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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本文阐述了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总量调控与建立在中观和微观基础上的局部调控的基本框架、主要特点和理论依据，论述了两者在货币理论、消费理论、财政理论、对市场经济的态度、研究方法等10个方面的差异，指出从20世纪初至今，政府干预已经先后经历了指令性计划干预阶段、总量调控阶段，现正进入局部调控阶段。
关键词：总量调控 局部调控 中观化 微观化
一、总量调控的基本内容、主要特点和理论依据
总量调控是指在宏观层面对经济进行干预的一种调控模式。它建立在以凯恩斯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宏观经济学基础上。面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主张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的传统宏观经济学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从理论上看，当时摆在人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排除妨碍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障碍，将市场失灵所“冻结”的需求释放出来（或者说，让供给重新创造需求），恢复总量平衡，在市场经济体系之内解决总需求不足问题；另一条是在市场经济之外，另起炉灶，建立一个政府创造有效需求的调控系统，在市场经济体系之外解决总需求不足问题。凯恩斯主义选择的是后一条路，他主张在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出现经济衰退时，政府扩大开支，增加有效需求；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出现通货膨胀时，政府缩小开支，减少有效需求。这种政府干预方式就是总量调控模式。
政府实施总量调控，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要有收入，另一个是要有支出，形成一个有入有出的循环系统。后者属于政府的财政政策，比较容易做到，有了收入，难道还愁花不出去吗？前者最为关键，也颇为复杂，属于政府的货币政策。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扩大开支不能靠税收，那不过是政府替居民消费，无法增加有效需求，只有靠货币当局增发货币，然后用购买国债的方式，将它无偿转给政府，成为其用之不竭的收入。
为此，凯恩斯提出了货币投机需求理论，认为货币需求除了交易需求（包括预防需求）外，还有投机需求。这样，货币需求就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经济总量增长对货币产生的需求；另一部分是证券等市场的投机活动产生的货币需求。为满足后一种货币需求，货币当局可以超经济发行货币（即超过总货币流通与总商品流通相适应规则地发行货币），从而为中央银行滥发货币打开了方便之门。其实要想为货币当局多发货币寻找理由，可以有很多，又岂止这一种，狼吃羊还愁找不到理由吗？
总量调控的本意并不想干扰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因而政府不干预微观个体的经济活动，直接调控总需求，让价格机制继续调节各种商品（包括劳务，以下同）的供求。但它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总货币流通必须与总商品流通相等。如果滥发货币，使总货币流通量超过总商品流通量，就会出现“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引起物价全面上涨。本来价格机制是根据各种商品的供求进行调节：需求大于供给的商品，其价格上升，刺激生产者增加产量；需求小于供给的商品，其价格下降，迫使生产者减少产量。但如果物价全面上涨，无论是供不应求商品还是供过于求商品，无一幸免，就会使价格信号发生紊乱，将各种商品的供求弄得混乱不堪，生产者无所适从，不知道应该增加或减少哪种商品生产为好，很容易做出错误判断，往往是供不应求商品的生产因成本大幅度上升等原因而没有增加，无法拉动经济增长；供过于求商品的生产更是因为积压太多而萎缩，两者合在一起导致经济停滞甚至衰退。于是在物价全面上涨的同时出现了经济停滞，也就是滞胀危机。
再以市场机制的另一重要机制——利率机制为例，在总货币流通与总商品流通相等的情况下，利率机制可以通过利率的自发升降，引导资金从效率低的部门流向效率高的部门，但如果滥发货币，使资金供给极为宽裕，即使效率低的部门也能获得所需资金，利率机制的调节功能也就大打折扣。更有甚者，总量调控将利率的控制权掌握在政府手里，由政府根据自己的偏好升降，如在经济衰退时降低利率；在通货膨胀时提高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利率机制对资金的配置。
由此可见，在总量调控下，虽然表面上市场机制仍在发挥作用，但市场经济的根基已经遭到破坏，以至出现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东西共存的荒唐现象，使总量调控处于左右为难境地：如果增加货币供应量，扩大政府开支，会加剧通货膨胀；如果减少货币供应量，缩小政府开支，又会加重经济衰退。
面对这种两难局面，总量调控使出了浑身解数，财政货币政策的4种组合悉数尽出，其效果如何呢？首先来看财政货币双松的政策组合。它是造成滞胀的元凶，靠它来对付滞胀，无异于抱薪救火。其次来看财政货币双紧政策。它是一副猛药，虽然能遏制通货膨胀，却会加剧经济衰退，敢用这付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再次来看松货币紧财政的政策组合。凯恩斯早就指出，货币政策不如财政政策有效。如美国两次量化宽松政策都没有将经济启动起来，以至奥巴马政府不得不提出4000亿美元的政府刺激计划。最后来看紧货币松财政的政策组合。这是一种相互矛盾的组合方式。本来扩张性财政政策要靠扩张性货币政策来支撑，如果货币政策从紧，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力度就要大大下降。这里有一个掌握分寸的问题。所谓货币政策从紧并不是不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而是将扩张力度控制在较低水平，一方面遏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维持经济的一定增长，但增长率要远远低于潜在增长率。即便如此，也支撑不了多长时间。