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续第83期）

                          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2009年第89期（总第1011期）2009年12月1日（星期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内外经济动态》课题组
                         经济热点分析
    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续）
    （续第83期）
    理论界纵论“国进民退”
     民营经济发展有助于经济持续稳定回升。车海刚在2009年6月23日《半月谈》发表文章指出，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破除垄断、开放市场、放松管制，激发民间资本和民间创业力量的参与热情，才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根本动因。此番应对金融危机，假若仅仅倚靠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而没有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的跟进，将很难形成稳定、持续的经济回升，并且还有可能“绑架”财政，陷入支付危机和通货膨胀的新困境。
     要吸取乡镇企业盛极而衰的教训。2009 年7月13日《投资者报》刊登的文章认为，新一轮“国进民退”，要吸取上世纪90年代大量乡镇企业被挤压、收编的教训。从1984年获得合法身份的乡镇企业，到1997年底总数超过2000万家，资产总额约3.3万亿元，就业人数1.3亿，产业增加值占全国GDP30%，可谓盛极一时。但10年后的 2007年，乡镇企业占GDP比重却不足30%，成为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无法与GDP同步向上的重要原因。国资、国企与非公经济的此消彼长，涉及层面更多，利益博弈更复杂，基于中国市场经济的长远发展，面对新一轮“国进民退”浪潮，决策层该适可而止，不必再推波助澜。
     市场化萎缩后果堪虞。2009年10月19日《观察与思考》刊载的文章分析称，国进民退所释放出的信号是市场化萎缩。国企凭借强大的资金和政策保护攻城略地，将民营企业挤到角落上，就像在拳击场上，两个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大个子将小个子打倒在地，然后绕场一圈，狂欢胜利。长此以往，民营资本不仅难以进入垄断行业，而且还将在各个经济领域被越来越边缘化。如果民营经济纷纷退出竞争性行业，让国有企业唱独脚戏，那么，我国经济领域将有可能再一次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
     国进民退如果过头会带来效率下降。美国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在2009年9月19日《中国产经新闻》刊登的访谈中指出，中小企业无缘政策优惠从而遭受重创的局面，就近期来说，会带来法制倒退，现在看起来，这个趋势难以逆转。远期来看，中国“国进民退”走过头之后，中国的经济效率肯定会下降，呆坏账的比重会重新上升，然后迎来新一轮的“国退民进”，但是在时间上，这样的局面还要等几年。
     资本和市场份额集中最终将捆绑风险。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叶檀在2009年9月18日的论谈中指出，“国进民退”让资本和市场份额向国有部门集中，同时国有部门的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互相渗透，利润向国有部门加速集中的趋势已经出现。正如美国华尔街的投行一样，危机的种子在繁荣之时就已经种下。当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购买力最终无法消化国有部门巨大的产能时，国有大型企业和大型金融机构互相捆绑风险，将造成货币信用的急剧下降，必然殃及整个中国经济。
     2009 年7月22日《南方周末》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强调，监管失效前提下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进民退，是以市场的名义去市场化，属于明显的体制复归；更可能蜕变为特殊利益集团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跑马圈地，从而加深中国经济权贵化、寡头化的趋势。重建监管固然是根本，但这需要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当务之急，是必须明确一般竞争性领域国进民退的社会危害，首先在经营范围上为垄断国企套上笼头，划定边界，非经授权一律不得越界经营。这当然意味着垄断国企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这样做肯定要伤害某些既得利益，阻力之大不难想见。但如果不这样做，国企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继续咄咄逼人，则肯定要伤害全体国民的利益并威胁国家经济安全。这二者难有调和余地。两难之间何去何从？我们正面临选择。
