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排及相关问题讨论（二）

                              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2009年第63期（总第985期）2009年8月25日（星期二）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内外经济动态》课题组
                           经济热点分析
    减排及相关问题讨论（二）
     ——低碳经济的机遇与挑战
    一、低碳经济将成为经济新增长点
    低碳经济将成为“后危机时代”实体经济发展出路
     在 “后危机时代”如何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正日益成为各国关心的问题。《文汇报》2009年7月2日发表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李志青的文章认为，从当前看，实体经济的调整已非纸上谈兵，最可能的调整方向，是结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向有别于传统实体经济的新经济形态转型——发展低碳经济和与之对应的低碳金融。
     文章表示，历史上几次重大的全球性和区域性金融危机都表明，虚拟经济的泡沫化和危机，总与实体经济的衰退相伴随。本轮全球性经济与金融危机同样符合以上规律：一方面，以石油消费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实体经济增长趋缓，各种要素报酬因技术进步速度放缓而递减；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的生产能力超过了实体经济的需求水平，出现了“金融产能过剩”。
     在此情况下，缩减虚拟经济的生产规模或扩大实体经济的需求，似乎是可行的两种选择，前者意味着虚拟经济部门的裁减或者转移，后者则需要实现实体经济的新一轮增长。但是，在实体经济部门要素报酬递减的情况下，传统实体经济已无法消化虚拟经济部门多余的产能，而裁减虚拟经济部门绝非长远之计。于是出路只剩一条，那就是为实体经济发展寻找新的空间。而气候变化成为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硬约束，调整实体经济发展方向，向“改善气候”所要求的新经济转型势在必行。
     文章指出，实体经济变革与转型的目标，是既能为眼下庞大的虚拟经济创造足够的新需求，也能将自身发展与改善全球气候有机结合。要满足这两个条件，关键在于如何将碳减排的压力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有理由相信，低碳是“后危机时代”的实体经济的方向与出路。理由是：1.低碳技术有全球应用价值，收益效应明显。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这意味着一项有效的低碳技术可以在世界各国推广应用，新技术在广泛应用的过程中将获得较高盈利。2.低碳经济有较长的产业链，产出效应明显。低碳经济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着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在“后危机时代”足以支撑虚拟经济。
     文章还分析，金融体系为适应低碳经济，需要转型。低碳金融是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的重要领域，也是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必备内容。
     1. 低碳金融的首要目标，是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低碳经济目前处在起步初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抵押担保条件。但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不可能小视低碳经济的长远发展前景。就产业规模和范围而言，仅在新能源领域，最新预测称10年内我国的新增投资就将高达4.5万亿元人民币。近期国内外多家银行推出的“绿色信贷”项目，便是低碳金融的有益尝试。
     2.低碳金融可为国际碳交易提供平台和工具。在相关国际公约的规定和控制下，全球已经形成碳排放权的统一交易市场，共有强制减排交易、自愿减排交易、配额交易和零售交易四种主要交易机制，目前的年度交易量在350亿-400亿美元。我们应当研究国际碳交易和定价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做好碳交易的各项金融服务工作；同时可借鉴国际上的碳交易机制，研究探索交易制度，构建属于中国的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多元化、多层次的碳交易平台。
     3.低碳金融意味着金融创新。低碳经济与国际碳贸易的出现，对于以传统制造业为服务重点的金融体系提出了挑战，因此金融必须创新以适应新趋势，可以发展低碳掉期交易、低碳证券、低碳期货、低碳基金、低碳保理等各种低碳金融衍生品。近期，应对低碳经济发展需要的低碳金融机制和工具，如清洁发展机制、合同能源管理等，已经受到市场关注。假以时日，低碳金融必将逐步成为银行、保险、交易所等金融机构的发展重点。
    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需解决哪些问题？
     据8月13日《第一财经日报》发表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文章表示，中国有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也有低碳经济发展的空间。
     文章分析，中国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