随着财政赤字越积越多，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将越来越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总量调控对于滞胀是左支右绌，捉襟见肘，不管财政货币政策的组合如何变化，都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其实滞胀本身就是对总量调控破坏市场机制、违反客观规律地瞎指挥、瞎干预的一种反抗和惩罚。如果从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第一次爆发算起，至今已有40年，世界各国经济不断受到它的困扰、破坏和冲击，其中尤以当前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为烈，损失不可谓不大，时间不可谓不长，教训不可谓不深刻，难道还不能有所醒悟吗？要扭转这种局面，实现无通货膨胀的经济高增长（即达到潜在增长率），必须换一种经济学思维方式和调控模式。
二、局部调控的基本框架、主要特点和理论依据
局部调控是指对总量失衡不是从宏观层面，而是从中观和微观层面，也就是局部进行干预的一种调控模式。它建立在宏观经济学中观化和微观化基础上。局部调控理论认为，总量失衡虽然表现在宏观层面，但根源在中观和微观。因此需要建立宏观经济学的中观和微观基础。首先是建立宏观经济学中观基础，即中观化，其中总消费需求的中观化最为重要。在市场经济，总需求决定总供给，总消费需求决定总需求（因为总需求虽然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组成，但投资需求是从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
所谓中观化是指总量细分化，我们将总消费需求细分为衣、食、住行和服务4大 部分，其中食代表农产品；衣代表轻纺等产品，也称轻型消费品；住和行指住房和家用小汽车（其广义包括公共交通），它们主要是重工业生产出来的或重工业提供主要部件，因而统称为重型消费品；服务指第三产业产品。
当总消费需求出现不足时，是这4种消费需求同时出现不足，还是其中某一种消费需求出现不足并引起总消费需求不足呢？根据系统论，如果一个系统出现紊乱，不可能是这个系统的所有部分同时紊乱，而只能是系统中的某一部分出现紊乱，通过横向和纵向的连锁反应，引起整个系统紊乱。总消费需求这个极为庞大的系统也是如此。它的萎缩必然是某一种消费需求萎缩引起的。
那么是什么消费需求的萎缩能引起总消费需求不足呢？显然这种消费需求不能无足轻重，否则也掀不起总需求萎缩和经济衰退的滔天大浪，它必然在总消费需求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我们称这种消费需求为主导消费需求或主要消费需求。一般来说，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主导消费需求或主要消费需求是不同的。
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来看，已经先后经历了农业社会阶段、轻工业阶段、重工业阶段和服务社会阶段。每个发展阶段的主导产业或主要产业仅根据该阶段的名称就可以知道，它们分别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服务业。正是因为这些产业在某一经济发展阶段如此重要，占据主导或主要位置，因而该阶段很自然以其来命名。无独有偶，这4大主导产业或主要产业正好与4大消费需求一一对应，即农业对应农产品需求；轻工业对应轻型消费品需求；重工业对应重型消费品需求；第三产业对应服务需求，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4大消费需求分别在4个经济发展阶段占据主导或主要消费需求位置。从理论上看，某一产业所以能在一个发展阶段成为主导产业，正是因为它所生产的消费品的需求在该阶段占据最为重要位置，以至为满足这种需求，该产业脱颖而出，成为主导产业。例如，在农业社会，民以食为天，农产品需求成为主导消费需求，生产农产品的农业也就自然成为主导产业。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农业社会阶段的主导产业是农业，主导消费需求是农产品需求；轻工业阶段的主导产业是轻工业，主导消费需求是轻型消费品需求；重工业阶段的主导产业是重工业，主导消费需求是重型消费品需求；服务社会阶段的主导产业是第三产业，主导消费需求是服务需求。
在掌握了各个经济发展阶段的主导消费需求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每个经济发展阶段如果出现总消费需求不足并导致总需求不足，其“罪魁祸首”是谁。换言之，只要知道本国当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就可以知道总需求不足是哪一种消费需求萎缩造成的。以我国为例，我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也就是吃穿问题，度过了农业社会阶段和轻工业阶段，但广大居民的住房问题远远没有解决，家用小汽车也没有普及，因而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重工业阶段，主导消费需求是重型消费品需求，其中住房需求最大，占据主要地位。我国当前出现了内需不足，究其原因，只能是主导消费需求—住房需求大幅度萎缩造成的。但住房需求不足的原因何在呢？显然从中观层面是无法找到答案的，必须深入到微观层面。这就涉及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化。
从微观层面观察，我国住房需求下降的原因一目了然，随便找一个普通市民问一下，就可以知道原因：房价太高，买不起。这个结论从市场经济角度来看是不可思议的。按照市场规则，房价在需求小于供给，房子大量积压时，应该降下来，但房企非但不降价，反而不断提价。为什么价格机制在房地产市场失灵了呢？这需要从微观角度，探察住房这种商品的特殊性质：它身兼消费品和资产品双重属性。作为消费品，它受价格机制的调节；作为资产品，它受资产市场机制（由投机机制和破产机制组成）的制约。而这两种机制的调节方向正好相反。前者是价格越高，需求越少；后者是价格越高，人们以为价格会一直上升，因而投机需求越大，它实际上是一种击鼓传花式的机制，当价格上升到没人敢接时，资产泡沫也就破灭了，房价一路狂跌。我们来看这两种机制是如何左右房价的：第一阶段是自住房阶段，随着人们住房消费需求的增加，房价开始上升，当它超过自住房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后，自住房需求下降，房价本应随之下降，但由于房价前期不断上升激发起住房的投机需求，于是进入第二阶段—投机阶段。旺盛的投机需求不断将房价推上新高，一直到房价高到连投机者都不敢购买，没有人再接手时，房价也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房地产泡沫破灭阶段。在第一阶段，价格机制发挥调节作用；在第二阶段，资产市场的投机机制发挥作用；在第三阶段，资产市场的破产机制发挥作用。它们就像接力棒一样，不断将房价推向崩溃。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无不如此。环顾世界，只有我国政府没有迷信市场万能论，在房价疯长时果断采取措施，坚决制止，才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泡沫破灭危机。但这只是市场机制的第一次失灵，即在调节住房需求方面的失灵。它的第二次失灵是在住房供给方面。
