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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须应对后劲危机

http://www.newdu.com 2018/3/15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2008年第78期(总第902期)                2008年10月18日(星期五)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走势跟踪》课题组
    经济热点
    中国经济须应对后劲危机
     韩昕原为香港《文汇报》撰文称,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在于中国经济长期以来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方式一直没有改变。在全球经济动荡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三十年之后已拉响“后劲”危机的警报,传统比较优势急剧下降,经济内生原动力明显不足。中国经济亟待通过转型“强身健体”,而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角色应重点放在支持民生建设、促进生态环境和生产安全上,加强市场制度建设,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将宏观和微观经济动力和修复力激发出来。  
     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曾有效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年均GDP增速高达9.8%,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位。但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已遇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首先,大量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投入,造成了资源的短缺和环境的破坏。第二,由于资本要素的超常投入,引发了投资和消费的失衡。第三,超高速的增长是靠大量的劳动投入实现的。  
     在早期阶段,大量廉价、低成本的劳动力投入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但在近年来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一部分农村的劳动力因为体力、家务负担或文化和技术水平等原因,不能也不可能转移出来,对于城市非农产业来说,过去的无限供应情况已经不存在了。同时廉价的劳动力也已经不再只是中国专例,而且中国的劳动力已经不再会持续廉价。在单位劳动产出并没有同比增长、劳动者保护广泛加强的情况下,中国企业面临的是难以协调的劳资关系、难以控制的工资成本,随之必然带来产品价格优势的下降。随着经济的发展,依靠成本优势的发展空间必然会不断萎缩,并受制于人。因此中国已经不能继续用过去的增长模式来支撑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了。
     在传统比较优势下降的同时,中国经济还遭遇到内生力提升的瓶颈。经济活力很大程度来自于制度的释放和对机会的捕捉,改革开放使经济具备一种内生力或者原动力,如今这种经济内生力愈显匮乏。长期以来,多数中国企业追求无限膨胀的发展方式,上下游的利益希望都可以分到,涉足不同产品时也很少考虑是否属于自己长项。贸然扩张的结果不仅是规模膨胀,一切竞争都回归到“以量取胜”,“没有精细活,只有粗批发”,直到有一天发展空间突然被压缩,膨胀式的发展不得不停滞了,就被迫面临反倾销和劳动成本上升的双重压迫。  
     约在本世纪初期,中国出现了东亚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在20年前出现过的类似问题,即出口企业和出口产业的技术水平低。出口企业主要从事一些低附加值产品的加工,因为出口数量扩张急剧了与贸易对象国的贸易摩擦,贸易条件恶化。同时,外汇存比大量增加,本国货币的升值压力大增。要改变这种状况,亟待像当年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一样,调整出口导向政策。但在没有得到及时调整的情况下,央行为了抑制本币升值,大量收购外币,造成了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引发了资产泡沫的形成和通货膨胀。正因为此,中国经济迫切需要从借助传统比较优势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向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变。  