     国企深化改革首先要划清边界。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顾问保育钧在 2009年10月23日《搜狐财经》所作的专访中指出，我们的国有体制改革从1998年开始改，到2003年之后基本没落实，回潮的标志是两个：第一是边界的扩张，本来国有资产涉及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现在公共基础设施，像公路，他不修，不去投资，去投什么呢？做房地产，现在中央国有企业当中2/3的国有企业涉及房地产，国有企业的利润1/3以上来自于房地产，各地的“地王”基本都是国有企业，所以国有企业这些年无边界的扩张，恶炒地皮这个歪风不刹住，与民争利，还有发展的空间吗？国有企业要深化改革，第一个问题要划清国有企业的边界是什么，就是给国有资本、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定位，你究竟是干什么？应该在一定分为内讨论，国有企业是赚钱的，是保值增值呢？还是为公共服务的？这个事情不可不辩。保育钧认为，中国现在的重组并不是以市场为导向，体现的并非优胜劣汰，而是国企拿着国家注资和银行优惠贷款来并购。这样的资源分配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都是不合理的，意味着市场化进程的倒退。
     行业垄断最终损害公众利益。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在2009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披露的一次经济研讨会上表示，一些国有大企业实际上处于垄断状态，行业垄断最终损害的可能是公众利益。如石油、电信等行业，公众一直对其高价、高薪酬责有很多质疑。一些垄断行业，连扫地的员工的月薪也有五六千元，这样下去，必然会对整个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行业向民企开放。在公平公正原则下，民企在各行业一展拳脚，为社会创造了很多财富。民企还与国企公平竞争，互相取长补短，推动各种经济模式不断进步。因此，警惕“国进民退”不仅是经济策略问题，更是事关坚持改革开放的重大原则问题。
     2009 年8月26日《南方周末》刊载的文章论述说，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国企的膨胀所带来的“看得见的”收益其受益群体往往清晰而集中：国企雇员、与国企有紧密联系的政府部门和人员；而“看不见的”损失却由模糊、分散的人来承受——消费者、纳税人等，可以说受损者的组织资源很少、组织程度很低。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当初“国退民进”会引起民怨沸腾、而今天“国进民退”时则进行得不知不觉的原因之一。这些“看不见的”损失不但损失本身是看不见的，受损者也是看不见的，所以这种看不见的危害大约要通过很长的时间、很长的链条才能展现。
     国进民退是客观发展的现象。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朱云来在2009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回答专访时表示，“国进民退”不一定对，但是客观发展的现象。从长远来看，我们应该认识到民企是很重要的社会经济的一部分。而且它也是有很多很积极的部分。民企的创造力，工作的努力的程度也是很难能可贵的。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来讲，可能会有一些行业政策的系统的审查、制定、调整，税收的问题、薪酬的问题等等，还有一些行业的不合理的垄断，还也一些不合理的壁垒，新市场分割的问题，各地区的市场的分割，有一些行业的垄断事实上还是有一些垄断因素在里面的。这些因素应该有一些系统的讨论，我相信中国的经济还会有更好的发展，民企有广阔的天地，同时国企也还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骨干性的企业甚至是基础性的企业，国企也给国家经济带来了很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这也是不能忽视的。
     国企和民企必须平等。2009年10月29日凤凰网财经评论员余丰慧指出，必须让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都从市场中获取资源，地位平等，才能共同促进和激活民营企业发展。当前，必须对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税收、市场准入、信贷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创造优良环境，激活民间投资。衡量当前中国经济是否根本好转，主要看三个指标：一是民间投资欲望是否强烈，是否激活，是否有内生动力，二是消费是否真正启动起来，三是就业状况是否根本好转。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在于投资规模多大，GDP增速多高。
     国进不能以民退为代价。和利资本CEO吴鹰在2009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发表的访谈中指出，国进是没有问题的，但不能以民退为代价，应该是同时进，而且还是由民营企业或者是市场化经济为主导推进。中国希望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这需要看很多具体的指标和市场化的程度来承认市场经济的地位。很重要的是真正使民营企业有很大的生存的空间。
     谁进谁退不重要。2009年10月16日《北京商报》刊登的文章评论称，当2004年“国退民进”那会儿，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曾语出惊人地提出，目前已经不存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争利的问题，问题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在联合起来侵吞国有资产。现在不存在竞争问题，现在是比谁快。谁快，谁侵吞的国有资产就多。而现在“国进民退”、“央进地退”了，咱们也许不该纠缠于是“国”、是“民”、还是“公私合营”，因为重点也许是“国”和“民”和“地方”一起在侵吞政策之利，也不存在竞争，只是比谁快而已。
