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詹姆斯·莫里斯教授的中国之行

    
    
    著名经济学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于2018年8月29日因病与世长辞，享年82岁。1997年4月，莫里斯教授首次访问中国，为期两周，由张维迎全程陪同。本文是张维迎在莫里斯教授首次访问结束后写的记事，以飨读者。
    张维迎 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发院教授张维迎 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发院教授
    1996年10月，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教授威廉姆·维克瑞(William Vickery)共同分享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半年之后，1997年4月，莫里斯教授应邀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 他此次中国之行的官方目的，是参加国家体改委于4月14－15日在京举行的“金融风险管理国际研讨会”，并在《经济学消息报》举办的“信息经济学研讨班”上作演讲。因为这是他首次来中国，为了使他对中国历史、文化，以及当前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状况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我特意协助安排了他去深圳和西安访问。从他4月6日抵达香港开始，至4月20日离京返英，我全程陪同了他。坦率地讲，我虽在牛津大学作过他3年多的学生，但与他的交往主要在学术方面，每次见面都是讨论我论文中的问题，对他的个人生活和性格了解甚少 ，只感觉他是一位严肃的导师和典型的英国绅士（他是苏格兰人）。特别是那段时间，因为他夫人身体不好，他中午一般都回家就餐，也不再如过去那样邀请他的学生到家里作客，除事前约定的见面外，学生很少有机会与他接触。这次则不同，在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和他在一起，有大量时间向他讨教经济学问题，还可以天南海北地聊一些非经济学的问题，了解他的兴趣和性格，耳闻目睹，受益非浅。
    飞机上为我解数学难题
    我和香港城市大学的栗树和博士当时正在合作写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我们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在一个合伙制契约安排中，一个人应得收入的最优份额随其在团队生产中的相对重要性的增长而上升，但相对重要的人的最优份额应随生产的团队化程度的提高而下降。比如说，如果团队化程度为0，相对重要性为0.6的人的最优份额为0.69,但如果团队化程度为1，相对重要性为0.6的人的最优份额仅为0.57。我们用计算机模拟表明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在给出这个结论的解析证明时遇到了麻烦。我们花了很长时间，都无法得到解析证明。栗树和博士原是西北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又曾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师从著名经济学家Leo Hurwicz（注：因对机制设计理论的贡献，200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经过严格的数学和经济学训练。连他也觉得这个结论难以证明时，我感到很绝望。如果不能得到解析证明，这个结论就不能作为“命题”给出，而只能作一般性讨论，这无疑就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在莫里斯教授到香港后，我们怀着一线希望，看看他能否帮我们解决这个难题。
    4月10日上午，我陪同莫里斯教授从深圳乘飞机去西安。在起飞大约半小时之后，我把事先归纳好的数学问题给他，问他有无可能解决。他拿起看了几分钟，问了我一些符号方面的问题，就开始拿出笔在稿纸上演算。我用相机拍摄下了这一珍贵的镜头。大约花了不到一小时的功夫，在飞机将要降落前，他说证明基本上完成了，但他还得再检查一下。