     经济转型和升级,简单说就是把“活”做得更细更专业,把“量”和“质”都抓好,把权限和责任理顺,把宏观和微观的活力和修复力打造得更好,承担更多对后续发展的责任。  
     如今中国宏观调控即将面临越来越复杂的经济形势考验,特别是当经济发展到一个庞大系统时,调控难度会越来越大。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进行系统的宏观调控,更多的是一种制衡和疏通、监管和传导。政府需要至少从三方面引导和推动经济转向新增长方式,实现强身健体。首先,政府应该在保证基础民生方面有更好的担当,增加对生产安全管理、生态环境保护、基本住房和医药服务方面的投入,提高基础福利补助标准、城市贫民和无业人员生活保障。其次,经济体制的基础是市场,更好的市场机制对于经济的长足发展至关重要。加强产权的保护和授予,健全和深化行业规范,调节和整顿税收及补贴,相对减少政府对市场行为的干预。再次,对于各种破坏生存环境和生产安全的行为,采取严格治理措施,对直接受害者有所补偿,对欺瞒破坏者进行处置和封杀,对具有环保良好口碑或投入的行为给予鼓励。最终使得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分配,经济增长良性持久,更多人获得福利提升,国家吸引力也会显着上升。  
     梯度发展的模式,使得中国经济获得特有的生产要素优势,政府应该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激活生产要素优势在本国内转移和联动。在中国,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发展阶段和要素价格就有所不同,经济过热问题往往是局部和发达地区所面临的,因此相对落后地区有空间来消化可能从发达地区转移出来的经济泡沫,从而协助实现整体国民经济的稳定。梯度发展也体现在投资领域和消费阶段当中,落后地区可以既借鉴发达地区经验,运用更多的经济以及金融手段,使产业模式、供销体系得到更快提升,消费内容和趋势也将不断细化和广泛化。这种横向和纵向的梯度空间为宏观调控新阶段创造了更多条件。
     现在,中国经济很难再保持过去30年中每年10%左右的高增长,GDP增速放缓成为现实。速度缓下来时,政府和企业应该着手做好三件事:首先是补充发展短板,即调整经济结构;其次是重塑核心竞争力,即提升和增强经济发展的内涵,以梯度优势为发动机,先发优势结合后发优势,让经济机车产生联带效应;第三是让社会文化和公共政策在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中得到更快的完善。政府间关系、国家外交战略、政府和公共部门形象、政策研究机构、社会公益事业和非盈利性机构、科学研发机构等涉及国家整体社会人文环境和吸引力的“软实力”因素,都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香港《文汇报》,2008.10.15)  
    国际经济
    马克思和世界金融危机
     路透社专栏撰稿人布兰德·德布斯曼(Bernd  Debusmann)发文称,我们过去熟知的资本主义正濒临末日。过去那些预言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危害世界的言论得到了印证:比如卡尔?马克思对银行业的看法,现在就显得出奇地合乎时宜。
     开始于去年8月的信贷危机,10月份已经几乎演变为一场灭顶之灾。虽然世界各国政府已经投入数以千亿美元计的巨资挽救濒临崩溃的银行并阻止全球性萧条,但是危机并没有消退迹象。人们正在达成一个共识:资本主义要想自我拯救,需要一场21世纪的“大修”,而不只是紧急营救。但这场“大修”将何时发生还不清楚。 “我们目前看到的是一场极其缓慢发生的灾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历史学家詹姆斯·鲍顿(James  Boughton)说道。
     英国首相布朗建议举行一场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式的国际大会。当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二战后国际金融秩序,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而如今,无论世界领导人们建立何种新的“金融体系”,作为金融危机瘟疫爆发地的美国,已经不可能在“金融新秩序”中扮演太大角色,正像德国财长施泰因布吕克所说:“美国很可能将失去其作为全球金融超级大国的地位。”
     美国金融分析家大卫·斯米克(David  Smick)在他的新作《世界是弯曲的:世界经济的隐蔽风险》中说道,“全世界面临着失去其支柱——美国的危险,”该书的首章标题即阴暗地宣称“世界末日”,他写道,尽管美欧相继祭出恢复市场信心的天价计划,世界仍有陷入经济衰退的危险。
     美国和欧盟为恢复信心而购买了大银行的股权,实际上就是将这些银行部分国有化。如果马克思泉下有灵,恐怕也会暗笑: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和恩格斯就把政府管制资本列为十个通往共产主义的必经步骤之一:“第五步:国家统一掌控信贷...”
