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与凡勃伦：谁是演化经济学更恰当的源泉

    如果要以演化经济学为“策源地”发起一场革命，取代新古典范式的正统地位，成为“正统经济学”，那么它必须是非正统学说。被许多不满于新古典霸权的人寄予厚望的演化经济学，如果其属性都含混不清，那么即便它发动了一场革命，最终也摆脱不了被综合的命运。
    说起演化经济学或者经济学中的演化思想的源泉，熊彼特和凡勃伦往往被放在一起，或者是把凡勃伦开创的制度主义等同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演化经济学，而把熊彼特视为“新”演化经济学的源泉。无论如何，熊彼特和凡勃伦因为演化经济学而被联系在一起，成为演化经济学的共同源泉。但在今天的演化经济学图景中，中坚力量是熊彼特传统的继承人，凡勃伦传统的继承人甚至被排除在“新”演化经济学之外。
    维特认为演化经济学“关注经济从内部发生的转变过程，考察这些过程对于企业和产业、生产、贸易、就业和增长的含义”(Witt，2008b)。换言之，演化经济学不同于正统经济学的特征，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是“经济从内部发生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是个
    演化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上所有从演化的角度关注这个过程的经济思想，都是演化经济学的源泉，这其中包括了熊彼特和凡勃伦。文章的分析将表明，对于这个演化过程的探讨，凡勃伦所提供的启发比熊彼特所能提供的要多很多。
         一、熊彼特的演化经济学
           熊彼特经济学的方法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演化的历史动态方法”(Anderson，2008)。这种方法是一种综合了(新)古典均衡经济学的静态方法，是他自己倡导的演化经济学方法，再加上历史学派的历史和统计的分析。不过，熊彼特并没有把这三种方法综合到一种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中，而是认为它们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可见，熊彼特的“演化的历史动态方法”承认经济学的不同领域对应着不同的研究方法，这是对历史学派与边际主义者的“方法论之争”的一种调和，同时也表明了熊彼特的立场：“经济学的门罗主义”(Anderson，2008)，即一种对外政策的双重原则，不接受外国人的干预，也不干预外国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熊彼特的演化经济学是在均衡经济学的领域之外发展起来的。它的目的不是去取代均衡经济学，而是对这种经济学的一种补充。如果说均衡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某“一个水平”(静态)，至多是“一个水平”和“另一个水平”的对比(比较静态)，那么，熊彼特的演化经济学要做的，就是搞清楚从一个水平到另一个水平的转变过程及其动力。因此，熊彼特是在正统经济学的范畴内，填补比较静态分析中那两个水平之间的空白。熊彼特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演化的起点，是对庞巴维克“迂回生产”理论的拓展。熊彼特认同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理论，但他并不认为“迂回生产”过程本身就能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演化。熊彼特认为“迂回生产”过程中企业家的创新所获得的利润才是利息的来源，而且还需要有信用货币的支持(熊彼特，1990)。这样，企业家及其创新就成为了解释资本主义经济演化的关键。
    熊彼特的企业家概念源于瓦尔拉斯。瓦尔拉斯“用企业家这个名称来称呼……第四类人；他的任务是向地主租借土地，向劳动者雇用个人能力，向资本家借入资本，从而使这三种生产服务在农业、工业和商业中结合起来”(瓦尔拉斯，1989)。但在瓦尔拉斯的均衡经济学中，“在生产处于平衡状态时，企业家是既得不到利润也受不到亏损的”(瓦尔拉斯，1989)。于是，瓦尔拉斯的企业家概念就是矛盾的，受利润驱动的企业家最终却得不到利润。在熊彼特看来，这正是静态的均衡经济学的缺陷，他的动态的演化经济学中的企业家必须能够得到利润，因为利润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动力。熊彼特把瓦尔拉斯式的企业家称为“厂商头目或企业经理”(熊彼特，1990)。这是遵循常规的经理人员，他们只是对经济体系中的参数的变化进行调整适应，为实现经济体系的均衡作出贡献。熊彼特的企业家不是对经济体系参数的变化进行调整适应，而是通过在创新活动中购买和使用资源去改变参数，去打破均衡。
    有了企业家及其创新，就得到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演化逻辑：即在初始状态下，经济体系依赖固定的常规行为运行，经济体系已经建立了一种均衡，行为人可以年复一年按照他们的习惯方式行事。在利润动机的趋势下，企业家更新了常规，实现了新组合，均衡被打破。这时，在遵循新旧常规的行为人之间形成了竞争和冲突，表现为“创造性毁灭”的过程。经过这个过程之后，新的常规体系确立下来，经济在一个新的水平上重新实现均衡。整个过程不断重复，长期来看，经济体系就是在创新打破常规均衡这种不断的循环中演化。
    二、凡勃伦的演化经济学
           “演化经济学”这个词源于凡勃伦。但是，之所以说凡勃伦的演化经济学是正宗的演化经济学，是因为它的体系与达尔文意义上的演化观高度契合。
    凡勃伦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元素为：方法，累积性的因果序列观念；对象，作为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的个人的经济行为；核心，经济利益及由其所决定的文化发展过程。
