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控制与劳动剥削：一个基于量化史学的考察

来 源：《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9期
    管理控制与劳动剥削：一个基于量化史学的考察
    王鑫 等
    马克思对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分澄清了斯密在耗费劳动和支配劳动之间的混乱，他对劳动过程问题展现出一种非凡的见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就业契约实际上是“不完全的”，虽然它能规定劳动的支付比例以及工作的时间，但无法规定被实施的劳动的强度和数量。基于此，资本家对劳动过程实施控制以维持劳动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控制的质量直接决定了可获得剩余价值的数量。就近代中国而言，资本家通常采用间接的方式管理劳动过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包工制度和工头制度。大量文献对这两种制度展开讨论，其观点也随着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早期的研究大都坚持马克思的立场与方法，强调这种资本主义管理制度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近年来，随着新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制度经济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学者们意识到，工头制和包工制中存在着乡族、宗族以及帮派等人身依附关系，这种由中国传统文化衍生出的“超稳定结构”有利于降低劳动的管理费用并提升效率。后来随着科学管理制度的引进，这种传统管理模式开始受到批判，不过批判的主要原因不再是其剥削属性，而是由于阻碍了技术进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
    本文的研究重拾马克思的分析范式。我们并不认为包工制和工头制是外部宏观环境（包括技术、经济和社会关系等）约束下的有效制度变迁结果，它不过是资本家利用工人与工头的社会网络关系来“制造共识”，从而达到支配和控制工人，并最终实现更多剩余价值的一种工具。工人对工厂的认同，是通过工人对资本家代理人——工头的人格化特征的认同来实现的。正是基于这种认同，工人在劳动过程中自愿地参与了资本主义的重要使命：确保并掩盖剩余价值的获取。布若威（1979）通过赶工游戏、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国家三个概念对资本家的这种隐秘行为进行了解剖。本文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即通过变量间的统计关系将劳动剥削更加直接的揭示出来。
    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将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定义为剥削。沃尔夫（Wolff）、夏普（Sharpe）和谢克（Shaikh）在这一定义下构建了核算剩余价值率的理论框架。姬旭辉、邱海平（2015）和赵峰等（2012）利用该框架，结合当代中国的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中国的剩余价值率。然而，对近代中国而言，无法获得如此完善的投入产出数据，作为一种替代性的选择，我们考虑用工人工资(用v表示)低于劳动边际产品价值（用VMPl表示）的程度来衡量劳动剥削（用S表示），其值越大说明劳动剥削越严重。该思路虽源于罗宾逊，但其本质上并未与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相冲突（段文斌，1996）。我们利用《中国工业调查报告（1933）》的数据，测算了近代民族工业十六个工业部门的劳动剥削率，其均值为613.5%。谨慎起见，我们还利用一些近代企业的财务数据，用剩余价值比上可变资本的方法重新求出剥削率。比对后发现，两种方法测算的剥削率十分接近。接下来我们考察了工头制（用行业中的工头数量比工人数量表示）、工头薪资与劳动剥削率的相关关系，发现工头制与劳动剥削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工头薪资与劳动剥削率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中国工业调查报告》只提供了1933年的截面数据，作为补充，我们考察了开滦煤矿的案例。利用该企业的相关数据，可以测算出1904—1936年中各年的剥削率。这可以帮助我们考察剥削率在时间维度的变化情况。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彻底弄清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并深刻揭示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如何在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下完成的。我们的研究重回马克思的经济史传统，重点考察了近代中国工业中的劳动过程管理模式——工头制和包工制中的劳动剥削情况。本文同时结合了量化分析和质性分析方法，对近代工业中的劳动剥削问题研究算是一种方法上的补充。工头制和包工制是近代企业进行剥削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新中国建立以后，生产资料公有制逐渐取代私有制，这些剥削制度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应该认识到，消灭剥削的任务是无法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改良来实现的，它只能通过对生产关系的重构来获得。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这一重构过程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完成的。与资产阶级政党不同的是，共产党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反对依靠生产资料和管理过程进行剥削，强占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劳动者变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参与了工厂的管理，从而彻底摆脱了被资本家和工头控制剥削的命运。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消灭剥削的必备条件，但它并未反对个人的财产权力，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那样：“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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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鑫、雷鸣、刘梦君，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300071，电子邮箱：bashu w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