     2009年8月25日《羊城晚报》的报道称，对于眼下房地产业“国进民退”的现象，王石首次坦率发表其看法。不要太在乎现在的国进民退，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有时候是国退民进多一点，过一段又会表现为国进民退多一点。上一轮国退民进的改革，竞争权已经转到民营企业的手上，就算现在再次“国退”，那么“民”做好“进”的准备了吗？资金、人才等方面如果没有成熟到可以承接的水平，“国退”的一个后果就只是财产的掠夺性转移，没有任何创造。
    市场化的重组整合必须避免损害民营资本的权益
     “新公私合营运动”需引起重视。叶檀在2009年8月3日《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文章对时下兴起的“民企傍央企”的新公私合营运动进行了评论。她指出，新公私合营运动是形势逼迫下的产物，民营企业急于做大做强，不得不借用大型国企的力量，而国有企业为了占据现有的市场，希望并购或者纳入具有竞争力的民企。新公私合营运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引入国资成为大股东，另一类则是彻底被国资控股，戴上了红帽子。前者如万通，并未让国资成为控股者，不过是借力打力；而后者则被收编入国企的集团军中。历史让人唏嘘，老一辈企业家张瑞敏、宗庆后等好不容易摘去的帽子，现在民企自己又乖乖戴上了。
     叶檀指出，新公私合营运动有两种可能的路径，如果民企资源环境继续恶化，所谓新公私合营就是简单的国进民退，国营企业生产方式的卷土重来；但还有一种可能，如果国企深化改革，那么与民企的合作将成为深化国企改革的契机。把中国的新公私合营与美国政府对企业的救助混为一谈是不合适的，美国不存在国企独掌大部分重要资源的土壤，政府资金的介入是金融危机的特殊产物，在经济萧条时短期出现。而我国则是制度性的资源分配决定了民企的傍大款行为，是经济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的象征。
     晋煤整合需避免损害民企利益。2009年10月5日《学习时报网》刊登余闻的文章指出，煤炭资源整合一段时期来受到社会的关注。总体而言我不赞成借危机而 “国进民退”，但具体到山西的这个个案，我还是赞成的，这是因为，山西的是次整合，客观上有利于减少矿难、环境污染，以及腐败等。不过，整合必须避免损及民营资本的权益，更不能借“整合”对民营资本进行过度剥夺。提及这一点，是因为在政府意志推动的整合中，当民营资本的力量还没达到可以和政府进行对等博弈的程度的时候，会使得整合过程极易损害民资的利益。但现在看来，这点不太乐观。
     2009年11月9日《中国经营报》发表的《晋煤国有化：一场非均衡博奕》的文章指出，晋煤重组的最大问题，在于采用了下指标、时间表、责任制的行政方式，把已经过市场确认的资产分解到11个地市，限期完成，违背了民法的自愿原则。质疑者表示，这种由政府自行确定补偿比例，是强制定价，以行政权干涉市场的资源配置，混淆矿产资源出让与转让行为的性质，加剧了兼并与被兼并方的矛盾，损害了市场配置资源机制。
     2009年8月13日《中国经济时报》刊登的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的观点认为，通过市场化手段进行的兼并重组的前提是买卖双方都是自愿，市场化的重组应该是控制权的重组，而非产权的重组。重组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煤矿规模的大小，也不在于产权的归属，关键在于能否通过长期协议使得双方利益长期化。在煤炭问题上，长期协议应该是一个灵魂，是改革最关键的问题。在同一篇报道中，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指出，将小的民营企业并入大的国有企业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会使效率降低。煤炭行业全是大型国企无益于市场化改革。正确的办法应该是民营企业整合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整合国有企业。
    国企民企如何协同发展的思路
     振兴民间资本投资要把握好“度”。2009年第8期《新经济》发表的文章指出，其实民间资本投资动力不足的问题由来已久，并正在成为拖整体经济复苏后腿的一条跛足。如何让民间资本投资动力重现？或许应该把握在具体行业界限这一“度”上。这也是引发国进民退诟病的原因。
     文章称，所谓的度，应该是在救市过程中，政府注重与企业保持一定距离。比如，美国就很注意在救助企业过程中，只购买金融机构无表决权和不可转换的优先股、政府不派出董事、不参与管理等。英国政府则将包销有投票权的普通股、委派独立董事、参与金融机构管理。任何政府现阶段的政策，都应该只是应对危机的过渡行为。政府干预措施的力度和时间长短取决于市场表现。市场下行越少，政府干预力度也应该越弱。无论是哪个国家，也都应该在政府调节市场时为退出企业留下后路。譬如，以规定股息方式，政府鼓励企业经营状况改善后赎回政府购入的优先股。
     文章强调，在中国的救市过程中，不妨可以考虑的是，国有企业如何与民营企业结盟，共建项目，寻求互利，而非并购民营企业，借机洗牌。
     要为行业竞争奠定良好的制度性基础。毕舸在2009年8月28日《民航资源网》刊载的文章指出，只有进一步加大开放领域，通过引进民营、外资，明晰产权界定，强化竞争态势，才能为该行业竞争过程中的产权流转、资产融资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奠定良好的制度性基础，确保市场秩序和民众经济权利以及其他各项权利的积极实现，消弭国有企业过度集中下的排斥效率、盲目扩张、让政府及全体纳税人埋单等积弊。