     1. 需要确定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这个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和能源需求的规律性特征。与发达国家相同的是，中国必然经历城市化进程，这一进程中具有高能源消费、高排放的特征；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面临着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稀缺等诸多挑战。国际金融危机会影响中国短期经济增长，然而，中国经济还将保持较高增长，城市化进程将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能源需求也将保持较高的增长。
     2.应当研究确定低碳经济发展概念、内涵和路径。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应当通过低碳经济发展引导经济结构改变和调整。以目前的能源和环境情况看，中国不能援用西方国家的耗能方式，需要寻找适合国情的能源消耗方式，包括生活方式。中国还有几亿人口正面临生活方式的选择，政府可以从战略和政策上引导他们的低碳选择，许多经济发展政策和战略都需要重新考虑。低碳路径包括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以低排放、高能效、高效率为特征的城市规划和设计。地方政府和金融业通过政策激励和融资支持，驱动技术创新和资本流动，推广有效的低碳技术。
     3.能源战略需要进行调整。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研究认为，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在能源生产和消费，要求能源战略作出相应的调整。以往的能源战略，只是简单地从能源供给侧考虑，低碳经济发展要求改变这一传统模式，结合能源需求侧管理，通过对能源供给投入或者对节能投入的选择，将满足一定能源需求的碳含量最小化。还需要改变以往仅由资源约束的能源供需增长和能源结构规划，将二氧化碳排放作为满足能源需求的约束，从而对能源结构的含碳量进行约束。以往从能源供给侧考虑能源安全，即石油战略储备的能源安全观念应当改变。随着能源价格日益走高，中国经济稳定发展将越来越受到能源价格的冲击，而经济不稳定直接影响节能减排。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必须站在整体能源的高度，考虑能源在不同种类之间的替代性、能源价格的联动性以及能源约束的相关性。
     4.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显然需要广泛的政策支持。低碳经济发展集中反映为能源问题。能源的主要特性包括外部性、不确定性、公平性和不可再生性。围绕这些特性，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要求制定相应的政策原则。
     5. 能源补贴是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低碳经济发展必须正确面对的。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补贴问题，常常是补贴过多和补贴方式不当。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包括改革能源补贴方式，以及在低碳经济发展中考虑取消能源补贴会对经济、社会和环境产生什么影响，特别是考虑取消能源补贴对贫困人群的影响。
     6.不同的碳排放量相对应的能源结构不同，不同的能源结构会有不同的能源成本，需要对不同的能源结构成本进行分析，研究其对经济增长、就业等方面的影响，从经济社会角度考虑一定量的碳排放约束是否可以接受，从而确定和选择与低碳经济发展目标相适应的能源结构。
     7. 从低碳经济发展入手推动绿色产业发展，还可以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手段。中国政府在应对危机而提出的扩大投资计划中，已经明确提出，要推动产业升级整合、提高能效和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则需要在危机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低碳经济发展与中国政府目前调整产业结构的要求基本一致。
    二、碳交易带来新机遇
    碳交易市场发展恰逢其时
     根据《京都议定书》的协定，全球将限制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0）、氢氟碳化物（  HFCS）、全氟化碳（PFCS）、六氟化硫  （SF6）六种温室气体排放。《京都议定书》规定，从2008年到2012年期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其中将欧盟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和加拿大削减6%。发展中同家虽然没有减排指标，但对世界环境的恶化“负有共同的责任”，有义务采取行动限制发展中带来的环境恶化。《京都议定书》规定以“联合履行（JI）”、“清洁发展（CDM）”、“国际排放贸易（IET）” 三种灵活机制帮助发达国家履行减排目标，允许企业之间和国家之间进行温室气体排放配额的自由买卖。从而催生了全球排放权交易。
     根据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曾刚等学者介绍，碳交易市场，是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金融活动和交易的总称，由于二氧化碳在其中占据绝对地位而得名。这一市场既包括排放权交易市场，也包括那些开发可产生额外排放权（各种减排单位）的项目的交易，以及与排放权相关的各种衍生产品交易。
     根据《产权周刊》文章介绍，目前，国际上主要的排放权交易机构有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欧洲气候交易所、加拿大蒙特利尔气候交易所。  
