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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编者按：从2014年7月“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到2015年11月发展“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再到2015年12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一系列论述，体现了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修课”、要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重要思想，也阐明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要求和新任务，对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于进一步搞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与运用，2016年1月10-16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开办“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级研修班，先后邀请了国内知名学者授课，全面阐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最新成果，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魅力。在此基础上，本刊特约部分授课学者撰写了一组笔谈文章，以期对学术界有所启示，共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贡献智慧，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贡献力量。这些学者包括：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顾海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研究员，南开大学原副校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胡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林岗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宇教授。
顾海良：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新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即在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具体运用中，发生着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在如何科学对待问题上的变化，二是在如何丰富发展问题上的变化。
在“科学对待”上，对我们原来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提出了“四个分清楚”的要求：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
在“丰富发展”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理解的视域更为宽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主要如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理论、商品经济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理论、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未来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理论等方面，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新的实践中都得到广泛的运用和多方面的丰富发展。在“丰富发展”上，还特别表现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原来不为我们所知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思想的深入研究和运用，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理论滋养，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色。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主要理论的新的研究和运用说明，中国政治经济学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当代中国与世界实际时，也在正本清源，厘清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理解；同时，也在拓展视野，丰富并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以新的时代内涵。
2.当代中国的经济事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根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深刻地立足于我国国情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实践，是对这一实践中形成的规律性成果的揭示和提炼，是对这一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理性认识的升华。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30多年筚路蓝缕、艰辛探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奠定了重要基础，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些理论成就，是以中国经济事实和实际为背景和基础的，说的是中国的事情，直面的是中国的问题，提出的是办好中国的事情、解决好中国问题的理论和对策，因而形成的也是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和时代特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对待国外经济学说。怎样科学地对待国外各种经济学说和经济思潮，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长久以来探索并坚持处理好、对待好的问题。对于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异样”“异质”的经济学理论和思潮，中国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交流、交融和交锋等多种对待方式，既注重吸收和借鉴各种经济学理论的精华之处，又善于摒弃和批判其糟粕之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实践证明，对于外国的各种经济学说，不应当妄自菲薄，将其视为“信条”而顶礼膜拜，也不应当妄自尊大，将其说得一无是处，拒绝加以研究和借鉴。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中的基本方法和主要原则。
当代国外各种经济学和经济思潮，在研究和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问题时，形成和提出了多方面的有实际意义的知识和积极的理论成果。就像马克思评价的那样，其中同样有“对个别领域的较为深入的分析”、有些新发现的领域、“材料更丰富”的成就，同样应该看到任何真正的进步和任何正确的新思想，并对其做出善意的评价。这些基本方法和主要原则，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题中之意。同时，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对于国外各种经济学和经济思潮中反映其代表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本质的理论观点，特别是对于像新自由主义这样的垄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思潮，绝对不能“食洋不化”、照搬照抄，不能任其滋蔓，必须加以鉴别，明辨是非。
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升华。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贯彻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战略目标，在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经济关系的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理解和把握当代国际经济关系变化的特点和趋向中，驾驭经济新常态，继续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得到新的发展。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群众诉求和期盼、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不仅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而且在“问题倒逼”中形成牢牢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和根本举措，形成协同发力的总体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总结，是对“实现怎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战略问题的新的回答，是近三年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升华。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蕴藏着中国“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创新的难得的历史机遇，要在新的实践中揭示新的特点，讲出“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卫兴华：科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政治经济学，侧重点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我们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点是通过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服务。