当我国政府采取调控措施，打压投机需求，制止了房价疯长后，房企不仅拒不降价，而且大幅度减少投资，2009年1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竟降至1%，企图以拖经济发展后腿的方法要挟政府放弃对房地产的调控。房企所以逆势而行，冒天下之大不韪，原因有三：一是利益驱动。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家的本能，也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而降低价格等于降低利润，当然要受到他们的拼死反对；二是骑虎难下。房企由于错误估计房价会一直上涨，因而敢高价拿地，高成本建房。一旦住房需求锐减，需要降低房价时，就会发现成本太高，已难以降价。本来在市场经济，决策失误是常有的事，应该由自己承担后果，正像决策正确所得到的丰厚利润也归自己享有，但人的本性总是喜赢厌亏，因而房企坚持不降价或少降价；三是心存侥幸。房企凭直觉认为房价下降是政府打压的结果，只要减少住房生产，使经济下滑，政府终有一天会挺不住而不得不取消调控措施，那时房价就会继续上升。殊不知，当前房价已经上升到房地产泡沫破灭的边缘，即使政府挺不住，放弃调控，任凭房价疯长，也会很快以房地产泡沫破灭和房价大幅度下跌收场，那样不仅整个国民经济深受其害，房企遭受的损失也会更大。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所出现的经济衰退和房企大量破产就是前车之鉴。
价格只升不降是所有生产者的共同愿望，但要做到这点，须凭实力，也就是要具备与众不同的特殊条件。与农产品生产者、轻工业品生产者和服务生产者相比，房企规模巨大，资产在几十亿、几百亿以上，筹措资金渠道众多，再加上高价卖房获得的暴利，其坚持长期不降价的能力超强，为其他产品生产者望尘莫及，从而造成了市场机制的第二次失灵。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一方面大量居民因房价过高而不得不将钱存起来，等待房价降下来后再使用，其总额数以万亿元计，这笔被“冻结”的巨额资金，不仅导致银行存款剧增，住房需求也急剧萎缩；另一方面，房企大幅度减少投资，引起经济下滑，政府不得不投入4万亿投资来填补总需求不足的缺口。当然政府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有一部分是应对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引起的外需减少，但如果住房需求旺盛，完全可以弥补外需不足而有余。
如何解决房价过高导致的住房需求萎缩呢？有以下几种方法：第一种是行政命令，如政府命令房企将价格降下来，但这种方法破坏了市场经济规则，搅乱了市场秩序，实不可取。第二种方法是总量调控，即政府扩大开支来填补住房需求萎缩造成的总需求缺口。这是一种扬汤止沸的方法，高房价这个“病灶”不消除，就会不断吞噬住房需求，政府也不得不一再增加开支，直到出现滞胀，所以也是行不通的。第三种方法是政府组织建造保障房来填补商品房减少的缺口。但保障房的资金主要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担，为其财力所难以承受。即使银行可以提供一部分贷款，但支付利息也是一个沉重负担。更何况商品房萎缩的缺口每年在万亿元以上，是现有保障房建造规模远远无法弥补的。因此保障房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第四种方法是局部调控，其目的是将人们被高房价冻结的住房需求释放出来，而不是保障房式的救济行为。我国并不缺乏有一定支付能力的住房需求，如果价格机制能正常发挥作用，房价就会在自住房需求者承受能力之内浮动，使他们的住房需求得到满足。但是高房价将这些需求驱逐出市场，其所拥有的支付能力——货币收入也因此而被“冻结”。解决的方法是由政府出面组织平价房（其价格低于高价房而高于保障房）的生产和销售。平价房的销售对象定位在那些被高房价驱逐出商品房市场而又有一定购房能力的自住房需求者。我们根据自住房需求者购房能力将其分为高收入者、中低收入者和困难群体3个部分。从高收入者来看，他们购买商品房的能力很强，因而其住房需求可由市场来满足；从中低收入者来看，他们有能力购买价格合理（即房价处于自住房阶段的价格）的住房，但买不起高价（即房价处于投机阶段的价格）房，他们的住房需求应由平价房或平租房来满足；从困难群体来看，他们无论购房还是租房都有一定困难，需要政府提供资助，其住房需求应由保障房来满足。
对于商品房和保障房，社会已有共识，这里主要探讨平价房的生产和销售。其实平价房的准确说法应该是平价商品房。商品房分为两种，一种是高价商品房，它是房价处于投机阶段的产物或投机机制的产物；另一种是平价商品房，它是房价处于自住房阶段，也就是价格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时的产物。由于房价的疯长，当前我国只剩下高价商品房，平价商品房已不见踪迹。
平价房与保障房不同，它的建造不仅不需要政府花一分钱，还能获得一定收入，如税收和卖地收入等（但不能过多）。因为它具有商品房性质，即价格要比保障房高，一直高到中低收入者的承受极限。平价房的建造质量、生活设施、交通条件等也要与商品房大体相同。从理论推断，平价房价格相当于房价没有疯长（即进入投机阶段）时的商品房价格。但现在的房价已经远远高于这一水平。如何将房价降下来呢？换言之，平价房价格如何才能控制在中低收入者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呢？主要有两个办法，一个是降低地价，一个是禁止暴利。对于地价，要让地方政府知道，靠卖地增加财政收入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竭泽而渔的做法。过高的地价会造成房地产泡沫破灭和经济衰退，最后地也卖不出去，而如果将地价降到合理水平，使房地产业和整个经济快速发展，地方财政才能水涨船高，长期持续增长。对于暴利，必须禁止，但也不能将利润降低到社会平均水平以下，否则没有企业愿意生产。总之，只要将地价和暴利控制住，再加上其他一些措施，政府完全可以将平价房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在价格确定后，政府就可以通过承包或招投标等方式将平价房交由国有或民营企业生产。
