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经济学研究新进展

来 源：《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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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经济学研究新进展
    王艳萍
    在被经济学家长时间忽视之后，“幸福”终于在21世纪成为经济学重要的研究对象。以应用研究为导向，西方学者围绕幸福测量以及幸福的影响因素展开了广泛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和多层次综合研究。幸福经济学告诉我们：除了收入和财富之外，影响幸福的因素还涉及个人及人口特征、社会关系及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和制度环境、自然及周围环境等；幸福反过来也会对生产效率产生影响；一国内部个体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存在差异。对幸福经济学的研究已明显影响到公共政策，幸福和生活满意度越来越被各国政府视为重要的政策目标。所以，就幸福经济学文献进行较全面的综述对个人或国家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幸福经济学起源于“伊斯特林悖论”。伊斯特林在《经济增长是否改善了人类的命运？一些经验证据》（1974）一文中提出，对发达国家整体而言，一国平均的幸福感与人均GDP没有显著的关系。换句话说，在一国内部，收入较高的人更容易获得幸福感，但在国家层面，一国平均幸福感不会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改善，因而产生了明显的悖论。伊斯特林的结论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之后的很多研究主要围绕伊斯特林悖论而展开。在国家层面和国际范围内，收入和幸福之间的联系一直是幸福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学者们具体从三个层面考察收入与幸福的关系：个体层面的收入-幸福关系，国家层面的收入-幸福关系，个体或国家层面的收入-幸福的时间序列关系。除收入因素之外，学者们还探讨了其他影响幸福的非收入因素，主要包括个人和人口特征（如基因、性别、年龄、教育、婚姻和健康状况等）、工作和时间使用状况（如失业、家庭护理、社区活动、社会关系或社会交往、娱乐活动等）、态度和信仰（如宗教信仰、生活目标、信任、政治观点等）、经济和政治环境（如失业率、通胀率、政治参与或民主、经济增长等）以及自然和周围环境（如气候、环境污染、居住地等）。
    幸福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可简单概括为幸福测量和幸福分析（MacKerron，2012）。40多年来，各国学者采用多种测量方法和测量指标考察了特定国家或跨国的幸福状况。幸福测量指标是一个跨越多个领域的指标框架而不是单一的汇总度量，个人、组织和政府可以决定哪些领域的幸福感是最重要的，并制定战略方针来实施变革。自2012年起，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方案联盟（UNSDSN）每年出版《世界幸福报告》，对全世界155个国家的主观幸福感（SWB）状况进行调研统计。作为全球幸福状况的里程碑式调查，该报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各国政府、机构、组织、社会团体等的充分认可，对各国政府制定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和方针起到了非常可靠的指导作用。
    从研究内容来看，近年幸福经济学研究继续围绕幸福测量以及幸福影响因素而展开，但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展。比如，将幸福感作为解释变量，研究幸福感如何影响生产效率等其他经济变量。同时，研究深度也有所加深。影响幸福的因素除了与收入有关的经济因素之外，还涉及非收入因素，如个人及人口特征、社会关系及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和制度环境、自然及周围环境以及一国的幸福差异和幸福的跨国差异。未来还应继续探索多种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以促进相关政策的完善和发展。
    从研究方法来看，幸福经济学属于经验导向的研究领域（Van Praag，2010），即理论研究（如经济学和心理学等）与应用研究（如应用经济学和应用心理学等）相结合，通过心理实验以及基于调查问卷的自我报告法测量手段获取相关数据，并进行统计处理和计量分析，从而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个人的幸福期望。有关幸福的测量信息可用于从新的角度评估人们的想法，了解个人行为，评估和设计公共政策。
    从研究特点来看，幸福经济学的研究表现为多学科交叉与多层次结合（Ashkanasy，2011），涉及学科包括经济学（含行为经济学和卫生经济学等应用学科）、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管理学等，研究层次包括国内与国际、微观与宏观。伊拉斯谟幸福经济学研究组织会议（EHERO，2013）探索了幸福研究的经济学、哲学以及卫生经济学三个不同视角的发展。Ashkanasy（2011）曾强调，幸福经济学确实需要跨学科的方法，但不能忘记分析的层次和角度。
    1.SWB成为GDP之外的社会经济进步的一个补充测量。社会进步指标是公共政策的主要驱动力。随着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对自我报告的幸福测量以及它们是否可以用于政策制定越来越感兴趣，这种兴趣使得人们对GDP衡量标准的局限性有了新的认识（Deaton & Stone，2013）。其实，经济学家早就知道GDP不是衡量幸福的完美指标。除了缺少非市场交易之外，它忽视了环境退化、社会交往的质量以及许多其他经济利益结果。具体来说，以GDP为衡量国民福利的唯一标准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并不是所有的市场活动都可以货币化（如心理的和环境的外在性）；第二，尽管现存关于社会或国家进步的经济测量为政府、企业、社区和个人提供了有用信息，但提供的是个人生活质量和社会繁荣的有限描述。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逐渐下降的时代，人们希望使用各种主观幸福感考察一些难以测量的现象，例如，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权衡、空气污染的代价以及环境设施的价值（Deaton & Stone，2013）。幸福测量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有人开始呼吁低估GDP值或以SWB取代GDP来衡量国家的进步和成功，一些国家的政府正在支持以上做法（Bond et al，2014）。事实上，没有任何单一的措施可以彻底地在某个时间点采集全部社会状况信息。决策者需要有一个更全面、多维度、更准确的方法描绘社会进步。幸福科学在理论、度量、经验分析方面足以为公共政策提供GDP之外的补充测量（Adler & Seligman, 2016）。
    2.经济增长对国民幸福仍具有意义。如前所述，穷国和富国的收入-幸福关系有不同表现。在越穷的国家，收入增加，幸福感提高；在富裕的国家，收入增加，幸福感下降。这意味着较贫穷国家的长期GDP增长是可取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的意义。伊斯特林（Easterlin，1974）也曾表明：“目前的结果并不一定意味着需要从经济增长转向收入再分配，以此作为改善幸福的工具。”经济增长仍然改善了生活的物质条件，特别是对富裕国家以及贫穷国家的贫困人口而言。事实上，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增加了国家的福祉。经济增长是大多数国家的主要经济目标，包括富国和穷国（Zagórski et al，2010）。
    3.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应考虑促进幸福。幸福经济学研究已明显影响到各国公共政策。提高幸福测量水平、提升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越来越被全球各国政府所重视。幸福经济学研究具有了明确的政策含义，并且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检验政策效果的依据。基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视角以及积极心理学基础，幸福经济学的一些可能的社会经济政策目标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具体包括：构建民主、自由、平等的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公共资金，确保贫困人口的生活保障和幸福；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减少失业；确保适当的卫生保健（安全饮用水和洁净空气），为人民的健康提供保障；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信任；政府应建立适当的教育机构并提供必要的资助，无论公共教育还是私立教育；创造和执行良好的法律，保证公正和安全；缺乏照顾和保护儿童和老年人的机构时，政府应该介入并提供必要的服务；政府应鼓励并促进正确的家庭价值观的形成以及体育、艺术、宗教和慈善等方面的发展（Crespo & Mesurado,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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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艳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450046，电子邮箱：wangyp1984@126.com。
    原文请阅读《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