1.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要想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首先要弄清楚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概括地讲，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让劳动人民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旧制度，能够过上日益富足的好日子。实现这个最终目标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物质条件，就是社会主义要快速发展生产力；二是社会制度条件，即生产资料公有制。仅有生产力发展，不能保证共同富裕。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力，才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2.搞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怎么判断，社会主义的内容包括不包括发展生产力？过去我们讲社会主义的特点，只讲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不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内涵和本质规定，因为认为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是依据生产力而是依据生产关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比我们高得多，怎么能用生产力来区分呢？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不断地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其实，强调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包括斯大林都一再讲过。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社会主义胜利都需要快速发展生产力，而我国是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下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有很大差距，因此我们就更需要快速地发展生产力。
3.搞社会主义为什么必须坚持公有制。理论与实践说明，搞社会主义必须搞公有制。马克思主义强调公有制，主要是从两方面讲：一方面用来保证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保证实现共同富裕。如果没有公有制，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必然产生两极分化。从这两方面考虑公有制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就可以知道社会主义和公有制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思讲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是因为看到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示资本主义已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公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相一致，可以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制度保证。共同富裕，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区别于以往任何社会制度的具有最大优越性的根本特点。原始社会虽然也是公有制，但是共同贫穷，因为是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公有制，不可能共同富裕。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共同富裕，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不可能共同富裕。
4.国有经济的理论辨析。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看，怎么样搞好社会主义？必须紧抓三个环节：第一环节是快速发展生产力；第二是走共同富裕道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第三是抓好快速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证，即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怎样搞好社会主义，都可以纳入到这三个环节上来。离开这三个环节中的任何一个，就没有社会主义。
为什么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依然是资本主义，或者如学界称其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的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我们理论界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并不是很科学，往往这样回答：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因为那个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它的国有经济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所以它不是社会主义。而我们国家是劳动人民掌握政权，所以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这种论述不完全准确、不太科学。为什么？因为它会产生一个问题：经济关系、经济制度、经济成分的社会性质，是由上层建筑决定的，还是由它本身的内部经济关系决定的？从马克思主义来讲，任何经济成分的性质都是由它内部的经济关系来决定的，而不是由上层建筑决定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的回答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国有企业没有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生产资料依然是资本，劳动依然是雇佣劳动。他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来论断的，因为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相结合的关系。
5.怎样判断我国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判断它是资本主义性质还是社会主义性质，还是别的性质，只能从其内部的经济关系来确定。我觉得马克思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没有获得应有的注意：任何社会要进行生产，就需要把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结合起来。怎么样结合？一个是技术上的结合，就是应用什么生产资料、采取什么技术使两者结合起来，这是属于生产力方面的结合方式。而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社会方式。马克思认为，这种特定的社会结合方式决定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马克思的原话是：“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这个观点很重要，而且对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公有制、研究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如果我们对国有经济不断地改来改去，但离开了企业职工当家做主的地位和权利，离开了企业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问题依然解决不了。我觉得有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好我国的国有经济中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结合方式、怎么结合？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企业的职工既是社会的主人，也是企业的主人、生产的主人。他不是雇佣劳动者，不是由资本统治的雇佣劳动者。企业的厂长、经理应出于公心管理国有企业，而不是以权谋私。企业的工人应该有话语权、知情权、监督权、选举权，应该有参加管理的权力。厂长、经理也是劳动者，不是企业的统治者。
所以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很多重要的理论观点要发掘、要系统深入地学习和把握，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观点，要进行挖掘和梳理，很好地研究。
6.把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和重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自觉地统一起来。先有社会主义概念和理论，再有社会主义运动，再有社会主义革命，再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是一系列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全部过程中，都是有领导、有计划、自觉发展的过程，不是自发的。如果只重视发展生产力，不自觉地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共同富裕的原则，其结果必然是贫富分化，偏离社会主义本质规定。大家可以看到，我国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全过程，都是有领导、有计划的一个自觉的过程。
