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就业与农村居民储蓄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本项研究是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沈坤荣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07&ZD00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消费率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与此相对应的是储蓄水平长期居高不下，尤其是居民储蓄率明显高于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居民消费需求的长期低迷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净出口拉动，从而形成独特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经济格局。由于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具有明显的内在不稳定性，因此中国政府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尤其强调“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特别是提振国内消费需求的迫切性。
    由于我国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并且农村消费一直滞后于城镇，因此近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非常重视启动农村消费，将农村居民储蓄率降至合理水平，学术界也有大量的文献针对农村居民的储蓄行为进行了研究。但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生活一直处于持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而农民就业的非农化是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生产领域转移出来，以外出务工经商、非农经营等方式从事着各种各样的非农就业活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底全国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总量已经达到了1.45亿，并且农户的工资性收入与非农经营收入之和在2002年就已经超过了农业经营收入。但几乎没有文献注意到非农就业和中国农村居民储蓄率之间的关系。
    在理论层面上，本文认为非农就业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渠道影响农户的储蓄行为：
    首先，非农就业降低了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农业经营收入容易受到气候条件、自然灾害、病虫害以及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收入的不确定性很强。对于非农就业而言，不仅收入水平高于农业收入，而且较少受到一些外在条件的影响，收入的稳定性较高。因此，非农就业的发展将带来农户收入不确定性的下降。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这又将导致农村居民储蓄率的下降，以及消费水平的上升。其次，非农就业影响了农民的消费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消费观念一直比较崇尚节俭、谨慎保守，并鼓励储蓄，而农民是目前中国社会中受传统观念影响程度最深的一个群体。但随着非农就业的发展，无论是外出务工还是非农经营，在客观上都有助于农民走出传统的农村生活环境，使他们接触到鼓励消费的现代生活方式和更加开放的消费观念，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增加和消费结构优化都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并导致储蓄率下降。根据上述分析，本文认为：非农就业的发展将会降低农村居民的储蓄率。
    在实证研究方面，本项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本文将储蓄界定为居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减去消费，并将储蓄与可支配收入之比定义为储蓄率。考虑到消费的度量存在多种口径，借鉴国内同类文献的处理方法，本文采取两种标准对消费进行界定，其中狭义的消费是指家庭的基本生活费支出，主要包括衣食住行等维持基本生存支出。此外，我们在狭义消费的基础上加上家庭的教育、医疗支出，将其定义为广义消费。与狭义消费、广义消费相对应，最终得到了储蓄率1（SR1）和储蓄率2（SR2）。
    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等两种形式出发，对非农就业与农户储蓄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检验。由于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行为可能存在着较强的内生性，本文通过选择工具变量，并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内生性的影响进行了纠正，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外出务工、非农经营等非农就业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农村居民的储蓄率。其次，从非农就业的形式来看，外出务工对农户储蓄率的影响程度明显大于非农经营。这主要是因为无论是从收入占比还是从业人数的角度来看，外出务工开展的广泛程度均超过了非农经营，因此对农户储蓄行为的影响也更加明显。第三，无论是绝对程度还是相对程度，非农就业对农户SR2的影响都明显大于SR1。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虽然都降低了农村居民的SR1，增加了基本生活费支出，但是影响的强度并不大，说明非农就业并没有明显提高农户的生活水平，但是非农就业的发展却大幅度增加了农户的教育、医疗支出。
    在我国目前着力扩大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宏观经济背景下，本文的结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政策含义：
    首先，由于外出务工、非农经营均能够显著降低农户储蓄率，因此注意采取相关的公共政策促进非农就业的发展，尤其是应该为农村居民外出务工创造有利条件，例如加强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之间的信息沟通、为农村居民提供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保护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等。
    其次，非农就业虽然可以显著降低农户储蓄率，增加消费支出，但是主要表现为教育、医疗支出的大幅上升，对基本生活费支出的增长效应相对较小。这说明非农就业并没有明显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尽管教育和医疗支出也可以改善农户即期和长期的福利状况，但往往也会挤占了其他消费项目的支出，不利于消费需求的扩大，再考虑到教育和医疗基本属于准公共产品甚至是纯粹的公共产品。因此从扩大农户消费需求，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角度出发，各级政府应当更多的承担起教育、医疗的供给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