    归结起来说，凡勃伦的演化经济学，是一种从累积性因果关系这种观念出发，去探讨具有社会属性的个人如何在与制度的调整适应过程中追求经济利益、从而如何决定了文化发展过程的经济学。
    卡尔·安德森(KarlL.Anderson)把凡勃伦的演化(制度)经济学归结为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行为受本能控制，行为受制度引导，制度不断变化(Anderson，1932～1933)。于是，凡勃伦的演化经济学大致可以用本能、制度和演化这三个关键词来概括。
    在凡勃伦的演化经济学中，人类行为的心理学基础是本能—习惯心理学，强调生物因素、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他把人类本能分为建设性本能和破坏性本能两大类，每一大类中各包含三种本能(Veblen，1914)。两类本能如何在社会层面上得以实现，从而使某一类型的人类行为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取决于文化环境，同时又会对文化环境产生影响。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下，当建设性本能支配了破坏性本能，文化环境或者共同体的生活质量就会得到加强；反之，文化就会衰退。这种思想中包含了本能、习惯、制度、行为等因素之间的一个复杂的反馈机制。
    行为源于本能，但行为受到制度的引导。制度是思想习惯(凡勃伦，1964)。既然是思想习惯，就“是以往过程的产物，同过去的环境相适应，因此同现在的要求绝不会完全一致”，从而“是一个保守因素”(凡勃伦，1964)。由于是保守因素，制度总体上表现出仪式的特征，引导着人类的行为。但是，人类的建设性本能不会因为仪式行为占主导而消失，这体现在技术和技术进步中的工具行为仍然存在，它与仪式行为不断处于冲突之中，而社会文化正是在这种冲突中发展演变。凡勃伦在仪式—工具、技术—制度之间做出的划分，被称为凡勃伦二分法。
    以本能所决定、制度所引导的行为为基础，凡勃伦形成了一个复杂而系统的社会演化观。他从制度的历史演变的角度阐述了社会的演化。在这种演化中，“最适应的思想习惯和行为习惯能够生存下来并发生演变，尽管后来它们都成为了‘障碍’。制度永远是选择性地适应变革，个人的思想习惯和行为习惯会由于学习、信息收集以及现存习惯和关系相对缓慢的修正，从而滞后于变化。变化的主要力量包括制度的‘盲目’转变，新奇事物和实验的引入，以及系统中间以及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O'Hara，2002)。这一切都反映了作为凡勃伦演化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的那种累积性的因果序列观念。
           三、与熊彼特相比，凡勃伦演化经济学的优势和不足
    
    1.优势在于：
    首先，凡勃伦演化经济学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颠覆性。基于达尔文主义的演化经济学与基于牛顿主义的均衡经济学本就不相容，凡勃伦做到了与均衡经济学的彻底决裂，而熊彼特做不到这一点。其次，凡勃伦是“彻底的达尔文主义者”(Russett，1976)，熊彼特则不是。再次，凡勃伦的本能—习惯心理学为他的经济行为主体提供了坚实的心理学基础。最后，从凡勃伦和熊彼特分别所开创的学术传统看，凡勃伦的优势也明显大于熊彼特。凡勃伦的思想直接引发了20世纪20～30年代的“制度主义运动”(杨伟等，2008)；20世纪60年代以后遵循凡勃伦传统兴起的新制度主义，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了美国最重要的非正统经济学流派，其影响在今天越来越大(张林，2006)。反观熊彼特开创的学术传统，尽管今天演化经济学的主要分支“新熊彼特主义”以他的名字命名，但在一定程度上仅仅是借用了熊彼特的名字而已，而且其理论多少显得有些零乱，并未形成新制度主义那样完整的理论流派。诚然，在熊彼特的思想中可以挖掘出更丰富的内容，按照他在《经济分析史》中隐约构造的一个宏大体系，他的演化经济学可以拓展为四个领域：演化经济理论、演化经济史、演化经济统计学和演化经济社会学(Anderson，2008)。但这不过是后人的一种期望而已，并没有变成现实。
    2.不足在于：
    首先，凡勃伦演化经济学虽然是一个庞大的思想库，但它的工具箱却是囊中羞涩。凡勃伦传统的经济学不可能将问题简化为几个数学变量，从而不能像正统经济学那样运用数学工具对问题进行简明的、一目了然的分析。其次，凡勃伦本人的演化经济学经过他的继承者的筛选，其激进本质和演化特色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了(Hodgson，2004)。如果不回到凡勃伦本人的理论，今天的凡勃伦主义经济学的确与达尔文意义上的演化观有不小的距离。
    最后，与熊彼特的演化经济学相比，凡勃伦演化经济学最大的劣势在于它的非正统属性。非正统的凡勃伦经济学长期被边缘化，以至于它的继承者们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直在努力寻求进入正统经济学的视野。正因此，凡勃伦本来是“正宗”的演化经济学，结果在“新熊彼特主义”的演化经济学兴起之后，它更多地不是去维护自己的正宗地位，而是寻求与今日演化经济学的沟通和融合(Stanfield，2006)。熊彼特则不同，在他的理论基础上兴起的“新熊彼特主义”一诞生，就得到了正统经济学界的认同的，因为这种学说被视为对正统经济学的补充、修正，而不是反叛。
    作者单位：张林 云南大学经济学院
    摘自《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京),2011.2
    原文约224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