社会主义不可能自发地发展生产力，自发地发展公有制经济，自发地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离开了自觉的领导，靠自发性，社会主义就要失败。这就说明为什么要强调共产党的领导。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所以离开了领导，离开了自觉性、计划性，社会主义是难以搞好的。
程恩富：关于习近平政治经济学思想的解读
1.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把握习近平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必须首先把握其总体思路。总体思路主要有两条：一是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二是必须深化改革。前者体现了“战略定力”，后者则需要“问题意识”，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针对性。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要部署，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思想推向一个新高度。
第一，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定位上，首次肯定它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提出它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这两大论断对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前提下，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合作、共同获得发展机会，奠定了强有力的思想认识基础。
第二，确立了三个“允许”和三个“鼓励”的政策框架，这为推进国有企业进一步与市场经济相融、拓展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空间，解决现实中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的矛盾、收入分配矛盾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政策通道。实际上这也突破了“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的两极对立，强调两者应当实现融合共进。
第三，在参股经济成分的地位与作用上，强调发展公有资本控股为主，也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仍有舆论提出要单向重点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基本方向，或者对谁控股态度模糊，这是不符合党中央相关决定和习近平思想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将是，在全社会上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混合发展，在微观上以公有资本控股为主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大大发展，并适当发展非公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使之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就是“基本经济制度”的科学内涵。
多方面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也是习近平思想的一个特点，特别是要加强引导，使它的发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克服消极面和离心倾向，为社会主义的总体目标服务。
2.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分配制度的思想。注重初次分配领域的深化改革，是习近平分配体制改革思想的突出特点，核心是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着重保护劳动所得，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和津补贴制度，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增值机制。
习近平再分配思想的特点是：既注重运用税收、转移支付等经济手段，又注重运用社会保障这种重要的再分配形式；既注重发挥政府作用，也注重发挥社会力量的再分配作用；既注重一般物品的再分配，也注重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合理共享机制，从而大大拓宽了再分配领域的视野，丰富了政策主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这为规范今后一段时期的收入分配秩序指明了方向。其中，“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清理规范隐形收入”“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差距”，都是重要的亮点。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分配制度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种以民生导向的改革开放，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实惠所在，也是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确立民生导向的发展、改革和开放，不仅需要运用再分配手段，更需要在促进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发展和规范初次分配领域下功夫。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共同富裕这个渐成“中心课题”的重大难题，更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
3.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调节制度的思想。必须正确理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的内涵。从总体上，它是强调市场与政府的双重调节，只不过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和职能是不同的。
实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主要路径有两条：一是构建完善的市场体系，包括完善要素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二是健全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核心是建设民主高效的法治政府和为人民服务型政府。
总之，今后需要将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既要用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制“国家调节失灵”，又要用国家调节的优良功能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从而形成高功能市场与高功能政府、高效市场与高效政府的“双高”或“双强”格局。
4.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主开放型经济制度的思想。构建自主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体思路主要体现在：主要目标就是要“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基本路径是对内对外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统筹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推进重心是对外开放要着眼于人，着力于人。
构建自主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战略举措是：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深入推进沿边开放战略、加强对外援助。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必须处理好独立自主和合作共赢的关系，自力更生与扩大开放、扩大内需和利用国际市场的关系、相互尊重与聚同化异的关系。
总之，习近平关于自主高水平开放的基本思想是，“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同时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5.关于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思想。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习近平有关我国如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核心思想。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创新”有两大根本性特征：以我国自身力量为基点的自主创新和科学技术领域的创新。我国当前之所以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由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和综合国力中的特殊地位决定的，是由当前全球范围的创新发展大势决定的，也是由我国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所决定的。
如何加快科技创新与运用的体制改革步伐？习近平总书记的总思路仍然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力量，注重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只有把两者都利用好，才能真正形成中国特色的高效自主创新之路，才是符合习近平根本精神的正确解读。
