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有可能改变全球贸易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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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7年第17期（总第1814期）　　　　2018年3月12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TPP有可能改变全球贸易规则 欧洲央行为结束刺激措施做铺垫 日本人的创新模式与中国人有很大区别 美国1月贸易逆差升至逾九年高点 中国对银行业监管采取微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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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PP有可能改变全球贸易规则
    [摘要：2018年3月8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签字。TPP的目标是为全球最具经济活力地区的贸易制定了强有力的规则，但是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他将如何继续前进值得我们关注。]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11个成员国的领导人3月8日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正式签字仪式，展示世界正如何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继续前进。
    未来，台湾、泰国、韩国、菲律宾、斯里兰卡甚至英国都被视为这一贸易协定的潜在新成员，该协定为全球最具经济活力地区的贸易制定了强有力的规则。扩大TPP的努力表明，特朗普在就任美国总统后很快放弃的一项贸易协定，作为亚洲自由贸易的一个载具获得了新的动力。
    “一旦TPP生效，我们就可以启动加入协定的讨论，”日本首席TPP谈判代表梅本和义表示。“TPP旨在建立一个开放、基于规则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所以如果任何国家有兴趣并且愿意遵守规则，那么我们可以讨论加入事宜。”
    TPP最初被设想为一项庞大的区域贸易协定，支持奥巴马总统领导下美国在亚洲奉行的地缘政治战略。美国退出后、剩余成员国是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
    考虑到美国不再参与，各国谈判代表们搁置了有利于美国科技和制药企业的知识产权条款。
    TPP将在11个成员国中的6个批准后生效。但是突显积极情绪的一个迹象是，成员国的贸易官员们已经在谈论协议扩容的可能性。一些TPP成员国对扩大这个贸易集团的前景仍持谨慎态度。“我的焦点是在我们11个成员国之间达成协议，”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史蒂文·乔博表示。“大家都有国内的批准程序，我们得先走完这个程序。我很相信‘蛋未孵出别忙着数鸡’的道理，所以让我们先搞定目前形式的这个协定吧。”
    台湾是最积极的潜在成员之一，但台北的官员们表示，台湾的复杂国际地位一直是谈判代表的障碍。新西兰前外交官、如今是惠灵顿政府关系顾问公司桑德斯安斯沃思合伙人的查尔斯·芬尼表示，台湾已通过与新加坡和新西兰达成的贸易协定，证明其符合必要的标准。他表示，如果中国最终加入TPP，那么台湾将迎来其最佳机遇。
    泰国官员们表示，他们正在再次研究加入事宜。菲律宾过去曾表现出兴趣，但目前聚焦于另一个贸易协定。
    韩国对这项贸易协定一直态度温吞，但如果该国的其他贸易协定停摆，它可能感受到加入TPP的压力。“由于韩国被迫重新谈判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因此韩国也许应该再次考虑加入TPP，以便成为亚太区一项关键的贸易自由化倡议的一部分，”环球通视驻新加坡的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比斯瓦斯表示。“由于斯里兰卡最近与新加坡达成了覆盖服务和投资的高质量自由贸易协定，斯里兰卡也可能考虑跻身于第二波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新版TPP的名称——译者注）的国家之列，”他说。
    特朗普曾表示，若有对美国更有利的条件，他将对重新加入TPP持开放心态。
    谈判代表们对英国在退欧后成为TPP成员国的前景持开放态度，但考虑到解决英国与欧盟未来关系所需的时间，他们对于英国将成为下一个加入的国家表示怀疑。
    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原副代表、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周小明认为，日本等11国最近签署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CPTPP），它极可能成为“规则改变者”。
