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连载4]吴志成 吴宇：当代全球政治与新中国外交战略

    [原文标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论析
    （续） 
        (三)新中国外交战略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政策息息相关，是在党的几代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主张的和平共处原则与和平发展道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江泽民阐发的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胡锦涛倡导的建设和谐世界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先声。这些战略理念和政策主张一脉相承，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启迪。
        第一，和平共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就面临严峻的冷战国际环境。从最初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外交孤立、军事围堵与经济封锁，到后来由于苏联霸权主义而导致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各国“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毛泽东也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适合中国需要长期和平环境的国情，也适合亚非大多数国家的情况。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标志着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成熟，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大会上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得到印度和缅甸政府的共同倡导，获得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赞同。1955年4月，万隆会议各国共同倡导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其中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准则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对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重大贡献。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赋予这些宗旨和原则以可见、可行、可依循的内容，这既代表了亚洲国家对国际关系的新期待，也体现了各国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国际法精神。历史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力地推动了亚非拉民族独立解放事业的蓬勃发展，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新形势下，其精神历久弥新，其意义历久弥深，其作用历久弥坚。
        第二，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实践者，明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载入宪法，使其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也是中国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坚定宣示。1954年4月，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日内瓦会议，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不懈努力，让世界看到了与西方国家妖魔化的完全不同的新中国形象，展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外交风格和和平外交魅力。近70年来，中国始终一边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一边坚持辩证思维与原则底线。一方面，和平有助于中国和世界的顺利发展，发展有助于中国和世界的持久和平;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会放弃自身的正当权益、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必然兼顾和平发展与国家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西方舆论鼓噪“中国威胁论”和国强必霸，蓄意给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制造阻力和压力。面对新的世界发展态势和国际格局变化，习近平明确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把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作为核心内容，强调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推动各国与中国一起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
        第三，国际新秩序观。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最初是发展中国家的主张。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与第三世界的兴起，20世纪50-60年代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入联合国，加强了相互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增强了世界和平的力量，促进了多极化的发展。1974年4月，不结盟运动和一七十一七国集团共同推动联合国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使得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进入了新阶段。但是，由于南北对话陷入僵局，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中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始终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新秩序所做的努力。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发展，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念。他着眼于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的新情况，认为应该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理论。也就是说，既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又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
        在冷战终结后的世纪之交，江泽民继续发展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论，提出要“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反映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利益，体现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要求。中国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念明确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各自的使命与责任，摆脱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纷争，强调各国应不分大小强弱彼此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深化了国际新秩序的思想内涵。当前打造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进程仍在继续，与世界的多极化并道而驰，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劲动力。
        第四，和谐世界理念。进入21世纪以来，为破解自身发展难题与全球发展失衡，推动本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相向而行，胡锦涛提出了站在全球秩序高度的和谐世界理念，致力于改善全球政治伦理与国际秩序准则。2005年4月，在雅加达的亚非峰会上，胡锦涛首次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同年7月，和谐世界理念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和谐世界”的理念明确表明了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共同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美好目标，同时构建和谐世界也与构建和谐社会相辅相成。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和谐世界理念所包含的国际政治观、全球安全观、全球经济观、世界文明观、自然生态观等内容，奠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框架。其包含的国际和平与合作思想，也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基石。
       (四)当代全球政治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产生也深受当代全球政治理念的影响，是对现有各种共同体理念的继承发展和推陈出新。全球治理、伙伴关系、可持续发展等理念与实践，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借鉴。
        第一，共同体理念。共同体理念在西方社会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学理基础，其基本意义为若干行为体为某种共同目标而结成的联合体。自古希腊以来，西方社会就没有停止有关“共同体”理念的探讨与实践。古希腊的城邦共同体、基督教的神的共同体、世俗国家的王的共同体、文艺复兴时期的市民共同体，及至启蒙运动以来的契约共同体，共同构成了西方社会在共同体实践上绵延不断的历史脉络。在现代西方共同体思想中，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unnies)把共同体划分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三种形式，以此反映人类社会的共同体从低级到高级的动态演进过程。自二战结束以来，共同体一词的使用更为广泛。这些共同体理念基本可以分为功能性和地区性两类:第一类关注在具体问题领域内的联合，如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智慧共同体等;第二类则重视区域层面的联合，如欧洲共同体、东非共同体和加勒比共同体等。这些理念与实践有力地推动了区域一体化与全球化进程，使各国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第二，全球治理理念。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全球性挑战的增多，全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其强调非权威性、多边参与、多元主体、平等互动等原则，促使人们对关涉各国及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给予更多关注，推动国际社会就一些共同关切的问题领域和重要议题展开更灵活、更有效的国际合作。全球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与善治在全球层面的延伸，虽然给各国的国家治理带来了冲击和压力，但也促使各国更加重视治理的现代化，实现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良胜互动。不过，既有全球治理体系仍为西方大国所主导，本质上还是霸权治理，并非真正的全球共同治理。随着全球治理陷入制度困境、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是大势所趋。全球善治全球协商共治等新理念成为评判全球治理的重要价值规范，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益思路。
        第三，全球发展理念。二战结束后，发展问题成为重要的国际议题。但在冷战期间，全球发展议题受西方国家主导，服务于美国冷战战略的需要。最初的全球发展理念基本上承袭了现代化理论的逻辑，主要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待发展问题，把国际发展援助作为主要手段。国际发展援助在20世纪60-70年代主打经济增长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则力推新自由主义。残酷的事实表明，单一的经济维度、片面的外在援助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难题，反而不同程度地恶化了其发展环境，导致日趋严重的南北和国内贫富差距。20世纪90年代开始，联合国逐步取得了全球发展议程的主导权，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等全球发展新理念被广为接受，推动了全球发展治理向真正的全球治理转变。但是全球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化并没有立即改善全球发展失衡的局面。因此，探索解决全球发展失衡的治理之道一方面仍然是对当前国际社会的严峻考验，另一方面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探索共同繁荣、普惠均衡的发展模式提供了机遇和空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