     如今,工业化世界里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屈指可数,而即使最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会期待在苏联实践得一败涂地的这种意识形态将会复活。但是就美国而言,过去几周发生的事件意味着它与其数十年来顶礼膜拜的自由市场哲学一朝决裂。这一哲学将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和管制看作十恶不赦的罪过。
     “毫无疑问,政府成为美国各家银行的一大股东,这将带来难解的问题,即公共部门在私人市场中的作用,”参议院金融与银行委员会成员舒默在《华尔街日报》撰文写道。该文章发表当天,美国政府宣布了向美国多家银行注资2500亿美元的计划。
     公共部门在私人市场的问题,还需要时间来回答。但是看来有些事情是彻底改变了。11月4日不管谁当选美国总统,金融市场的控制中心已经开始从纽约转移到华盛顿。被自由市场拥护者视为恶魔的“大政府”几乎肯定会卷土重来,但由于美国政府债台高筑,华盛顿在改善美国破旧的基础设施、低效的医疗体系和环境项目上的投资规模将受到限制。美国国债在2007年一年中每天增加33.4亿美元,目前总额已达10多万亿美元。
     在美国和欧盟,官员们一致强调政府对银行的干预是暂时的,但是恶魔一旦跑出瓶子,要把它塞回去就不那么容易了。更何况“暂时”究竟有多久,并没有定义。“直到我们修复并改革了我们的金融体系,恢复了我们经济的繁荣,我们才会结束这些措施,”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说道。
     在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废墟上,人们仍旧抱有希望:“资本主义2.0”将造就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目前是缩小收入差距的良机,”就职于华盛顿智库“政策研究学会”的萨姆·皮齐加蒂(Sam  Pizzigati)表示。
     当今的收入差距,与1920年代大萧条爆发前夜美国社会收入金字塔的结构类似: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占据国民收入的20%。1980年,他们的财富比例仅有 8%。历史表明,深刻的金融危机能催化政策改革,其中包括一条有助于美国工人加入工会的法案。目前美国私营部门只有7.5%的工人是工会成员,这是工业化社会里最低的水平。美国工会组织称,他们到选举日前征集100万个签名以支持这条法案的目标已经接近完成。如果这条法案真的通过,它有可能成为所谓“新世界金融秩序”的一部分。
    (Reuters,2008.10.15)
    美国经济料陷入长期萎靡
     据路透社报道,当前美国经济所表现出的特征与1970年代中期及19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所留下的痛苦回忆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而冀望美国经济能恢复至接近正常水准,可能仍需一年甚至更长时间。
     工厂订单减少,企业裁员,消费者也纷纷捂紧腰包,程度之甚以至于分析师目前预期美国经济料将录得连续三个季度的负增长,这在33年来都未曾发生过。
     “最新公布的一系列报告均指向一致,向我们表明就业市场的不断恶化,收入下滑,股市暴挫,房价大跌以及信贷危机已迫使美国人缩减开支。”经济展望集团(Economic  Outlook  Group)的首席分析师伯纳德·鲍默尔表示,“似乎每个人都畏首畏尾,准备迎接痛苦的经济衰退。”
     10月16日公布的一份路透调查显示,多数受访分析师均认为,美国经济料在第三季萎缩,且在2009年下半年以前都无法恢复增长。而即便到了2009年下半年,最好的情况也只是取得温和增长。
     美国明尼亚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斯登表示,目前的经济形势可能比1990-91年期间的经济衰退还要糟糕,当时美国经济连续萎缩了两个季度,而在此后的两年中经济增长率一直比较温和。他于周四(10月16日)表示:“考虑到近期金融危机的规模及严重程度,信贷市场遭遇困境对经济活动的限制可能比1990年代那一次的经历更严重。”
     18年前的那一次衰退发展到最严重时,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1990年第四季重挫了3%,而且直到1992年第一季才恢复到正常水准。
     接受路透调查的分析师预期,当前的经济下滑势头可能不会严重到那一次(1990年代初)的程度,GDP增长率将在今年第四季触底,最低也只到负1.3%,但很可能在2010年以前都无法恢复到正常趋势。尽管分析师的预估中值显示,美国经济料仅经历连续三个季度的萎缩,但最悲观的看法却认为,经济料在长达18 个月的时间里无法实现增长,而美国经济上一次发生类似这种情况还要追溯到1947年。
     而就业市场所发出的信号更加悲观。美国目前6.1% 的失业率比1990年7月衰退开始时的水准还要高。分析师预期,2009年美国失业率将升至8%甚至更高。若果真如此,就业市场将陷入1983年以来最糟糕的情况,而当时美国经济正处在背靠背两次经济衰退过后的复苏阶段。
     10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美国费城联邦储备银行制造业指数挫低至18年低点,而新订单数亦录得1980年以来的最疲弱表现。9月美国工业生产则创下34年来的最大月跌幅。
     倘若目前的经济颓势进一步恶化,很容易想象那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一旦失业率飙升,美国家庭基本没有能力维持其开支。而消费者支出却占据了美国经济活动的约三分之二。因此消费者支出保持疲软的时间越长,美国经济萎靡的时间也就越久。
     2008 年第二季美国消费者的储蓄率仅为2.7%,而即便是这一非常低的比率也有滥竽充数的嫌疑,因其受到美国经济激励计划中对消费者退税的影响。在此之前的一个季度,消费者的储蓄率仅有0.2%。在1970年代中期及1980年代初期的衰退期间,消费者的储蓄率曾达到过接近10%。
     随着信贷危机重创消费者最大的两个投资获利来源--房市及股市--其所带来的风险在于,更多消费者可能无力偿还抵押贷款、信用卡及汽车贷款的欠款,而银行的损失恐将扩大。