    周小明认为，这个协议是二十多年来全球首个超大型区域贸易协议，同北美自贸协定和欧盟一并构成当今世界三大区域贸易协定。它的诞生对亚洲贸易格局及全球贸易规则制定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在国际贸易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国外观察家普遍认为，CPTPP将推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是全球化“少有的好消息”。它对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是一幅“解毒药”，显示经济全球化仍在前进。它将对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也将提出不可忽视的挑战。
    周小明认为，由于美国的退出，日本在CPTTP谈判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一改在以前贸易协议谈判中的被动角色，当起了谈判的“领班”，着实过了一把瘾。协议的达成，彰显了日本协调国际贸易谈判的能力。日本踌躇满志，俨然以亚洲自由贸易“旗手”自居，企图领导亚洲自贸区建设。它将利用CPTPP秘书处设在日本的便利，并借自贸区之力，全力推行自己的战略目标。一方面，日本将力推CPTPP扩容，促进第二波“入会潮”的早日到来。它表示，一旦协议生效，马上开始吸收新成员。另一方面，日本将不遗余力推销CPTPP的新贸易规则。有报道称，日本希望把这些“高标准”引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用它同化、统一亚洲贸易规则。与此同时，日本还图谋把CPTPP作为国际贸易协议的样板向全世界兜售。
    周小明认为，CPTPP扩容前景比较乐观。CPTPP自贸区经济体量大。它涵盖五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高达13.5万亿美元，与中国经济大体相当。它的扩容潜力相当可观，前景不可小视。亚太众多国家当初参加《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主要为美国的巨大市场所吸引。美国退出后，自贸区的经济体量大为缩水，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占比从原先的40%减至13%。因此，国内曾有评论家认为，美国的缺席会大大影响其它国家商签CPTPP的积极性。然而，正是由于美国的退出，美国力推的有关知识产权的条款束之高阁，准入门槛降低，导致CPTPP的吸引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有报道称，印尼、泰国、菲律宾、韩国、哥伦比亚及斯里兰卡等国家都有兴趣加入该协议，而台湾最为积极。这些经济体的准入不会一帆风顺，但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如果这一前景成为现实，CPTPP将囊括除印度以外的亚洲几乎所有最具活力的经济体。
    有外媒注意到，中国参加的RCEP与CPTPP都是在2013年全面启动谈判的。后者捷足先登，目前大有成为亚洲经济一体化主体框架的势头。面对亚洲经贸格局的新态势，是游离于CPTPP这一本地区最具活力的自贸区之外，还是付出高昂的入门费，很可能成为中国在不久的将来难以回避的艰难选择。
    在亚太以外地区，CPTPP也似乎颇受欢迎。英国跃跃欲试，表示一旦脱欧就“入伙”。欧盟虽然至今还未表明心意，但它同CPTPP建立合作关系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此外，美国卷土重来是个大概率事件。近期，美国政府对去年年初的举动似有后悔之意，与CPTPP有关国家进行了密集商讨。然而，美国重返预计一两年内难以实现。特朗普更看重双边谈判，并把达成对美国更有利的协议作为重返TPP的前提条件。这一TPP+的协议要获得CPTPP成员的一致同意，并不容易。中长期看，由于美国统治阶层视TPP为遏制中国崛起的主要经济支柱，美国回归也应是预料之中的事。
    周小明认为，“新时代”贸易规则影响深远。TPP是奥巴马政府争夺全球贸易规则主导权的主要工具。它所倡导的“二十一世纪新规则”，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除了知识产权等为数极少的条款外，CPTPP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TPP的所有条款。CPTPP首开先河，把国有企业、劳工权利、政府采购及数据流通等写进国际贸易协定，极可能对全球贸易规则体系产生催化作用，成为“规则改变者”。智利外长表示，CPTPP将为其它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乃至世贸组织和亚太经合组织今后的谈判建立新标准。
    CPTPP意味着，西方在制定全球贸易规则方面先声夺人，抢得了先机，处于领跑地位。可以预见，日本会为CPTPP贸易规则的转播和扩散到处奔跑。美欧也会为它推广摇旗呐喊，促使其最终演变成全球贸易规则。由此看来，中国完善全球贸易体系的努力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它的制约。