对于平价房的销售，须制定相应标准，如必须是中低收入者，每户限购一套，每套面积在100~180平方米，等等。销售方法既可以是摇号或抽签等，也可以用价格浮动来调节（但上限不得超过中低收入者承受能力），出价高者可优先购买。由于每户限购一套，因此中低收入群体中收入较高者在获得平价房后不再具有购买资格，从而使其他收入较低者有机会购买平价房。我们所以将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都归入可购买平价房或租住平租房群体，其原因就在于此，即随着中等收入者的退出，低收入者也有机会购买平价房。这里所说的低收入者，其标准是他们必须有自主购房能力，只是比中等收入者低一些，而困难群体如果没有政府补贴是无力购买住房的。
政府组织平价房生产还可以起到调节总量的作用：如果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出现经济衰退，政府可以加大平价房建造规模；如果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出现通货膨胀，政府可以减少平价房建造规模。需要指出的是，政府组织建造平价房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和不得已而为之的短期行为，不能长期化。在房企因资金链断裂而坚持不下去，不得不将房价降低到平价房水平时，政府调控就可以退出，由市场来调节住房供求。但政府必须保持警惕，防止房价在投机需求的推动下再次疯长。
从以上我国局部调控的例证可以看出，它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通过我国当前所处经济发展阶段，找到我国主导消费需求是住房需求；第二步，发现住房需求萎缩的原因是投机需求膨胀导致价格机制失灵，使房价过高；第三步，提出政府组织建造平价房来降低房价，将被冻结的住房需求释放出来，恢复总量均衡。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局部调控的一般原则和基本步骤：第一步，在中观层面，通过本国经济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找到主导消费需求；第二步，在微观层面，找到主导消费需求大幅度萎缩的原因；第三步，对症下药，提出解决方法。
局部调控与总量调控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后者不管经济处于哪一个发展阶段，国情如何，只要出现总需求不足，就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可谓一种药方包治百病。局部调控则相反，它要根据各个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主导消费需求的不同，主导消费需求萎缩原因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调控方法。即使在同一个发展阶段，如果国情不同，解决主导消费需求不足的方法也不同。可以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地因时制宜是局部调控的一个重要原则。
三、从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反思看总量
调控与局部调控的十大不同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以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为标志，①构成了总量调控的理论基础。但由于缺乏中观和微观基础，拖累得总量调控也问题丛生。局部调控建立在宏观经济学中观化、微观化基础上，能够深入观察、研究和透视经济个体与宏观经济的内在联系，因而与总量调控存在很多不同，限于篇幅，这里仅做一些简述。
1．货币理论的不同。总量调控的货币理论主要以凯恩斯货币理论为依据。它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和货币数量论关于货币流通量必须与商品流通量相适应的原则，提出了超经济发行货币的理论。古典经济学认为，一国的商品流通量必然同一定的货币流通量相适应，②货币数量论更是用费雪交易方程式将这种对应关系准确表达出来：mv=pQ ，其中m为货币数量（即货币供应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Q为产量，p为物价。需要指出的是，货币数量与货币流通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货币数量是指货币当局印发的货币量。货币流通量是指货币当局印发的货币被人们用于投资或消费因而进入流通的货币量。如果货币当局印发的货币有一部分被保存，没有进入流通，这些货币就不属于流通货币，我们称之为非流通货币，以a来表示；如果非流通货币a被人们用于消费或投资又重新进入流通，我们以 c来表示，它是由非流通货币转变成的流通货币，简称为“非转”流通货币。这样，货币数量由流通货币和非流通货币两个部分组成。如果非流通货币为零，则货币数量与流通货币量相等。货币数量论认为，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因而货币当局印发的货币都能被人们用于投资或消费成为流通货币。因此在费雪交易方程式中，货币数量等同于流通货币量。
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表明，供给并不能自动创造需求，会出现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总量失衡，这使一部分货币没有用于消费或投资，而是被人们保存，成为非流通货币，表现为凯恩斯主义所说的储蓄大于投资。下面我们用费雪方程式来加以说明。
设某国在总需求等于总供给情况下，m=100；v=4；p=4；Q=100。于是交易方程式为：100m×4v=4p×100Q ，公式左边为总货币流通量（亦即总需求），100m全部假设为流通货币；公式右边为总商品流通量（亦即总供给），公式两边是相等的。
如果出现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总量失衡，一部分货币就会因不能用于投资或消费进入流通，而成为非流通货币（假定为20）。这样，货币数量100m就分为两个部分，其中20为非流通货币，80为流通货币。由于交易方程式表示的是总货币流通量与总商品流通量的关系，而20非流通货币不属于总货币流通量，需要在交易方程式中扣除，于是该公式变为：（100-20a）m×4v＜100Q×4p
（1）
从公式（1）可以看出，总货币流通小于总商品流通80个单位，其经济后果是总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衰退。