     这一恶性循环是如此残酷,以至一些分析师开始讨论经济萧条的可能。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标准用以区分经济衰退与经济萧条,但一般公认为GDP重挫10%即标志着经济萧条。而好消息就是,即便是最悲观的分析师目前也没有给出如此糟糕的预测。
    (Reuters,2008.10.17)
    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全球信贷危机10月16日进一步加深,匈牙利和乌克兰向国际机构寻求支持,以努力避免步冰岛的后尘,陷入金融动荡。这是信贷危机发生15个月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多边机构首次同意对欧洲国家实施求助——表明债务国从信贷匮乏市场融资所面临的紧迫困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由于外国投资者私人资本的撤回或外资银行贷款上限的降低,许多国家似乎都遇到了困难。我们已经准备好支持这些经济体,并且已经与其中一些国家进行了讨论。”
     纾困东欧国家之际,全球市场再次陷入动荡,投资者关注实体经济和日益显现的衰退迹象。
     当日的最大动荡之一就是日本的日经225指数(Nikkei  225)下跌了11.4%,这是该指数自1987年股市崩盘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香港恒生指数(Hang  Seng)下跌5.5%,澳大利亚股市下跌6.7%,新加坡下跌5%。英国富时100指数(FTSE  100)收盘下跌5.3%,跌至 5年半以来低位。
     欧洲市场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匈牙利请求欧洲央行(ECB)提供信贷,而乌克兰确认,该国正在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以稳定“乌克兰的金融体系”。乌克兰和匈牙利政府均坚称,他们没有陷入困境,前一天贬值了7%的匈牙利福林昨日小幅回升了1.5%。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格里夫纳兑美元走低3%,股市大跌5%,从而使其今年累计下滑近80%。
     欧洲央行对匈牙利的50亿欧元信贷安排,是其首次公开将援助延展到欧元区以外的欧盟成员国。预计这家偶尔提供不公开贷款的银行不会向非欧盟成员国提供贷款。
    (FT,2008.10.17)
    亚洲政府救市各自为战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股市暴跌,本地货币下挫,这些迫使西方政府采取协调行动的市场状况在亚洲也同样存在。但导致两个地区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不同,因此需要采取不同的应对之策。对亚洲整个地区而言,产生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西方经济体的需求放缓,而非银行体系崩溃。适当的应对措施是刺激国内支出,减轻可能因商业活动放缓而遭受冲击的企业及个人的压力。那意味着未来的政策取向依旧是在各国内部展开,而非多国联合行动。亚洲地区大部分央行过去一个月中已经分别放松了货币政策。他们不再缩手缩脚。澳大利亚在减息1个百分点之后又推出了74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以维持经济增长。包括10月15日的决策在内,印度仅在本月就三次下调了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印度还有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空间,其关键贷款利率目前为9%,中国为接近7%。
     不过亚洲没有采取提供大规模银行间贷款担保或向银行注资的举措。亚洲的银行当然面临风险。对该地区公司违约的预期升温,而东西方同时出现的资产价格下滑将侵蚀企业利润和资产水平。还好亚洲没有遭遇西方国家出现的银行间和储户信用体系崩溃的情况,这得益于亚洲地区政府在国内多家大规模银行持股的事实。
     香港本周决定为银行存款提供全额担保,此类决策的目的仅在于令香港的银行与国际同业保持一致。新加坡等国也可能效仿这一举措。而那些高度依赖国际资本市场为自身运营提供资金支持的银行所面临的风险最大,例如韩国的某些银行。不过韩国政府可以在必要时对这些银行提供援助。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韩国截至9月份的外汇储备接近2500亿美元。
     亚洲地区的外汇储备总额超过4.4万亿美元,这的确为亚洲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供了一条途径,即成立一只外汇储备共同基金,各国央行可以在需要时提取资金。这一计划正在进行商议,不过鉴于巴基斯坦等国金融市场已经濒临绝境,亚洲地区应当优先考虑该计划。
    (WSJ,2008.10.17)
    克鲁格曼荣获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8 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Robin  Krugman,1953.2.28-  ),以表彰他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地域等方面所作的贡献。克鲁格曼 197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77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同年,他开始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经济学和国际事务教授。1982年至1983年,他在白宫担任经济顾问。1991年获克拉克经济学奖。1999年,克鲁格曼开始给《纽约时报》撰写专栏文章。