     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成立于2003年，是全球第一个也是北美地区唯一的一个自愿性参与温室气体减排量交易并对减排量承担法律约束力的先驱组织和市场交易平台，开展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物、六氟化硫等6种温室气体的减排交易。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交易系统由三个主要的部分组成，一是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交易平台、二是清算和结算平台、三是注册系统。  
     欧洲气候交易所成立于2004年，是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的一个全资子公司，总部设在英国伦敦。是由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与伦敦国际原油交易所（IPE）合作，通过伦敦国际原油交易所的电子交易平台挂牌交易二氧化碳期货合约，为温室效应气体排放交易建立的首个欧洲市场。  
     加拿大蒙特利尔气候交易所，于2008年5月30日在蒙特利尔正式开市，是加拿大首家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交易机构。蒙特利尔气候交易所是由加拿大主要金融衍生品交易所——蒙特利尔交易所同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联手打造的。
     根据2009年8月25日《中国证券报》，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曾刚等发表的文章指出，作为新兴的金融市场，碳交易市场在近几年发展迅猛。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8年，全球碳交易总额已达到1260亿美元，为2005年的10倍多。其中，基于配额的交易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
     2008 年，基于配额的市场交易额为920亿美元，占全部碳金融交易总额的74%左右；基于项目的交易成交金额为72亿美元。此外，以CDM为基础，从事CERs 现货、远期和期货交易的二级交易市场发展迅速，2008年，该市场的交易金额为260亿美元，是2007年的5倍，占全部碳交易总额的21%。
     碳交易市场的迅速发展，大大促进了全球清洁技术的开发和运用，并逐渐成为了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机制。不过，就目前来看，国际碳交易市场依然存在一些根本性问题，这给其未来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
     1. 市场分割。目前国际碳交易绝大多数集中于国家或区域内部（如欧盟），统一的国际市场尚未形成。从事碳金融交易的市场多种多样，既有场外交易机制，也有众多的交易所；既有由政府管制产生的市场，也有参加者自愿形成的市场。这些市场大都以国家和地区为基础发展而来，而不同国家或地区在相关制度安排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排放配额的制定及分配方式、受管制的行业的规定、是否接受减排单位、如何认定减排单位以及交易机制等等，导致不同市场之间难以进行直接的跨市场交易，形成了国际碳交易市场高度分割的现状。
     2.政策风险。首先，国际公约的延续性问题产生了市场未来发展的最大不确定性。《京都议定书》在2008年正式实施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国际碳交易市场高度分割的现状，但是，《京都议定书》的实施期仅涵盖2008-2012年，各国对其有关规定仍存有广泛争议。目前所制定的各项制度，在2012年之后是否会延续还尚未可知，这种不确定性，对形成统一的国际碳交易市场产生了最大的不利影响。
     其次，减排认证的相关政策风险可能阻碍市场发展。在原始减排单位的交易中，交付风险（Delivery  RISk，即减排项目无法获得预期的核证减排单位）最主要的风险。而在所有导致交付风险的因素中，政策风险是最突出的因素。由于核证减排单位的发放需要由专门的监管部门按既定的标准和程序来进行认证，因此，即使项目获得了成功，其能否通过认证而获得预期的核证减排单位，仍然具有不确定性。从过去的经历来看，由于技术发展的不稳定，以及政策意图的变化，有关认定标准和程序一直都处于变化当中。而且，由于项目交易通常要涉及到两个以上的国家（包括认证减排单位的国家和具体项目所在的国家），除需要符合认证要求外，还需要满足项目东道国的政策和法律限制。这使政策风险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3.交易成本巨大。在目前的国际碳交易市场中，尤其是基于项目的市场中，较高的交易成本也对市场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其中也包括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基于项目的交易涉及到跨国的项目报批和技术认证问题，为此，监管部门要求指定运营机构（DOE）来负责项目的注册和实际排放量的核实，所涉及的费用较为高昂。此外，由于目前缺乏对中介机构（即DOE）的监管，有些中介机构在材料准备和核查中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甚至提供虚假信息。所有这些，都在无形之中加大了市场的交易成本，不利于项目市场的发展。
     但文章同时认为，国际碳交易前景看好。
     从对减排问题的态度来看，全球主要经济体逐渐趋于一致。在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后，许多重要的工业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并未签字通过该合约。不过，在随后几年中，这些国家的态度发生了重要的转变。2007年12月，澳大利亚签署通过了《京都议定书》。