为恢复公式两边的平衡，凯恩斯主义主张货币当局增加货币供应量，并将它转给政府用于扩大开支，使之成为流通货币（我们称这种货币为政府流通货币，以b来表示），以恢复总货币流通与总商品流通相等。我们用公式（2）来表示，假设政府流通货币b为20，则公式（2）为：（100-20a 20b）m×4v=100Q×4p。从公式（2）可以看出，在增加了20b政府流通货币后，总货币流通与总商品流通恢复平衡。
这种方法就是总量调控方法。它虽然一时恢复了总量平衡，但留下了极大隐患，即人们不可能总是保存而不使用货币，一旦他们使用这些货币，就会发现所持货币代表的实物已经被政府用掉，于是出现很多货币追逐很少货物的物价全面上涨。我们用公式（3）来表示：（100-20a 20b 20c）m×4v＞100Q×4p；其中20c表示人们将保存的20个单位的非流通货币用于投资或消费，使之重新进入流通，成为流通货币，即“非转”流通货币c。
从公式（3）可以看出，当人们使用过去保存的非流通货币来消费或投资，使之进入流通，总货币流通量就会大于总商品流通量，出现通货膨胀。
以上是从静态角度观察总量调控增加货币供应量（政府流通货币）是如何引起通货膨胀，如果从动态角度来看，问题就更严重。即政府不是一次而是不断增加政府流通货币（因为总需求不足的病灶没有消除，它不断制造新的需求不足），直到通货膨胀演变为滞胀，这时增加政府流通货币已没有意义，非但不能拉动经济增长，反而加剧物价上涨。
局部调控则与之相反，首先要找到总需求不足的微观原因，然后采取措施，消除主导消费需求萎缩的病灶，使人们自动将保存的货币用于消费或投资，变非流通货币为流通货币，总货币流通与总商品流通也就自然恢复了平衡。因此局部调控的货币理论认为，古典经济学和货币数量论所主张的总货币流通与总商品流通要保持一致的观点是正确的，其缺点是，在总货币流通小于总商品流通引起经济衰退时，提不出有效解决办法，仍死抱着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的市场万能论不放。
此外，很多人认为总货币流通量的减少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造成的，为此还爆发了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关于货币流通速度是稳定的还是变动的大论战。其实真正引起总货币流通量减少的不是货币流通速度，而是流通货币，即一部分流通货币变为非流通货币。从货币流通速度的角度来寻找总货币流通量减少的原因是误入歧途。
2．财政理论的不同。传统财政理论主张政府开支与税收应该相等，实行平衡预算。但它同传统货币理论一样，也遇到了总需求不足的困扰。为了增加有效需求，凯恩斯主义提出了赤字财政理论。为了说明赤字财政的可持续性，他们列举了种种理由，如可以举新债来还旧债，只要政府不垮台，就可以一届一届将债务传下去，公众的债权也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不会出现信用危机。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因为弥补财政赤字的三条资金渠道都靠不住。这三条渠道是：（1）向本国公众、企业和商业银行发行公债；（2）向外国发行国债；（3）向中央银行出售公债。前两个渠道是有限的，因为本国人和外国人的闲钱毕竟不是很多，并且早晚要归还，虽然可以用借新债还旧债的方法来拖延，但时间长了必然导致信用下降，此次欧债危机的爆发就源于此。相比之下，第三条渠道似乎更可持续，纸币印制成本极低，中央银行可以无限供给。但货币发行过多，必然引起通货膨胀。因此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其实赤字财政早晚要走向变相赖账，即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引起货币贬值来变相减少自己的债务。且不说美国一贯用滥发货币来冲抵财政赤字，即使欧盟也在不断加印欧元来为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成员国还债。
任何一个经济体要想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自身力量。企图投机取巧，借助外力来维持生存，是不可能长久的。欧盟一些国家希望别国来帮助其摆脱主权债务危机，不仅不现实，还可能伤及救助者。因为赤字财政形同一个无底洞，即使外国愿意出资来填补，也是越填窟窿越大。唯一的出路是该国政府重新回到预算平衡轨道，量入为出，本国有多大生产能力，就过什么样的日子，靠借别人的钱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即使一时尝到甜头，到头来还得自己吞食苦果，回到原来状态。赤字财政理论为害之烈在此次欧债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们一旦靠赤字财政过上高福利日子，要想让他们退回到自食其力的较低生活是很痛苦的。希腊等国民众对政府紧缩开支、削减福利的强烈反抗就是明证。至于赤字财政制造出来的滞胀更是将市场经济推向了绝路。
因此局部调控的财政理论主张：预算收支必须平衡；靠赤字财政支撑的高福利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有吃大锅饭之嫌；对付总需求不足，不能靠扩大政府开支，搞赤字财政，而应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将被市场失灵冻结的需求释放出来，以此恢复总量均衡。
3．消费理论的不同。总量调控的消费理论大都从宏观层面进行分析研究，如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从全体消费者的角度来观察收入与消费的关系，得出人们普遍存在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并以此来说明总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认为，人们普遍存在着攀比心理，不仅要与别人攀比，而且与自己过去的收入和消费相比较，因而其消费倾向不一定是递减的。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将人们的收入分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认为前者对消费起决定作用，从长期看，收入与消费的关系是稳定的，而不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从人们一生的角度来研究其消费的变化，认为人们储蓄是为了老年消费，因而其现期消费不仅受到当前收入的影响，而且受到整个生命期收入状态的影响。