逄锦聚：学好用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当代中国实践，来源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的丰富经济思想，来源于对世界人类文明成果的借鉴。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它的研究任务可以概括为，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为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生产力发展，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指导。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以贯之的主线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即：发展生产，满足需要。建设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妥善处理好五个关系，即：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借鉴人类文明与从本国基本国情出发的关系，弘扬优秀文化传统与适合时代特点的关系，坚持中国特色与走向世界的关系。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行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更好地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我们要认真学习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以发展的态度学习政治经济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实践应用上下功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定会不断发展和完善，成为实现建设现代化强国目标的理论指南。
洪银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
1.当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我国已经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已经进入了城市化国家的行列。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我国面临三大发展任务：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克服城乡二元结构。经济新常态有三个表现：一是增长速度由高速变成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二是结构优化，从增量扩能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三是动力转换，从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投入转向创新驱动。
2.需求侧的改革和完善需求管理。在经济新常态下怎么稳增长？应该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发力。过去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比如强化市场竞争的机制、突出市场需求的导向、取消指令性计划，在宏观上明确“三驾马车”拉动增长，明确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进行总量调控，都属于需求侧的改革。需求侧的改革基本到位以后，就要完善需求管理。要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发挥投资对增长的关键作用，发挥出口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加大消费的拉动作用主要涉及培育消费力、发展消费经济、拓展新型消费业态三方面。加大消费的拉动作用并不是要代替投资拉动，这需要有一个过程，目前投资仍然起关键性作用。
3.供给侧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发展不仅仅是总量问题，还面临着三大供给侧问题：一是结构性的问题，二是技术落后的问题，三是效率的问题。这些供给侧问题不会因为我们转向市场经济就能够自动解决，也不可能靠需求调节来解决，需要供给侧本身来解决。目前，相比发达经济体市场，我国在产品质量、食品安全、服务等方面都存在差距，有效供给不足和产能过剩并存。保增长需要从创新驱动、结构调整、提高效率三方面发力，形成新的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我们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培育新的供给推动力，解决好创新驱动，解决好结构调整，解决好提高效率。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有三个，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解决有效供给、释放企业活力。
4.产业结构转向中高端。产业结构转向中高端，需要好好体会习近平总书记“凤凰涅槃”“腾笼换鸟”的思想，首先是要“腾笼换鸟”，现在许多资源都被一些低端产业占用，你怎么把这个鸟换掉，腾出笼来，让新的鸟进去？同时要有“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创新就是创造性毁灭，有一些产业就要毁灭了。产业结构转向中高端有四个方向：一是三次产业中高端化，二是产业水准转向中高端，三是全球价值链分工进入中高端，四是传统产业借助“互联网 ”进入中高端。
胡钧：《资本论》的现实意义
1.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要理解《资本论》的现实意义，首先要从方法论着手，把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者密切结合起来研究问题。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有三点：一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二是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新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三是这种生产关系是发展的，有它的必然性，也就有它灭亡的必然性。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新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具有决定性的力量，这一点经常被忽视。大家只讲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却不进一步追问这是为什么？有的人只讲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但就是没有进一步阐明生产关系之所以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只是因为没有这种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强大发展，建立这个新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没有这样的理解和表述，是历史唯物主义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上表现得虚弱无力的重要原因。对这一点缺乏认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就看不到，不易理解。对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规律不认识，就看不到这一理论的巨大实践意义，也就看不到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理论课还是经济发展课。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明确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教师首先要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是政治理论课，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性。同时，更是一门经济发展课，要把《资本论》本身的精神理解透，作为一门经济科学来理解和学习。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我国的经济学发展需要联系起来，总书记的这个指导思想非常重要！
3.政治经济学是如何研究经济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经济发展的科学，这一方面出自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的科学内容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是立足于我国的现实国情。我的看法是经济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联系最密切，而且最重要。首先，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创立，本身就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之所以把力量全部集中在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和规律，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对国民财富增长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建立这种集体劳动形式，才能在集体劳动内部实现分工协作，劳动生产率才有可能大幅度提高，国民财富才得以快速增长。
不要把生产关系理解得太抽象化，或理解成只是讲阶级斗争的，从历史和实践上看，生产关系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是很明显、很容易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发展的特色在于它是从选择和建立怎样的社会生产关系来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这一角度出发的。
