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连载3]吴志成 吴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主要渊源

    [原文标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论析 
    （续）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主要渊源
    任何现实理论都是古往今来各种思想资源融通交汇的结果。新时期的理论创新尤须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理论资源三种思想源流。无论是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还是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都必须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一基本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重大创新。它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本色，继承并发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外交理念，辩证吸收了当代全球政治理论与实践中的精华，是扎根中国又面向世界、立足当下又放眼未来的重大理论发展。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集中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治国理政的智慧，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它包含着许多为全人类所共同遵循的普遍性的生存智慧，思考与表达了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历久弥新。其中，源远流长的“和”文化更是蕴藏着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谐共生的安全观、义利合一的发展观、和而不同的文明观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其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提供了重要启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外交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第一，“协和万邦”的世界主义。不同文明的世界主义思想，为当下国际社会理性认识和处理民族国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启示中华文明的世界主义思想源自西周时期的“礼治”。这种礼乐文化迥异于其他宗教性的早期文明，以其鲜明的世俗性精神奠定了后世历代中国思想的重要传统。仁礼之道成为中华文明世界主义思想的最初追求，“天下为公”和“讲信修睦”则是这种追求的生动表达。“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集中展现了中华世俗政治理念的内在逻辑及其价值诉求。它深刻点明了如何实现协和万邦、时世太平的理想目标:必须先把自己宗族治理好，继而把国家治理好，进而使各国团结起来成为不可分割的、共同推进的整体。
    中华文明秉持的“协和万邦”的世界主义思想有着世俗他律、内向外化的鲜明特征，是中国“和”文化在对外关系上的经典映射。中国自古以来就把讲信修睦、协和万邦作为对外关系的宗旨，并使其成为周边外交的基本内容。中国自古倡导“强不执弱，富不侮贫”，深知“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使讲信修睦、友好合作的薪火世代传承，在世界文明的发展史上增添了靓丽色彩。
    第二，“和合共生”的安全智慧。和合文化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之一，有着超强的生命力与深远的影响力。自甲骨文、金文时期起，推崇“和合”的境界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至近代思想解放，和合文化绵延不断，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与民族特性。“和合共生”作为中华民族推崇“和合”境界的更深刻表达，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哲学。历史一再证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史就是不同部族持续“和合共生”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对外交往史则是“和合共生”理念指导下缔造并维持共生安全体系的历史。东亚国际体系得以维持“长和平”的历史事实，也意味着一种共生型国际体系是可能的，展现了中华民族“和合共生”的安全智慧的独特魅力。
    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自古就倡导并践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相处之道，推崇“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的和平思想。这些思想已深嵌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来的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
    第三，“义利合一”的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总钥匙，但如何才能正确把握这把“钥匙”的使用办法却始终是不同文明在不同时期面临的重大考验。中国自古以来就倡导正确和辩证统一的义利观，把“义利合一”作为推动发展的价值准绳。儒家把义利之说视为第一要义，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从孔子的“见利思义”，到孟子的“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及至荀子的“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这些早期思想为后世儒家义利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塑造了中国绵延不断的“义”文化。尽管一直以来人们对“义利”问题也不乏争议，但正确的义利观始终在中国传统美德中占有高位。它不仅是中国人推崇的为人经商的理想标准，还深刻影响了历代王朝的治国理政之道。
    不当的发展观往往会加剧贫富差距，引发社会冲突。因此，中国自古就追求公平与正义，主张为政者要“务张其义”，秉持正确的发展理念。“小康”“大同”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曾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只有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我们才能不断接近理想境界，破解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矛盾与难题。
    第四，“和而不同”的文明观念。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在不同区域创造了不同文明。中华文明作为人类早期文明之一，能够绵延五千多年长盛不衰，从根本上是得益于成功的文明相处之道。中华文明注重在各种文明的相互影响中融合演进，逐步形成富有东方智慧的兼收并蓄、和谐交往的文明观。“海纳百川”集中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包容互鉴、博采众长的品质，使中华文明得以历久弥新，总能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前列。“和而不同”则代表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使中华文明得以屹立于变化不断、纷争不息的多元世界。儒家强调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并不仅限于一般的人际相处，而是放眼于整个大千世界。“和而不同”从根本上承认并尊重事物的多样性，同时又明确了多样性事物的内在统一。
    历史上，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始终在和其他学说竞争互鉴，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弘扬“和而不同”精神的生动写照。这使得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了长久的生命力，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延续、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文化的长期融合发展、对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总体良胜互动关系的维持，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五，“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除了有赖于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与完善，还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就是人与自然关系变迁的历史。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不管曾经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但凡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胜利、不尊重并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的文明，无不遭到自然界的无情报复和惩罚。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上，中华文明有着深刻认识，其中道家和儒家最为典型。老子突破神道、祖训的束缚，革命性地提出“道法自然”的哲学命题，以此统摄天、地、人及至整个宇宙的运行规律。庄子最先阐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其之后又被董仲舒发展成为“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奠定了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传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处理人与自然协调相生关系的智慧。
    在改造自然的进程中，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对中庸之道进行了创造性转化，讲究正德、利用、厚生三原则协调而行。“正德”，即尊重天地生养万物之道。“利用”即以仁爱之心，坚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厚生”即以恩泽之心，做到涵润万物、厚植自然。
    这种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为中华文明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指导，也为当今世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提供了有益启迪。
    (二)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坚持加强思想建设这一基本原则，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实现了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持续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第一，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内容。共同体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是通过共同体形式组织起来。因此，没有共同体，就没有人类社会本身;没有理想的共同体，也就没有人类理想的社会形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立足人的本质，把人类历史划分为没有发生异化的阶段、异化阶段和异化被扬弃这三个阶段，开始探索理想的共同体形式。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共同体的形式及其演进做出了历史性阐述，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三个阶段，指出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共同体的虚假性，批评了资本主义社会使国家成为一种虚假的、外在于个人的抽象共同体。至此，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基本成熟。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提出“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社会形态，丰富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理解。
    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马克思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设想了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想的共同体形式。他始终强调共同体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个人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前提，以严密的逻辑探求了一个可以保障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理想社会形态。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对我们理解并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理论指导，并激励人们结合时代条件为之奋斗，共同创造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第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观。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家与革命家的经典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观源自《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后来又拓展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随着历史的发展，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在战争与革命时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强调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主张用“世界革命”缔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和平与发展时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开始淡化意识形态纷争和社会制度对抗，主张顺应时代潮流打造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可以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引领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19-20世纪重要的世界性运动，不仅成功迫使资本主义不断自我调整，而且还指引着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变革与完善。
    二战结束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有力推动了世界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但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也引发了人们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深刻反思。进入21世纪，“大国责任”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最新表达。它意味着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国际主义是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对外关系中不可动摇的根基，既体现了中国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愿望，也回应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期待。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