从以上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他们都是从消费者整体的一般情况出发进行分析，虽然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但没有抓住消费问题的要害。消费的关键不在于它的一般性，而在于它的特殊性，要想靠消费的一般规律来解决消费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出现的特定问题是不可能的。消费在各个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如果用一个模式或一种方法到处套用，只能是削足适履。例如农业社会的消费就与工业社会的消费不同。即使是工业社会，轻工业阶段的消费与重工业阶段的消费也不一样。如果用一个方法来解决不同发展阶段的消费问题，只能是脱离客观实际的无的放矢。
局部调控的消费理论主张将研究的视角从宏观层面深入到中观和微观层面，从一般深入到特殊，从静态转为动态。首先从动态的角度分析各个经济发展阶段消费的不同特点；其次从中观层面，找到所处阶段的主导消费需求；最后从微观层面，找到主导消费需求不足的具体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
4．投资理论的不同。总量调控的投资理论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他认为，投资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预期利润率）与利率的关系，当预期利润率降低到利率以下时，投资也就停止了。因此降低利率，使之低于预期利润率就成为刺激投资的手段。基于此，凯恩斯主义主张在经济萧条时期货币当局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将利率降下来，由此形成了总量调控的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利率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总量调控将它作为刺激投资的工具来使用，势必削弱利率配置资金功能，引起资金市场紊乱。更何况利率并不是投资的决定因素。决定投资的是消费。从供求角度来看，消费需求越大，消费品生产增长就越快，对投资品需求也越多，其与投资品供给的差距越大，引起投资品价格上升，刺激投资品生产者增加投资。反之，消费需求越少，消费品生产增长越慢，对投资品需求也越少，特别当投资品大量积压时，利率即使降为零，企业也没有投资积极性，掉入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凯恩斯才发出货币政策不如财政政策有效的慨叹。
局部调控的投资理论认为扩大投资的决定因素是消费，只要消费增加了，投资自然会增加。从市场经济运行过程来看，首先是消费增加引起投资增加，而投资增加引起收入增加，收入的增加又产生新的消费需求，如此循环不已，其中消费是原动力，它推动和决定投资。
5．对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的态度和立场不同。市场经济建立在货币基础上，没有货币，人们只能进行物物交换，不仅各种市场机制，如价格机制、利率机制等无法建立和运行，连产品交易和生产活动都只能限制在狭小范围。而货币供应量只有保持在与商品流通量相适应的水平，市场机制才能正常发挥作用。但总量调控肆意增发货币，破坏了市场经济的生命线，因而是一种搞乱市场经济、瘫痪市场机制的调控方式。更严重的是，政府收入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市场经济创造的，它不过是用过多发行纸币这种障眼法，将市场经济创造的财富的使用权转到自己手中，随意挥霍。当经济主体——企业和个人要使用自己创造的财富时，就会发现其实际价值已经大大减少，自己得到的只是一堆贬值的纸币。从这个意义上讲，总量调控不仅搅乱了市场经济秩序，还是一个败家子，将人们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财富用到不能给他们带来应有福利的地方，如果用在高福利还会起到奖懒罚勤、反市场的副作用。
与之相比，局部调控虽然也是一种政府干预，但它不仅严格遵守货币数量与商品量相适应的货币原则和不变相赖账的预算平衡原则，而且在市场失灵时帮助它恢复调节功能，并在功能恢复后，立刻退出，让市场调节经济。因此局部调控是市场经济的真正维护者。
6.调控手段的不同。总量调控使用的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是一种张冠李戴式的政策。本来总需求不足是主导消费需求萎缩造成的，总量调控却偏要增加与之风马牛不相及的政府需求，造成总需求结构与总供给结构错位。
局部调控实际上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做一些将供求双方联系起来的组织工作。总需求不足并不是人们不需要市场经济生产出来的产品，而是市场失灵导致供需双方发生矛盾，使这些产品失去销路。化解矛盾，沟通供求双方的联系，为这些产品找到销路，也就成为局部调控的职责所在。但这种沟通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按照市场规则办事。以我国为例，高房价造成住房需求萎缩，出现消费者不愿意也无力购买高价房和生产者不愿降价的矛盾。如何化解矛盾，使双方从对立转为双赢呢？这就需要政府出面做工作，即通过组织平价房生产和销售，一方面将房价降下来，使需求者愿意也有能力购买；另一方面平价房价格的制定要使房企所获利润在社会平均利润以上，让生产者有利可图，愿意生产。这样，在政府安排下，供求双方达成自愿。
总之，在市场失灵导致主导消费需求萎缩的情况下，局部调控通过政府合乎市场规则的组织工作，沟通供求双方的利益联系，使之获得双赢，是能够消除主导消费需求萎缩和主导消费品生产下降，从而恢复国民经济正常增长的。
7．调控效果的不同。总量调控从它诞生那天起，就与通货膨胀如影随形，以至菲利浦斯提出了以较高通胀换取较低失业率，以较高失业率换取较低通胀的著名菲利浦斯曲线。但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的爆发使这种通货膨胀游戏玩不下去了。发达国家政府不得不改而采取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政策主张，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和财政赤字，才以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的惨痛代价，将过高的通货膨胀压下来。但为将过低的经济增长率提上来，发达国家政府又故技重施，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间或在通货膨胀严重时，实行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但这种作法在2009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中遇到了严重挑战。欧美国家政府大规模增发货币，美国甚至两次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在全世界引起通货膨胀，一些发展中国家因物价上涨，民众生活困难而发生政治动荡。即使如此，美国经济也仍然恢复乏力，欧盟国家更是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当前欧美国家政府陷入左右为难境地：如果采取扩张性政策，会引起通货膨胀；如果采取紧缩性政策，经济将长期低迷（其实两难局面正是滞胀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可以说，总量调控的路已经越走越窄了。