    此外，协议今冬明春生效后，预计中国企业同CPTPP成员国进行经贸往来在不少领域将遭受歧视性待遇。例如，中国企业可能因产品、服务不符合协议的标准而吃官司。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以前，中国企业还可能被剥夺竞标当地政府采购项目的资格， 甚至竞标中方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也可能被拒于大门之外。国有企业在CPTPP成员国投资兴业也十分可能仅仅因为姓”公”，而受到东道国政府的特殊审查。
    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必须高度重视，未雨绸缪，加紧做好应对准备。一是加大对CPTPP贸易规则的研究，深刻分析其影响，提出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并开展对CPTPP规则的介绍，促进工商界对它更多的了解。二是大力扩展国际活动空间，在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同时，加快区域自贸区建设步伐。首先，要推动RCEP谈判早日达成协议，加速建成全球市场最大、人口最多的自贸区。其次，要提升现有自贸区的标准，缩小同世界上开放水平高的自贸区的差距。尔后，要积极商建更多有分量的自贸区，包括开展加入CPTPP和深化金砖国家间的合作的可行性研究。三是提升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话语权。美欧意欲重塑多边贸易体系，使其更好为己服务。一场全球贸易体系制定主导权的争夺战正在悄然展开。中国要力争主动权，深入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贸易规则，并充分发挥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等多边渠道的作用，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动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规则成为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合消息）
    国际经济
    欧洲央行为结束刺激措施做铺垫
    欧洲央行（ECB）向着结束危机时期的经济刺激措施迈出一大步，放弃了在欧元区经济增长失速的情况下扩大债券购买计划的明确承诺。
    就像欧洲央行经常采取的做法一样，这个重要政策转变被包含在昨日发布的管理委员会会后声明轻微改变的措辞中；以往的声明誓言，如果经济增长令人失望，它将更加激进地干预债券市场。
    但是，“宽松偏向”的变化只是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在结束三年前启动的债券购买计划之前必须走完的最后几步之一；当初欧元区正竭力从灾难性的债务危机中恢复过来。同时，这一变化的背景是全球各大央行努力恢复危机前的政策制定，这种转变使金融市场紧张，因为市场已经习惯于欧洲央行、美联储和日本央行多年的大规模紧急刺激措施。
    结束宽松资金的前景助燃了上月的股市抛售。德拉吉在记者会上坚称，欧洲央行的总体政策立场仍是支持增长的。该行维持欧元超低利率不变，并继续每月买入300亿欧元债券——尽管这比去年的每月600亿欧元有所下降。
    德拉吉在解释措辞变化时表示，经济复苏的力度意味着欧洲央行需要购买更多债券的情况“现在真的不太可能发生”。
    该行在宽松偏向上改变措辞说明，它对欧元区在没有特别支持的情况下能够保持增长越来越有信心。预计今年欧洲央行将宣布停止在2.3万亿欧元债券买入计划下购买新债券——可能在9月份，尽管更有可能在12月份。预计该行将维持超低利率至2019年年中。
    在以往的货币政策声明中，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曾宣告，在经济低迷或市场动荡的情况下，它准备“在规模及（或）持续时间上”扩大资产购买计划。
    （FT中文网，2018.3.9）
    日本人的创新模式与中国人有很大区别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柯隆分析指出，现如今“创新”似乎成了流行语，所有人都在谈论创新。应该说美国是技术革新的大国和强国，日本步美国的后尘，改良现有技术，发展出更加精良的技术和产品。韩国则更为简单，一门心思学习日本，早年有日本经济学家发明了一个很形象的词汇“雁行模型”。当然，原来，雁行模型指的是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即所谓的比较优势模型。
    这里来比较一下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创新模式，二者之间存在很大区别。
    中国人做事一般都是利益驱动型的，所以，中国人是否创新要看是否有利可图。有人说，中国人喜欢学技术，从来对科学不感兴趣。这话虽说有些极端，但不是没有道理。无论在国内上大学的才子，还是出来留学的尖子，学工科的多，上理科的少。中国人太现实了。