我们今天一再强调，改革是发展最根本的动力，改革包括很多方面，主要是生产关系的调整，要使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够更快、更健康。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已经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根据生产力的要求决定采用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是社会财富得以增长的最根本的要求，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只有把这个认识建立起来，才能够弄清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发展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只有政治经济学才把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
4.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道德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道德批判和价值批判，而是社会主义批判，就是揭示它的暂时性和历史过渡性，它必然会被新的生产方式代替，这是合乎规律的现象，是一种科学的批判。对于剥削本身，马克思绝对没有认为剥削是不应当的，不合理的，不必要的，或者是一种罪恶。马克思揭露剥削旨在讲清事实，事实是在剥削，是无偿占有工人劳动，但对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这种经济关系的历史判断，却不能根据道德评价，而要从它对生产力的发展究竟是起促进作用还是破坏作用来看，这是唯一的标准。不经历剥削这个阶段，要保持小生产，谁也不管谁，那么社会就没法进步，社会主义目标就没办法实现了。当这种经济关系还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你就不能消灭它，而且也无法马上消灭它。过去我们有一些缺点，就是公有化太快了，没有从生产力的具体水平出发，所以导致具体政策上有些失误。后来改革开放，支持发展私有制，就是恢复原来理论正确的方面，现在生产力还很低，鼓励私有经济发展，使私有经济的发展符合国家的需要，是完全正确的，这完全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规律。我们今天的经济发展能够取得现在的成果，没有大量的私营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林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辨析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质。研究方法对一切科学研究都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经济学也不例外。经济学不同学派的区分，最后都归结在方法论上面。一个学派所特有的方法论，是其全部理论“内核”，即最基本的东西。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流行的经济学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到它们的区别根源在于它们的方法论。
人类的一般思维方法，包括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等等，不是马克思特有的方法，不能把它当作是马克思用来指导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的总的原则。
数学和统计，这类方法应该看作是一种分析技术。这类分析技术对于经济学的意义有二：一是作为逻辑推理的工具；二是作为计量实际经济数据的技术。这类分析技术不能决定理论是否正确，是否使用这种技术也不是判明理论是否高明的标准。
2.关于所谓抽象法。“马克思的方法是抽象法”是一种常见的说法，还常常有人将辩证唯物主义和抽象法捏在一起，说马克思的方法是唯物辩证的抽象法。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它产生于对《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一段话的误解。这段话是：“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⑧人们根据这句话断定，马克思的方法就是抽象法。这是一种误解。我们还应当看到，不仅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即便在有实验室和显微镜可用的自然科学研究中，也不能不运用抽象力。还有人根据《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论述，来证明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是抽象法。这也是一种误解。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就是进行理论阐述的方法。这只是整个认识或研究过程的第二段，而不是全部。
3.关于“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的方法。“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也经常被称为是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方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以后，恩格斯写过书评，说马克思的方法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在当代的许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抄了这种说法。但是，这并不是马克思的原意。按照马克思的意见，在一定限度内，在历史上曾作为独立现象、先于当前所要描述的发展了的复杂具体而存在的简单范畴，可以作为理论思维的起点。但是，在其他情况下，要保证理论推演的科学性，使理论演绎与各种经济现象之间现实的因果关系相一致，逻辑又必须摆脱历史顺序的制约。决定理论阐述中各种范畴出现顺序的，是这些范畴所反映的各种经济现象之间现实存在的因果关系。这可以说是保证理论阐述的科学性的一条原则。无论理论阐述中的逻辑是否与历史顺序相符，只要它遵循了这条原则，它就是科学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是按这个原则来处理逻辑和历史的关系的。因此，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并不是在任何场合都适用的方法论原则。
4.指导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的“总的结果”或方法论原则。马克思的世界观意义上的方法论原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称唯物史观。对于这个方法论原则，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做过经典的表述。马克思将这个表述称为“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总的结果”，作为方法论原则，不仅适用于经济学，而且适用于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
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规范。我们可以将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方法论原则分为如下四个理论经济学的分析规范：一是用生产关系必然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来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二是将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分析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基础；三是依据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和法律的制度以及道德规范；四是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人的经济行为。
刘伟：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西方经济学对转轨问题的分析。在基本经济制度与资源配置机制的相互关系上，西方经济学的传统在于把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市场机制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机制对立起来，把私有化作为经济改革的基础，把经济改革归结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即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如何转变为市场经济机制，因此，经济转轨的命题并不包括对所有制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改革的分析。在价值取向上更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做出充分肯定，用这样的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显然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2.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认识改革的基本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第二，改革的基本理论准备和思想动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全面展开；第三，把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制度变迁的根本归结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