    4月11日上午，在西北大学图书馆作完演讲后，他利用在宾馆休息的时间，完成了证明的最后一步，12点，我叫他去吃饭时，他把结果交给了我。
    我非常兴奋，当天晚上就打电话告诉了栗树和，随后又把莫里斯的证明传真过去。20号回到香港，我们又一起讨论了莫里斯教授的证明，不得不承认，他的证明方法很奇妙，诺贝尔得主就是非同一般。从此，我们的论文上多了这样一个脚注：“We owe James Mirrlees for his proof of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proposition.”（我们感谢詹姆斯·莫里斯为本命题第二部分所作的证明。）
    不知疲倦
    4月11日午饭后，我问莫里斯教授，是想去古城墙上看看，还是在校宾馆休息，他说上城墙。我们从南门上城墙，走到小南门下来，前后一个多小时。游过城墙，按约定，我们于2点半到西北大学地质学系，参观古脊椎动物化石馆和矿物陈列馆。3点半至5点，他与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座谈。座谈会后，同学们又是签名，又是合影，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晚饭后，他又提出要到市内钟楼附近看看，我因事先有约，就由梁继宗教授陪他去。据说，回到饭店时，已是9点半了。第二天早晨，当我起来时，他已吃过早饭，很兴奋地告诉我，他头天晚上去了西大街鼓楼附近的清真寺，太有意思了。说来惭愧，我在西安读书7年，还不曾去过西大街这个令他如此兴奋的清真寺。
    莫里斯教授在中国期间每天的活动都是这样没有缝隙。他不愿错过任何一项事先安排的活动，也不曾拒绝过任何一个临时追加的项目。在陪同莫里斯教授近半个月时间里，我感受最深的一点是，他是一个兴趣广泛、不知疲倦的人。论年纪，他当时已61岁，我比他年轻得多，但陪他旅游参观，常常是我已筋疲力尽，他却兴致不减，我似有点舍命陪君子的感受，几位陪同过他的其他年轻人也有同感。他常常是白天观光或作学术报告，晚上9点10点回到饭店，还要为第二天的演讲做准备。但除了4月20日离开北京时略显疲倦外，他总是精神抖擞的样子。在深圳只有半天多的时间，他却参观了君安证券、深圳股票交易所，参加了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学术活动，游览了中华民俗文化村，并观赏了室内和室外两场文艺演出。在西安两天半，除在西北大学一天的学术活动和与陕西省省长见面外，参观了陕西省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半坡村母系社会遗址和西大街清真寺，游览了临潼华清池、西安大雁塔、钟楼闹市区及西安古城墙。北京一周，参加了为期两天的“金融风险管理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图书馆各作一场学术报告，参加了商务印书馆举办的“《詹姆斯·莫里斯论文精选》新闻分布会”，游览过故宫、颐和园、八达岭长城、十三陵墓和天坛，在老舍茶馆喝过茶，在长安剧院看过京剧《白蛇传》，等等。
    在陪同他的日子里，我时常想，这样精力旺盛、不知疲倦的人怎么能不拿诺贝尔奖呢！
    文物迷
    来中国时，莫里斯教授带两本书，一本是一位华裔英藉女作家的小说《鸿》，讲的是从民国到文革祖孙三代三个女人的故事，中国人不以为然，外国人却很捧场；另一本是英文版的《中国旅游指南》。后一本书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有时间，就翻开看。因为有这本书的帮助，每到一处，不用我作解释，他已知道有些什么景点值得看。我在英国生活5年，知道英国人好古，但莫里斯教授对中国文物古迹的兴趣之浓，还是大大超出我的预料。这或许是他不知疲倦的一个原因吧。
    4月10日我们抵达西安时，已是下午3点多。因为晚上6点陕西省省长陈安东要宴请，负责接待的西北大学的李军锋先生问，是否应该取消原定的参观陕西博物馆的计划，莫里斯教授坚决不同意，我们只好带他去。在博物馆里，从史前文化开始，他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看，看的很仔细，不时地问，很多时候，我和陪同的李小姐都无以对答，我们的历史知识太少了，根本满足不了他的要求。他似乎对中国汉字的演变过程特别感兴趣，仔细地观察刻在石碑上或鼎上的字的形状，想知道，从什么朝代开始，汉字变成了现在的模样。在西汉地形图前，他发现西北部与中原地带之间只有一条细细的走廊连接，感叹道：在这样的地形上维持统一真不容易！按计划，我们该在5点离开博物馆，但到5点时，我们只走到元代。因为6点有约，我和李小姐只好拉着他匆匆走完其余的部分。他的遗憾只能留给下次了。