    日本人的投资方程中，最优先考虑的不是利益，而是风险，如果不把所有的风险都控制住，日本人不愿意冒险投资。所以，日本国内的VC（风险投资）总是得不到发展，这可能跟日本人的国民性有关。早年丰田公司有极好的机会进入中国，但其领导层觉得当年的中国市场风险多多，所以决定等等再看（wait and see），这一等机会就没了。否则，今天的大城市里跑的出租就不是现代和大众，而是有路必有丰田车了。跟今天的曼谷有一比。
    中国人说，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这话没错，但有很多时候实在发展不起来，40年前的中国人有谁能透视到今天的现实，就连邓小平不也只是摸着石头过河吗？所以，人生往往跟下赌注一样，你无法控制所有风险，但你可以衡量一下你的赌注是否在自己承受能力之内。所以，30年前的丰田不应该以中国投资有风险而拒绝投资，而是应该衡量其“体力”是否能扛得住其中的风险。话说回来，今天在中国投资照样有风险。
    中国人太现实同样阻挡创新。在投资方面，中国人往往觉得有利可图就会下手。追逐利益的投资家从某种意义说跟赌徒是五十步和百步，没有太大差别。
    虽然中日两国相隔一衣带水，也有人说二者同文同种，但在很多方面，中国人和日本人往往处于两个不同的极端。在我看来日本人做事极其保守，不到万不得已，不到绝对有把握，日本人是不会出手的。而中国人则是见机会就上。过于保守的日本人往往丧失机会，见好就上的中国人往往还没等来机会就性急地上了，同样没能抓住机会。在很多情况下，中日两国实际上是可以互补的。
    21世纪，谁领先世界经济取决于创新，创新，也就是投资方程里的变量既要考虑利益，同时不能疏忽风险。天下事难就难在把握时机，经济学家告诉我们：高风险，高回报。这是依据经验得出的推论，但现实当中高风险的投资并不一定带来高回报。不过，获得高回报的投资通常一定是有高风险的，俗话说没有免费的午餐。
    从一个社会的角度说，鼓励年轻人冒险投资需要一个包容或者宽容的社会氛围，也就是说，投资失败的人通过努力还有可能再度翻身，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就很少有人敢去冒险了。我们与其羡慕投资成功的比尔?盖茨，我们更应该尊敬投资失败者。这样，一个企业家，一个投资家才可能保持一个良好心态。
    （日经中文网，2018.3.13）
    美国1月贸易逆差升至逾九年高点
    美国1月贸易逆差上升至逾九年高点，对中国贸易逆差激增，表明总统特朗普旨在消除外贸逆差的“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可能失败。
    特朗普上任一年以来，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特朗普已对部分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并威胁对其他商品实施惩罚性措施，以保护国内产业免于受到竞争的冲击。特朗普声称美国被贸易伙伴占了便宜。
    “特朗普的经济团队在贸易问题上正试图让时光倒转，但我们怀疑他们能否成功，因为他们正在干扰数以千计美国企业的商业决策，”三菱日联金融集团（MUFG）驻纽约首席分析师Chris Rupkey表示，“这是自己跟自己打贸易战。”
    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情况已持续数十年之久，由于企业将制造活动转移至中国等国家，贸易逆差的趋势在过去30年愈加恶化。
    美国商务部3月7日称，贸易逆差扩大5.0%至566亿美元。这是2008年10月以来最高水平，超出分析师预期的逆差551亿美元。1月份贸易逆差扩大部分是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对中国商品贸易逆差大增16.7%至360亿美元，为2015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对加拿大贸易逆差激增65%至三年高点36亿美元。中国和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特朗普1月末对进口太阳能板和大型洗衣机广泛征税。上周，特朗普宣布将对进口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以保护国内生产商。
    虽然这些举措可能受到支持特朗普的工薪阶层欢迎，尤其是在因工厂关闭和进口产品竞争而受到严重冲击的各州，但分析师警告称其可能削弱经济增长。
    有人担忧，关税决定可能会破坏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围绕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谈判。特朗普要求重新商定该协议，以制定对美国更有利的条款。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柯恩（Gary Cohn）宣布辞职，令贸易战担忧加剧，金融市场也因此受到惊吓。美股下跌，美国公债价格因吸引避险买盘而上扬，美元兑一篮子货币上涨。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贸易政策，是旨在推动经济年增长率持续达到3%的措施之一。