以及主权债务违约程序,但它在本质上将不同于我们现在所知的任何方案。
     欧盟极有可能会朝这个方向迈进,因为走上这条道路最为方便。但危机现在已经蔓延到了意大利,EFSF及后续的欧洲稳定机制(ESM),是为解决小国的危机而建立的。它们的规模不足以解决大国的危机。此外,意大利不存在短期资金缺口,而是存在长期偿债能力问题。意大利的债务可持续性值得怀疑:其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达到120%;潜在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为1%左右,长期利率为5%至6%。一个通过违约和为金融业提供支撑来解决危机的货币联盟,将很难解决意大利的问题。
     “违约联盟”的概念,在一个核心国家强劲、外围国家疲弱的货币联盟或许还行得通,但在一个核心国家也被疲弱侵蚀的货币联盟就行不通了。包含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外围国家”规模太过庞大,当前的有限责任机制拯救不了它,而它一旦发生违约,也不可能不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
     危机蔓延到了意大利,那就只有发行欧元区债券和建立财政联盟才能解决危机。即使只确立一个以发行欧元区债券为最终目标的长期进程,可能也足以解决这场危机。但这个进程必须是可信的。如果确实可信,那么EFSF乃至欧洲央行就可以尽可能多地购买债券,以稳定市场利率。
    全世界应敦促欧洲尽快行动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9月18日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文章,直指欧洲问题的关键是:政策制定者们的行动缺乏远见。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他们都只做出了避免眼前灾难所需的最低承诺。他们只是在口头上表示乐观,却从不真正付诸行动——即便他们相信行动可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政策制定者们仿佛悲剧般地困在了无人地带——既无法从走了很久的路线上掉头,也拿不出政治决心、迈出任何有一线成功可能的一步。最终,在经受了多年不必要的折磨之后,他们的政策还是全面溃败。
     过去两年来,欧洲经历了与此类似的过程。这一过程已影响到了政策制定者们的可信度。如今,继续过去两年那种不情不愿的渐进主义做法,可能会招致灾难。过去,我们的任务是判定哪些机构属于“太大而不能倒”,而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变成:当一些因太大而救不了的债务国无法偿债时,我们该怎么办?如今的形势跟2008年秋季或历史上任何时刻相比都有许多不同。然而,熟知近代金融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曾经不可想象的崩溃,可能很快就会变得不可避免。
     萨默斯提出了四点解决办法,其中前三点是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已经提出的解决欧洲金融问题所必须遵循的三项原则:首先,欧洲必须设想到欧洲货币体系若干年后的状况,再回溯到现在,决定如何去做。其次,欧洲各银行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十分严重。第三,面对经济大面积停滞,需要采取扩张性的政策。萨默斯提出的第四点是美国近年来的宝贵教训。2008年危机爆发一年后的2009年年底,尽管信贷息差和资产价值已恢复到正常水平,金融体系也恢复了正常运转,但需求不足仍在持续抑制增长。尽管单个家庭或国家可以通过少花多存来改善财务状况,但所有人同时努力削减开支,就意味着所有人的收入都会下降,最终总储蓄额也会减少。德国特别需要认识到这一点:如果其他欧洲国家减少借贷量,那么德国的贷款量也会随之减少,这样算下来,德国的贸易顺差也将减少。
    为了全球复苏,需要全球行动
     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9月25日撰文,提出“为了全球复苏,需要全球行动”的动议。她在文章中指出,全球经济步入了一个危险的新阶段。她认为全球要共同行动,领导力必须压倒边缘政策,合作必须压倒竞争,主动出击必须压倒被动反应。
     她还指出,今日的主要问题是全球金融体系债务过多——国家、银行和家庭都是如此,发达经济体尤是。债务过多损害了信心,拖累了支出、投资和工作岗位的创造。这些国家面临疲软而不稳定的复苏,失业率一直维持在极高水平。欧元区债务危机深化了,财政困境越收越紧。某些方面的政治上的首鼠两端让情况恶化了。社会紧张正在悄悄膨胀,这大大加速信心危机。
     我们需要集体行动来提振全球复苏,主要包括四条政策路线:修复、改革、再平衡和重建。
     首先是修复。只有一直困扰着复苏的资产负债表压力(包括国家、家庭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有所缓解后,我们才有能力做其他事情。发达国家需要拿出可信的中期计划来稳定和削减公共债务。
     但过快的整合会伤害复苏、恶化就业前景。解决的办法是:可信的提振并稳定储蓄的中期措施将有助于为今日的增长创造空间,因为这样的措施能减缓整合节奏。缓解家庭和银行的压力也很重要。就美国而言,奥巴马总统最近提出了重振增长和就业的方案,此外还有更为积极的债务本金削减计划和协助屋主利用低利率的计划,这些计划都将有所助益。在欧洲,各国必须切实通过可信的财政整合解决各自的融资问题。此外,为了支持增长,银行必须持有充足的资本缓冲。
     其次是改革,其中金融部门是重中之重。从积极的方面看,我们在高质量资本和流动性标准方面已经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具体安排也已经获得了一定进展。但还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避免监管套利。除了金融改革,还需要社会改革,特别是,我们需要识别并培养有助于充分就业的增长源。这一点对年轻人来说尤其重要。
     集体行动的第三大目标是再平衡。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这意味着当私人部门强劲到足以成为增长引擎的时候,需求源应该回到私人部门。这一点目前还没有达到。再平衡还包括全球需求从外部赤字国转移到拥有大量经常项目盈余的国家。发达国家的支出将减少,储蓄将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关键新兴市场必须填补空白,提供全球复苏所需要的需求。但这一类型的再平衡也仍然不足,而若发达经济体滑入衰退深远,没人能够独善其身。
     第四是重建。许多国家,包括低收入国家,需要重建经济防御设施,比如强化预算状况,以保护自己不受未来动荡侵扰。这还有助于为提振增长的公共投资和重要的社会安全网建设提供空间。(完)
    (整理、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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