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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改革开放30多年来，得益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相对成本优势，以“引进来”为主的发展模式使得“中国制造”迅速抢滩国际市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撑起了制造强国的“中国梦”。但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我国却又频频以对外投资者的身份活跃于国际舞台，并迅速从“引进来”的对外贸易大国发展成为“走出去”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大国。诚然，我国OFDI 的“异军突起”是国家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 “进口—加工—出口”模式向追寻更大市场、技术升级和高附加值的OFDI模式的主动调整，但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则是，自1997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出台以及2004年3月《最低工资规定》实施以来，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曾屡次上调工资标准，工资上涨固然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和购买力，促进内需，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但工资的快速上涨也可能会增加各部门的生产成本，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导致中国制造在全球竞争中的相对成本优势逐步丧失。那么，劳动力成本的快速持续增长是否会削弱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时，如何在出口和对外投资之间进行选择？OFDI的快速增长是否对传统的出口贸易产生替代效应抑或协同效应？
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相对优势、企业异质性就工资变动对企业出口的影响以及本国工资与东道国工资水平差异（相对优势）如何对OFDI产生影响等视角探讨了工资变动与出口和OFDI的关系。但前期研究大多采用当期数据考察了出口和OFDI的长期互动关系，这一处理方法不仅可能会产生“同期”的内生性偏误，还忽略了OFDI进入东道国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和出口产品充分占有市场所需要的时间，因此，我们认为应当采用滞后期的出口和OFDI数据，并将之纳入同一框架下，考察在同一时点和样本上，OFDI和出口是否会表现出强烈的相关性和变化趋势。此外，最低工资标准是由各级地方政府规定的企业应支付给职工的最低劳动报酬，它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和生活质量的基础，而社会平均工资则是指所有职工年收入总和除以职工总数得到的平均数。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监管者对劳动市场的正常干预，反映了全社会劳动者权益保障程度；而后者则是反映了社会财富的积累程度和增长的快慢。然而，前期研究大多未能将最低工资和平均工资对出口和OFDI的影响区分开来，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有待商榷。
鉴于此，本文采用国泰安非上市公司数据库2004-2012年的工业企业非平衡面板数据，将最低工资、出口和OFDI以及平均工资、出口和OFDI纳入到统一框架下，分别构造了三者的联立方程模型，系统深入地探讨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如何对企业的出口和OFDI行为产生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平均工资和最低工资水平的上调均有利于企业开拓国外市场，提升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意愿，但却抑制了企业出口，这是由于近年来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中国制造的相对成本优势逐步丧失，部分企业的出口意愿不断降低；为了寻求更大的市场和资源、降低生产成本以及规避贸易摩擦，企业更加倾向于以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国际市场，进而导致了中国OFDI的快速增长。第二，OFDI和出口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协同促进效应，即出口意愿的增加将显著促进其对外直接投资概率，而对外直接投资也将带动国内中间产品的出口，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因此，必须综合考量和权衡最低工资和平均工资的提升所导致的出口概率的降低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概率的增加孰高孰低，避免平均工资水平增长过快导致出口下降，失业增加，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三，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工资上涨对中西部地区以及小规模企业的成本效应显著高于其对东部地区和大中型企业的影响。
本文的政策寓意在于加速对外贸易转型、积极融入国际产业链与藏富于民非但并不矛盾，反而是有机统一的。第一，应当建立健全最低工资、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等工资增长机制，加大力度提升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和改善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第二，工资上涨的成本效应是导致我国出口贸易疲软的一大诱因，全球经济大萧条则进一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政府应当通过完善出口退税、补贴和出口信贷，加强自贸区、保税区等多功能综合区的建设等政策和措施促进出口，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工资上涨对中产阶级的培育和国内消费的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适度增加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在兼顾企业对人力成本上升的承受能力，将工资上涨对企业出口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的同时，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分配的公平正义，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拉动到工资上涨——消费带动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第三，我国企业在国际上寻求市场、资源、技术和战略性资产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还面临着文化、融资渠道和人力资源等商业和政治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应当进一步引导和鼓励有实力的出口企业加快“走出去”，通过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设立分支机构，绕过行政壁垒，消除贸易摩擦，不仅可以更加充分地参与和融入国际价值链，还可以通过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生产效率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间接缓解甚至是消除人力成本上升带来的负面效应，形成以出口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带动出口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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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志丹，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071000，电子邮箱：hbuzzd@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