     在美国，尽管布什政府拒绝签署该协议，但一些州政府在2008年自愿联合建立了RGGI交易体系，尝试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新任的奥巴马政府积极支持减排，并推动了有关的立法进程。根据目前的《清洁能源和安全议案》的设想：美国在2020、2030和2050年的目标排放水平分别为1990年排放量的96%（削减4%）、68%（削减32%）和20%（削减80%），并以此为基础设定排放配额并加以分配和交易。考虑到美国为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排放量占全球总额的25%以上），该法案如果最终得以通过，对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将产生重大的推动。
     在欧洲，欧盟继续延续着其在减排问题上的积极态度。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安排中，欧盟继续逐步加大减排力度，承诺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至少减少20%，并将减排限制扩展到更多的行业（如航空业）。此外，欧盟还打算在第三阶段时，在配额分配中引入拍卖机制，以提高交易的效率。
     除了减排问题上的立场渐趋一致外，各国也在不断强化有关领域的国际合作。200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产生了“巴厘岛路线图”，为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关键议题确立了明确议程。2008年7月，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就温室气体长期减排目标达成一致。2009年  12月，联合国气候大会将在哥本哈根召开，以讨论“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即2012年之后）国际合作的框架与具体细节。
     总体上看，国际共识的形成以及国际合作的强化，将会有助于扫清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的障碍，对其进一步的快速发展以及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国际碳金融交易或许将很快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排放权交易面临的机遇和风险
     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中国现阶段还不承担减排义务，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签署和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并承诺到 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森林覆盖率由2005年的18.2%提高到20%。中国的节能减排努力，将为全球减少碳排放总量做出重大贡献。  
     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发达国家在2012年要完成50亿吨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其中一半要以CDM的形式实现，而中国将占到2010年世界总CDM潜力的35%至45%。从减排成本上来说，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高5至20倍。巨大的成本差，促使中国企业正在成为全球排放权交易最大的卖主。
     根据《产权周刊》文章介绍，据不完全统计，到2007年为止，全球300亿美元的排放权交易量中，由中国输出的大约在30%以上，即100亿美元以上。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2012年全球排放权交易市场将达到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按30%测算，到2012年，中国将输出500亿美元的排放权交易量，按6.5∶1的汇率计算，将达325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目前全国产权交易机构年交易额的3倍。可见，中国面临排放权交易的巨大商机。
     目前，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能源环境交易所三家排放权交易所，都是由产权交易机构发起或参股设立的。而在杭州，一份《杭州市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实施细则》的政府文件，提出了排放权交易的规则和监管措施，使杭州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其他一些省市产权交易机构也正在开展环权交易的探索。  
     2008年8月5日，北京产权交易所和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几乎同时成立了两家以交易环境（能源）产权为核心业务的交易平台。9月28日，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成立，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以 22%股权成为第三大股东，2009年3月19日，挂靠在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内“湖北环境资源交易所”正式启动，四家从事低碳经济的平台均带有产权交易机构的血统。  