    4月12日的安排是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临潼华清池和半坡母系社会遗址。从前几天的经验，我已知道，必须请一位很在行的导游，西北大学外事处特别安排了高海林女士陪同。高海林原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后到西大旅游经济系任教，西大接待的外宾去兵马俑参观，几乎每次都是她陪同，可以说驾轻就熟了。不过，这一次，她还是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因为莫里斯教授会问她一些很细致、很技术性的问题，如兵马俑的制作工艺，等等。我开玩笑说，看来下一次只能请兵马俑博物馆的馆长陪同了。莫里斯教授很为兵马俑所表现出的气派所折服，离开时，他花300元钱买了一盘兵马俑的CD Rom,并与当年发现兵马俑的农民合影留念。
    在西安，由于时间所限，他只访问了东线。他说，希望下次有机会去西线，去乾陵，去法门寺。有可能的话，还要去敦煌。
    4月15日上午，我和体改所的王雪佳小姐带莫里斯教授到故宫参观。我虽去过故宫几次，但因每次都是走马观花式的，对故宫的好多掌故不了解。莫里斯教授事前已看过有关故宫的介绍，去时仍随身带一本《中国旅游指南》，又买了一本关于故宫的英文书，在有些方面，比我知道的还多。比如，他知道故宫内有9千9百99座半房子。如同在其他地方参观时一样，他走得慢，看得仔细，我和王雪佳小姐尽所能给他讲一些我们知道的故事。故宫的很多重要建筑都建于1420年，他很清楚地记住了这个年代，因为他现在剑桥郊区的别墅也建于1420年。
    4月17日上午，莫里斯教授在北大演讲。下午我和王雪佳小姐带他到颐和园游览。我曾听加拿大西安大略学校的校长说过，最喜欢的是颐和园的苏州街，而我自己不曾去过苏州街，所以，一进园，我就领莫里斯教授直奔苏州街。果然名不虚传，很有点皇家购物中心的味道。莫里斯饶有兴致地同我们一起逛“丝绸店”，进“钱庄”，还在一个二楼茶馆花了30块钱，品茶半小时。4点半离开苏州街，直奔万寿山顶。因为时间已经不早，我提议抄近路下山，但他坚持要绕道看石舫船，我只能随他所愿。看过石舫船，其他要门票的地方都已关门，很是惋惜，好在长廊总是开放的。他很欣赏长廊上的画，特别是画里的故事。大约6点钟，我们离开颐和园。
    4月19日上午，我去参加天则研究所的案例研讨会，我夫人陪莫里斯教授去采购。下午两点我赶回饭店时，他们还没有吃完饭。莫里斯告诉我，他买了文房四宝。饭后，我问他要不要休息一会再去游览天坛，他说，我们还是现在就去吧。这样，我就又带他去天坛。其实，一上午的会议已使我深感疲劳，我是多么想休息一会再去呀！
    在天坛，他对古董店的古瓷器很感兴趣，不过，没买什么，因为带不了，他箱子里已塞满了西安时收到的好几件古董复制礼品。他说，下次再买吧。他还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大观园微缩景观，并特意在曹雪芹塑像前留影，因为他曾读过英文版的《红楼梦》。在回音壁，他很想试一试是否真有回音，可惜回音壁被栏杆围住了。
    登高望远
    4月13日上午参观大雁塔，是莫里斯教授在西安的最后一项活动，我和高海林女士陪同。因为12点就要出发去机场，我们本想带他走马观花地看看就是了，可他还是坚持要登塔，
    
    
    说这是他来中国后第一次“爬山”。他很喜欢爬山，每登一层，都要在窗口停下来举目望远，在面向北面的窗口，他立即认出了钟楼。登到7层塔顶，他说，这塔真是一个hierarchy（等级体系），越到高处越难爬。我说，难爬有两个原因，一是越到高处路越窄，二是爬的越高，人的体力越不支。这大概是地位越高的人薪水越高的一个原因吧。我突然想到，经济学中，有许多理论解释等级组织中“收入随位置上升”的现象，但就我所知，还没有人从这样的角度解释。
    莫里斯教授在中国的第二次“登山”，是前面提到的4月17日下午登颐和园的万寿山。他登山时，腰杆挺直，脚底生风，实在不像一位61岁的人。爬到山顶，俯瞰昆明湖，遥望北京城区，感到美不胜收！
    4月18日去长城和明十三陵，我因约好去北大医院看眼病，只好由王雪佳和司机陪他游览。下午回来后，我问他感觉如何，他连说，太好了！长城真是伟大，不身临其境亲眼一睹，是不可能真正体会它的伟大的。不过，他说，有点遗憾的是没有爬到最高处，这倒不是因为他不愿爬了，而是陪同的王小姐说没有时间了，接下来还有十三陵等着呢！这是他在中国的第三次爬山，爬的是长城，尽管没到顶峰。我相信，下一次来中国时，他一定会重登长城，一定会上到顶峰，如同他登到经济学的顶峰一样。
    欣赏京剧