与之相比，局部调控的一大优势是专能解决两难问题。首先，对于通货膨胀，它将货币流通量控制在与商品流通量相适应的水平，从根本上消除通货膨胀；其次，对于经济衰退，它通过扩大主导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将经济增长率保持在潜在增长率水平，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
8．理论基础的不同。总量调控建立在宏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以整个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但宏观是由中观和微观构成的，离开中观和微观，单独去研究宏观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宏观出现问题，如总需求不足、经济衰退、经济周期波动等等，实际上是中观和微观问题积累而成的集中爆发，其根子不在宏观而在中观和微观。因此宏观问题不能靠宏观经济学来解决，必须深入到中观和微观层面寻求答案。
微观虽然是由千百万经济个体（企业和个人）组成，每个经济个体单独来看又都微不足道，即使出问题，也无法撼动宏观经济，在宏观层面有所反映。但是当它受到某种因素（如市场失灵）的影响而迅速传染到其他经济个体，以至形成一股颇具规模的群体力量，就会在中观层面反映出来，构成中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后通过中观层面的横向和纵向连锁反应，波及到宏观层面，演变为宏观问题。所以宏观问题不过是微观问题的一种曲折、隐晦的变形反映。当微观问题通过层层传递，反映到宏观层面时已经面目全非，发生变异，不再以微观原来的面目出现。如我国当前的总需求不足或内需不足，从宏观层面来看，可以有种种原因，如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保障不健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冲击等等，但从微观层面来看，则是高房价造成主导消费需求萎缩所致，而高房价的深层次原因又是住房的消费品和资产品双重属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局部调控所以比总量调控更科学就在于它有中观和微观基础，能从宏观上看出问题的严重性，从中观上找到问题的策源地，从微观上找出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9．研究分析的方法不同。总量调控的研究方法偏重于数学模型，通过建立模型、估算参数、验证理论等来说明过去、预测未来和解释现在，表现出强烈的经济学数学化倾向。虽然数学的运用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它只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工具，并且还不是最重要的工具，更不能代替经济学研究本身。那种以为只要建立起一个包括某些变量的经济模型就能将经济运行态势及其变化反映出来的看法是幼稚的。经济世界包罗万象、丰富多彩，岂是几个数学模型所能涵盖。现在有一种时尚，以为只要建立一个数学模型，将宏观数据代入进去，加以运算，就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且不说这个结论是否科学，仅仅由于数据来源不同，或参数有异，就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让人无所适从。
现代宏观经济学所以沉湎于数学化，与其研究面太窄，仅局限宏观一隅有关。如果深入到中观和微观，则其所包含的数据、变量之多，数以千万计，为任何数学模型所无法容纳。可见，经济学数学化所以能盛行于宏观经济学，实是其没有微观基础所致。
局部调控的研究分析方法不拒绝数学模型，更主张充分利用数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但它更侧重于数据（信息）的收集和对数据内在联系的分析。从数据的收集来看，不仅包括宏观层面，还包括中观和微观层面，因而数据量极为浩大，其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将整个经济全貌反映出来（当然完全反映是不可能的）。当代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也为此提供了实现的物质基础。信息收集得越多，对经济的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了解和认识就越全面，越透彻。从这个意义上讲，统计比数学模型更重要。
从数据的分析来看，不能停留在各种现象之间的表面博弈上，而应深入到它们的内部去发现其内在联系、规律和本质。宏观、中观、微观的数据量极为浩大，如果不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掌握其内在联系和规律，就会在浩如烟海的数据中，如坠五里雾，迷失方向，或者如老虎吃天，无从下爪。那种以为现象后面什么也没有的观点是将客观世界看得太简单了。例如，从表面上看，高房价是住房生产者和购买者博弈的结果，但其实质是住房的消费品和资产品双重属性导致的价格机制失灵。
10．发展方向的不同。总量调控的发展方向是继续在宏观层面做文章。如在理论建设上，扩展宏观经济数学模型，增加变量数目，增强宏观数据质量，提高参数估算的精确性和验证过程的合理性，等等；在操作技巧上，一方面探索财政货币政策更多的组合方式，另一方面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内部挖掘新的因素，调整结构内容和构成比例。但是总量调控和宏观经济学如果总是停留在宏观层面，不真正实现中观化和微观化，只是用代表性经济个体作为微观基础来搪塞，是不会有出路的。