     目前，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能源环境交易所都建立了全球排放权交易的通道。其中如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是国家财政部和国家环境保护部批准的排放权交易综合试点机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还是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的股东单位。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成立初期主要致力于已相对成熟的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权的交易，并将根据国家政策允许探索主要污染物跨省交易、经核证的减排量（CER）以及节能量等产品的交易。我国各省市产权交易机构可以通过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等同行机构，参与全球经核证的减排量（CER）以及节能量等产品的交易。  
     2008 年12月11日，由北京市相关部门组织的“绿色出行  碳路行动”所产生的8895吨CO2作为生态补偿指标在北京环境交易所挂牌；2008年  12月 23日，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组织完成一笔二氧化硫排放指标交易，这是该交易所首笔基于互联网进行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电子竞价交易动；今年3月28  日，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发布最新消息说，其核心驻场会员上海润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交易平台顺利完成了二宗碳排放交易项目。
     2009年6月 18日，北京环境交易所和纽约-泛欧证券交易集团BlueNext举行合作签约仪式，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指出，“BlueNext交易所是欧洲最重要的碳汇买方聚集平台，中国是潜力巨大的排放量供应市场，两所合作将建立买卖双方高效交易的桥梁”。  
     不过，据新浪财经报道，虽然目前国内处于领先位置的四家产权交易机构均成立了从事低碳经济的专业平台，但在当前这条道路走得还相当艰辛，四家交易平台成立之后，真正实现的交易屈指可数。有专家指出，“实现真正的碳交易需要大量的基础性工作要做，根据《京都议定书》和相关国际公约，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还不需要履行国际减排义务，所以要硬生生的在国内开辟出这一市场并实现实际交易还不现实，交易平台成立之后更多的是做一些环保技术、设备以及环保企业股权方面的交易，另外就是积极运作开发中国的CDM项目”。  
     北京环境交易所出具的资料显示，此次两家交易所的战略合作主要围绕北京环交所的CDM项目同时在后者渠道上发布，也就是将建立“CDM项目信息服务的国际平台”。  
     根据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所副教授段茂盛的介绍，一个CDM项目的开发大概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项目设计；第二个阶段是合格性确认，项目经过联合国认可以后，成为的一个合格的CDM项目，而到底能够产生多少减排量，取决于项目的运行情况；如果联合国认可就会签发给这个项目相应数量的减排指标，企业拿到减排指标之后，就可以到市场上进行交易，从而完成第三个阶段。
     而据长期从事国际间CDM项目运作的国际能源系统集团副总裁张化本的介绍，当前国家发改委批复的CDM项目为2000多个，通过联合国认定注册即获得“可核证的排放削减量”（CER）的只有400多个，即便如此，并不是每个被联合国核准CDM项目都能够顺利成交，中国的CER产出率小于6%。“顺利实现交易面临两个门槛，一是联合国的核准，一个是买家的认可”，张化本说： “主要是因为大多数项目不达标，而联合国的核准门槛越来越高”。  
     而在当前，由于合规格的CDM项目较少，买卖双方之间的信息比较透明，如果北京环境交易所只做单纯的信息披露，或许并不适合当前的CDM市场现状。  
     对此，北京环境交易所副总经理靳国良指出，交易平台一方面是披露信息，另一方面是集合买卖双方以及经纪会员，买卖双方的多边性有利于增强中国作为卖方的议价能力，“不仅节约成本，还有可能实现高溢价”。而另一位业界专家则认为，当前中国的多数CDM项目还不成熟，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或者平台去做培育，引导项目符合国际买家的要求，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也是交易平台和专业经纪会员可以积极介入的市场。
     另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指出，由于目前碳交易规则基本上由发达国家设定，按现行规定，发展中国家企业不能直接将减排配额出售到西方市场，其卖出的二氧化碳减排权要发达国家的碳基金和公司或世界银行等机构参与后，才能进入国际市场。这使得投资于减排权转让的基金或公司可以从中赚取丰厚利润，每项交易差价往往比发展中国家出售碳减排量的价格还要高。因此，国际碳交易市场目前还是买方市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本来就没有定价权，议价能力又较弱，信息与能力的不对称，使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与不利地位。因此，如何利用好碳排放的规则，是我国能源企业面临一个长期的问题。
         （完）
    （摘编、责任编辑：王砚峰）
    2009年第63期（总第985期）  2009年8月25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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