     克鲁格曼撰写过大量的经济学专著和论文,撰写和编辑的经济类书籍有20多本,经济类论文超过200篇。1988年,克鲁格曼出版了《期望减少的年代》(The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他与奥伯斯费尔德(Maurice  Obstfeld)合著的《国际经济学》(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成为各大学和贸易公司的标准教材,1996年出版的《流行国际主义》(Pop  Internationalism)一书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克鲁格曼出版了新作《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书中回顾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历史,从镀金年代的政治经济,直到布什年代的经济停滞。他认为,这是保守主义运动掌控美国政府的必然结果;婴儿潮时代美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则是受益于小罗斯福的新政。克鲁格曼指出,这两种方向的发展都非自然演进的结果,都是由组织化的政治运动所引导的,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他在书中深入地探讨了美国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保守主义运动”对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良影响,呼吁重新展开社会政策的公共辩论,主张政府应发挥好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的作用,同时警醒世人不要冷漠对待社会经济不平等议题。
    (综合信息)
    国内与港台经济
    中国勿错失全球战略布局良机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撰文分析,金融危机导致全球金融机制甚至政治机制面临严重的挑战和变化,由于这次危机持续时间长,面积大,程度深,并且是从世界金融的中心美国华尔街发难,而美国在对付危机的时候又慢了好几拍,下的药也不猛,因此蔓延严重,以至于美国欧洲等西方七国集团束手无策,最后必须向世界新兴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巴西等国求援,其中中国的角色尤其重要。  
     为此,我全力赞成温家宝,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的基本思路,那就是这次美国危机,波及所至,不可能有国家幸免于难,最多只是受难的程度不同,因此,中国在不引火烧身,不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应该全力帮助美国度过难关。但是,我的观点,在中国受到了很大的批评,认为我是为美国利益着想,而忘记了美国在亚洲金融风暴等危机的时候,对中国的落井下石。
     当然,回顾历史,要声讨美国对中国的欺负,那可是罄竹难书。但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全球的感受和应对,恰恰证明了全球真的脱离了当初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的对立,而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是各国情况不同,有程度上的差别而已。美国总统布什八年执政,采取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发动伊拉克战争,其根本原因是思维方式没有从冷战模式中走出来,这条路走了八年,终于走到了死胡同,美国遭遇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无疑就是给他的政策打上失败的记号。
     但是,这次金融危机虽然来势凶猛,但因为全球各国携手合作,因此,主流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不会演变成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的大萧条,大恐慌。这是全球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不管喜欢与否,我们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此共识对全球全面消除冷战思维至关重要,一如当年讲气候变化,大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到2007年后,无论左派右派,都认同温室效应已影响地球的未来,于是环保行动就会跨越国界,形成大潮流。同样,当世界看到,全球化的经济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国难以独善其身,那么,在冷战架构或者东西对立的情况下建立的七国机制,当然无法再起主导作用。中国正在大幅度崛起,中国的消费模式和大国之路必须应该以美国为殷鉴,而不是走美国的老路。
     我们必须看到,这次危机带来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美国和欧洲都不能再用老的方法对付危机,必须摸索新的整合路向,在这种大变革中,中国绝对不能袖手旁观,而是要主动出击,掌握主动权,掌控国际经济秩序乃至经济秩序变动的方向,走在前面。我们可以断定,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谈判救市的措施,可以争取更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实现现实利益和战略利益的双双得益。若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有点像二战后美国对欧洲和日本的大幅援助,不但没有影响其战后重建,相反,美国却通过这样的布局,赢得了全球战略利益。
     中国不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在世界发挥领袖角色的机会,帮助最后形成超越美国一霸独强的新国际多边主义。
    (FT,2008.10.16)
    (摘编:李彦松、王砚峰;责任编辑:王砚峰)
    2008年第78期(总第902期)                    2008年10月18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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