3.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和主要特点。中国经济改革有着自己内在的逻辑，从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出发，追溯它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看出其主要的特点是：一是在所有制架构改革与市场机制培育的统一中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二是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与市场价格制度改革的统一中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竞争机制；三是在经济改革的历史可行性与必要性的统一中推动转轨；四是在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的辩证统一中推动改革；五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推动改革并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改革的根本标准。
4.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为指导。首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以生产关系的本质和规律为对象的。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通过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之间的能动关系，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线，必须深入研究。其次，政治经济学研究人与人的生产关系，论证了特定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必然及其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趋势，证明或否定了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合理性。社会主义制度正处在探索、创新、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许多命题还在探索中，需要政治经济学做出科学回答。再次，如何统一公有制与市场机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面临的根本问题，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最后，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生产关系、回答社会制度的历史正义性的社会科学，其所要解答的问题是别的学科不能替代的。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同时要把它作为一门科学，坚持服务国家，立足民族，立足解决中国的问题，在总结中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的经济理论。把中国的问题解释清楚了，中国的实践在世界上立得住了，这一套学说和理论，就会得到世界的认可和欣赏。
张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
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化。要想了解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必须坚持、不可动摇的，什么又是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必须发展的，这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需要弄清的问题。
1.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总的来看，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并不是两门不同的学科，而是属于同一学科的不同称呼。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也是交替使用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称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需要强调的是，在通常情况下，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的特殊语境中，用政治经济学比用经济学一词，更能准确地表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特征，主要原因在于：(1)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人们更多是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术语。(2)在我国，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概念，即讲到政治经济学一般特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讲到经济学则一般特指西方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揭示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强调阶级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因而高度重视社会经济形态中政治、国家和经济的相互作用，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则强调研究个人的行为和市场均衡。显然，相对而言，用政治经济学比用经济学一词更能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
2.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与政治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所不同的领域。经济与政治的基本关系是，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第一，生产关系归根结底是阶级关系，因而也是一种政治关系。第二，经济制度的建立、发展和有效运转，必须依靠国家政权的保护。第三，无论在哪个社会中，总有一部分国家职能是经济职能，总有一部分政府行为是直接的经济行为，政府的这些活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行为规则或制度，既是政治性的，又是经济性的。
政治和经济的上述关系是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的。如果我们考察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况，则会看到，在这里，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又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在公有制经济中，国家不仅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来从外部对经济生活产生间接影响，而且要作为公有经济的所有者和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从内部对经济生活产生直接影响。国有经济体制的任何变动，如政企关系、党政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都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政治现象，经济与政治在这里是合而为一的。
总之，虽然政治与经济、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确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政治经济学既不是政治学，也不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相加，它是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为对象的一门科学。
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也是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仅从研究对象或方法论的角度出发，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和总体结构来抽象地谈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都是本末倒置。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出发，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从这个整体出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它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是它的阶级性，即科学社会主义；三是它的研究对象，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质的认识出发，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或主要内容概括为以下方面：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关于世界经济的理论；关于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理论；关于具体经济领域的理论。这几个层次的原理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和层次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反映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并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种范式，把马克思经济学与其他的经济学流派区别开来。
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断发展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和运用。在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系统的经济思想，用于指导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内容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原文请阅读《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