美国政府在1月大幅调降了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但由于经济几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1.5万亿美元税改方案拉动的需求增长，很可能将需要进口来满足，从而导致贸易逆差情况进一步恶化。ADP Research Institute发布的报告显示，2月民间就业岗位增加23.5万个，这凸显了经济基本面的强劲。一项路透调查显示，上月非农就业岗位可能增加20万个，增幅持平于1月。失业率料将下滑0.1个百分点至4.0%，将为200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上周公布的报告显示商品贸易逆差增长3.0%，就已预示出1月贸易逆差激增的警讯。经通胀调整后，1月贸易逆差从去年12月的685亿美元增加至697亿美元。实质贸易逆差则高于第四季的平均值668亿美元。这暗示贸易可能将拖累第一季国内生产总值（GDP），除非2月和3月逆差收窄。贸易项目令第四季GDP增幅少了1.13个百分点。“美国内需强劲增长，在未来应会持续吸引非石油产品进口，”Wells Fargo Securities分析师Jay Bryson说。“净出口或将是第一季GDP的另一大拖累因素。”第四季GDP环比年率为增长2.5%，预计第一季料为增长2.0%左右。
    1月份出口下降1.3%至2，009亿美元，受民用飞机出口额减少18亿美元拖累。原油出口也下降。但消费性商品出口增至纪录高位，汽车、零部件和发动机出口创2014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对华出口下降28.1%。1月份进口持平于2，575亿美元，手机进口减少13亿美元，民用飞机进口减少9亿美元。原油进口增加22亿美元，因价格上涨。来自中国的进口增加2.9%。劳工部的第三份报告显示，第四季度非农生产率环比年率修正后为持平，初值为下滑0.1%。生产率低迷可能使特朗普政府难以实现3%的经济增长目标。年度经济增长率自2005年以来从未超过3%。2017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2.3%。
    （Reuters，2018.3.8）
    中国经济
    中国对银行业监管采取微调措施
    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的银行业监管机构软化了要求银行对不良贷款损失拨备的规则，以鼓励各银行提供更为可信的健康评估。此举似乎表明，即便在监管机构掀起“监管风暴”以遏制银行体系中出格行为的同时，他们也在微调自己的努力，以确保银行提供足够信贷来保持经济运转。
    多年来，投资者一直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中国银行业的官方不良贷款（NPL）率，其背景是有人怀疑银行使用贷款滚转或表外会计手法来掩饰信贷损失程度。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CBRC）实行的贷款损失准备要求处于大型经济体中最高的要求之列。相关规则要求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达到150%，贷款拨备率（拨贷比）达到2.5%。
    根据2月份向银行下发的新规则，银监会将允许省级银行监管机构将这两个比率分别降低至120%和1.5%。较低的要求将释放可被记为利润或用于放贷的资金。
    新规则使中国更接近国际标准。根据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的研究，多数国家要求银行达到50%至100%的拨备覆盖率。“降低这些比率将有助于银行在控制风险和赚取利润之间达到平衡，同时加强他们创造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意愿和能力，”董希淼表示。
    就中国的整个银行体系而言，拨备覆盖率达到181%，贷款拨备率达到3.2%，远高于监管设定的最低标准。但是个别银行难以达标。按资产计算为全球最大银行的中国工商银行（ICBC）近年一再打破150%的下限，与此同时该行和其他大银行私下游说降低标准。能够接触最优质借款人的大银行预计将是此次规则放松的最大受益者。“当然，最直接的影响是减轻银行的拨备压力，这对利润有利。我预计今年上市银行的利润增长将明显好于去年，”董希淼表示。
    另据报道，中国银监会等五大部委3月12日发文支持商业银行进行资本工具创新，以拓宽资本补充渠道，提升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文件表示，将有效运用境内外市场资源，扩宽资本工具发行渠道。同时，积极研究增加资本工具种类，总结经验并研究完善配套规则，为银行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转股型二级资本债券、含定期转股条款资本债券和总损失吸收能力债务工具等资本工具创造有利条件。此外，扩大投资者群体，研究社保基金、保险公司、证券机构、基金公司等机构对商业银行资本工具的投资政策。
    （综合信息） 
    （编译、整理：李彦松、王砚峰、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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