局部调控的发展方向集中在两个领域，一个是研究深度和广度的扩展，另一个是政府干预方式的转变。从前者来看，在广度上通过对宏观、中观和微观数据的长期收集汇总，逐渐形成一个巨大的、能比较全面反映经济全貌的数据库，为人们了解和掌握整个经济的运行过程提供一个透视平台；在深度上不断探索各个经济主体之间、微观个体与中观群体之间、中观现象与宏观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本质特征，找出它们的变化规律。虽然我们不可能穷尽它，但我们越接近它，对整个经济世界的了解和认识就越深刻，越准确，越全面，越符合客观现实。
从后者来看，局部调控的发展方向是从直接调控转为间接引导，从干预为主转为服务为主，即政府在掌握越来越多、越来越全面的经济信息，建立起从宏观、中观到微观的信息数据库的基础上，可以向广大经济个体提供更多更准确的经济信息，引导他们做出正确决策，少走弯路，高效运营。当然在市场失灵时，政府干预还是必不可少的。
四、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两难局面：一方面经济不断下滑，2011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下降到8.9%，并且还在继续下降；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率虽然有所降低，但仍在高位运行。如果以稳定经济，制止其继续下滑为主，采取扩张性政策，虽然能拉动经济增长，但通货膨胀有可能卷土重来；如果以防通胀为主，采取紧缩性政策，经济将过度下滑。怎样应对这种两难局面呢？如果实行总量调控，则双紧和双松的政策组合，不是造成全面衰退就是全面通货膨胀，因而不可取；松货币紧财政的政策组合，由于其增加有效需求的作用不大而推动物价上涨的力量不小，也不宜采用；唯有紧货币松财政的政策组合，效果稍好一些，但财政政策是要货币政策配合的，这就限制了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力度，如果稍一过大，从紧的货币政策就会变为从松的货币政策。因此该组合存在缺陷。1997年我国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采取的就是这种政策组合，也称为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组合。它虽然制止了经济下滑，将我国经济增长率稳定在7%-8%之间，但离10%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还有相当距离。即便如此，也是不可持续的，随着政府财政赤字的不断上升，通货膨胀压力也越来越大，很难长期支撑下去。值得庆幸的是，2002年我国住房需求突然发力（实际上是由住房实物分配转为个人建房买房的住房制度改革促成的），大幅度增加，才将经济增长率从7%-8%的徘徊中拉出来，走上10%以上的高增长，并且由于住房需求过于旺盛，在2004年和2007年两次出现经济过热，以至政府不得不采取紧缩措施来降温。从以上历史经验可以看出两点:一是总量调控效果有限，隐患很大，无法持久；二是住房需求的能量巨大，足以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
当前我国又面临着与1997年相类似的两难局面，所不同的是很难再指望住房需求会自动大爆发，因为那时房价很低，老百姓有支付能力的住房需求大于供给，而现在的高房价使老百姓有支付能力的住房需求小于供给，更严重的是房企坚不降价。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转变政府调控思路，实行局部调控，即政府在建造保障房的同时，大规模组织平价房（包括平租房）的生产和销售。根据我们的测算，平价房投资规模只要达到1万亿至2万亿元，就可以将我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的潜在增长率水平，而且还不会出现通货膨胀。
如此庞大的平价房建造资金从何而来呢？来自广大居民巨大而又十分迫切的住房需求，只要平价房价格为其所能承受，他们就会用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来购买，不需要政府提供任何补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1年2月金融统计数据，我国人民币存款余额为72.59万亿元，贷款余额为48.89万亿元，存贷差为23.7万亿元，足以满足很长一段时间居民购买平价房的贷款需求。政府只要采取预售、贷款投资（平价房价格高于保障房，因而有能力支付投资贷款利息）等方法，就可以获得建造平价房所需资金，不需要增加货币供应量。
一些人所以不赞成住房预售方式是因为房企良莠不齐，担心有些房企借卖楼花来敛钱，但平价房由政府出面组织建造，有政府信用作担保，不会出现上述问题。因此预售作为一种市场交易方式,应该发挥其应有作用。
在宏观上，政府还可以利用平价房投资规模的增减进行调控：如果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出现通货膨胀，则减少平价房投资;如果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出现经济衰退，则扩大平价房投资。
五、结语
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政府干预也是如此。市场经济在运行中，会出现一些问题，需要市场以外的力量，也就是政府进行干预。从20世纪初至今，这种干预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指令性计划干预阶段，人们以为一切经济活动如果按事先计划进行，不仅会很顺利，效率也比经济个体根据市场价格这个比较模糊的信号行事要高得多。但实行的结果发现，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是多方面的，很难取代。于是政府干预进入第二阶段—总量调控阶段。但总量调控无法对付它所召唤出来的滞胀，因而政府干预进入了第三阶段—局部调控阶段。当然政府干预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变才刚刚开始，它的发展和成熟还有待于经济学家和实际经济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注：
①②张培刚 厉以宁：《宏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5、337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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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电子邮箱：zhouxue@cas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