     打破行业垄断  降低行业准入标准。2009 年7月24日，高盛邓体顺接受《南方周末网络》专访时指出，国进民退的状况，如果是从短期的、救急的方面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要防止的风险是这种短期的措施长期化。否则，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活力。从而会影响到长期经济繁荣的前景。理想的做法是，现在经济稳下来之后，追求一些结构性改革，比如这些行业垄断的打破，一些行业准入的放低，给民营企业更多的行业准入的机会，平等竞争的机会。这个是中国下一轮经济发展潜在的亮点。
     以 “国有民办”方式并购重组。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李华芳在2009年9月8日《解放网》发表的文章指出，并购重组本身不过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手段，但 “国进民退”却可能误用这种手段，进而扭曲市场。“政企分开、民进国退”应是未来的出路。在目前山钢案例中“国进民退”成为既定事实的情况下，也应该尽量采用“国有民办”的方式来求得边际上的改进。李华芳在9月22日同一网站发表的文章进一步提出，要使得经济获得可持续的发展，解决民间资本的投资难问题刻不容缓。除了反思“国进民退”之外，更要创造机会实现“民进国退”，例如放开重大项目建设，降低微观金融服务门槛，允许民资进入。即便在“国进民退”已成定局的领域，也可以考虑尽量采用“国有民办”、“责任承包”等形式，来发挥民间活力，推动经济增长。
     对民营企业的政策不能大起大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在2009年10月28日《南方周末》刊登的文章指出，对民营企业的政策不能大起大落。2003年的铁本事件历历在目，政府在经济过热要压时，希望它挥之即去；但要想到还有要召它回来的时候。经济有起有落，体制要稳定，经济过热处理时至少要一视同仁。中国企业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对民营的处理不能跟着周期走，不能大起大落。
     应建立草根金融机构服务于民企。据2009年10月26日《第一财经日报》，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提出，国家应该建立大批草根金融机构，用来服务于民营企业；应倡导金融领域改革，放开金融领域的限制，多成立社区银行、乡镇银行，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要建立使各种经济成份都能发挥效益的机制体制。前述余丰慧的文章指出，每一种经济制度和经济成份都有其优势和弊端，关键要建立这样一种机制体制，使得各种经济成分都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率和效益，把每一种经济成分和手段用到最为需要的行业和地方。不必过分强调国有经济比例多少，民营经济比例多少，要强调哪些行业实行国有可以保证经济、民生安全，哪些行业实行彻底民营化有利于提高效率、公平竞争，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对央企“地王”要严格监管。来自2009年7月23日《江南时报》的文章指出，国资委必须高度重视央企频频中标地王现象。不提倡央企中标地王的态度要坚决，措施要具体和过硬。对于已经中标的央企，从风险上加强预警与监管、从经营效益上严格考核。对于违背国家政策延迟开发囤地以及由于盲目中标地王而出现经营亏损的，要坚决追究责任，决不能当作一般经营亏损对待。
     引进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业控制国企投资风险。2009年9月18日《凤凰博报》发表的文章指出， “国进民退”恐怕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现实的做法是研究出趋利避害的法子。国有企业投资上项目的一大弊病是投资主体对投入的资金缺少责任感，而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业可以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一条思路。让民资性质的风投和私募公司在政府资金和被投资企业间扮演桥梁和纽带作用，使前者不去干预所投资企业的日常经营，使后者真正做到对投资者负责，这应该是中国下好“国进民退”这盘棋的一条有益思路。
    欧美国家的“国进民退”与中国的有何不同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在2009年9月26日《东方早报》的专访中对欧美国家与中国“国进民退”的差异作了分析。他指出，这两种现象要区分开。金融危机中，欧美国家出现了金融机构的国有化，因为雷曼兄弟倒台后，市场信用不灵了，只好临时用政府信誉作为替代，防止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我们现在的“国进”，是因为金融体系要崩溃了、只能靠政府救急吗？不是的。我们的金融体系和国民经济受到些冲击，但不存在崩溃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国进”，为的是什么呢？另一个区别也很明显，欧美国家的“国进”是临时措施，有“进”有“退”，危机过去了就退出。美国政府最近要分批出售手中持有的金融机构股份，准备退出。我们的“国进”是有进无退，永久性地进入，既没有说退出，也不准备退出。                                                          （完）
    （摘编：叶红；责任编辑：王砚峰）
    2009年第89期（总第1011期）  2009年12月1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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