    我知道莫里斯教授对音乐和戏剧有特别的爱好，所以，每到一处，我都尽量安排一些这方面的活动。在深圳，4月9日晚上，我们先在民俗文化村的演出大厅观看了云南少数民族舞蹈“兰太阳”，接着又观看广场的大型民间艺术表演。尽管演出没有英文讲解，由于良好的音乐和艺术细胞，他对这两场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演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看得出，他比我更陶醉，这使我感到很自豪！遗憾的是，他没有时间观赏“世界之窗”晚上7点半的大型表演。（不过，我后来想，没去世界之窗也好。在世界之窗，法国的艾菲尔铁塔和凯旋门是按1:3的比例制作的，而伦敦桥和英国国会大厦是按1:15的比例制作的，二者又比邻。我不知道他这位英国人看后会有何感想。）
    在西安，4月12日晚，我和陕西省建设银行的徐鹏程先生陪同莫里斯教授去看《仿唐乐舞》。《仿唐乐舞》表演的是唐代宫廷乐舞，很有特色。大概是专为老外演出，每一幕都有英文解说（事实上只有英文解说），莫里斯教授很欣赏，不时为演员的精湛表演鼓掌。我问他如何比较《仿唐乐舞》与深圳民俗文化村的《兰太阳》，他说他更喜欢《仿唐乐舞》。大概是因为《兰太阳》太“生猛”了一些。不过，我告诉他，我更喜欢生猛一些的表演。
    记得在深圳中华民俗文化村的北京四合院游览时，莫里斯教授对京剧脸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们不得不请院内的服务人员给他作详细讲解。我当时就想，到北京后一定让他看场京剧。北京接待单位的人说，看京剧到老舍茶馆就可以了。4月14日晚，我和王雪佳小姐就带他去老舍茶馆，我也是第一次去，他说很开心。不过，在我看来，这里的京味并没有我原先想象的那么浓。莫里斯对其中的两个京剧表演很欣赏，不过，看得出来，这两个节目没有满足他。当我问他是否想看一场专门的京剧表演时，他非常高兴。这样，我们决定4月16日带他到长安剧院。当日晚饭是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在北海的御善饭馆请客，宴请未完，我和他就匆匆离开。我们到达长安剧院时，刚好7点半，王雪佳小姐已买好票在那里等我们。演出剧目是《白蛇传》，因为有英文字幕，不用解释，他也看得明白。事实上，他很享受，表情不时随剧情的变化而变化。演出结束后，他还总结说，京剧是把唱技和杂技结合起来的。我不知道他的概括是否准确，反正我对京剧是完完全全的门外汉。他本来想在剧场门口买一盘《白蛇传》的CDRom，可惜没有。第二天下午我们在颐和园游览时，看到昆明湖里一人独自撑船，他马上就回忆起头天晚上《白蛇传》中的情景。临别时，张海鱼先生送他一盘京剧VCD，他非常高兴。
    中国饭百吃不厌
    4月6日莫里斯教授抵达香港，在香港饭店下榻后，我和城大经济系主任张仁良教授带他到位于尖沙咀一家韩国餐馆就餐。我们选择了韩国菜，而不是中国菜，主要是考虑到以后的半个月，有的是中国菜吃，就害怕他吃腻了。一般人在长途旅行后，胃口都不大好，令我惊讶的是，莫里斯教授的胃口比我们都好，吃得比我们多。
    接下来的两周，除一两次因为赶急吃西式便餐外，吃得都是中餐，但我怕他吃腻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他喜欢中国饭，不是说在嘴上，而是吃在行动上。每次吃饭，我都注意观察他，发现他总是吃的很多，饭量比我大，而且什么菜都不放过。在深圳君安证券的宴席上，他就吃过炸蝎子，这道菜许多中国人都不敢入口。在湖南饭馆，他吃过臭豆腐。遇上他特别喜欢的菜，他会一连几次往自己碟子里夹。记得4月12日上午参观完秦始皇兵马俑后，我们被省建行的徐鹏程先生安排在临潼华清池附近建行办的一个餐厅就餐，这个餐厅算不上高档，不过陕西菜做的蛮地道，莫里斯教授对陕西凉皮赞不绝口，一连吃了两豌，还表现出心有余而胃不足的样子。他用一个馒头夹了两大片梅菜扣肉，大口大口地吃，我看着都眼馋。
    他来中国后，粤菜（包括潮州菜）吃得最多，其次是陕西饭，上海菜。不过，到18日，还未吃过四川菜。巧的是，这天中午，我在北大勺园碰到伦敦经济学院的Arthur和Tony，两位也都是莫里斯教授的学生。晚上，我就带他们三人一起到四川饭店吃饭。莫里斯教授最喜欢回锅肉。饭后我们出门时，突然听到有人问：“Are you Professor Mirrlees?”原来是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的台湾藉经理，前一天在北大听过莫里斯的演讲。他为能在这个地方巧遇莫里斯教授兴奋不已。我开玩笑说，名人就是不一样。
    4月17日，我们几个曾牛津大学学习过的同学在千村百货的“烧鹅仔”宴请了他。4月19日，我、张海鱼和张亚非又带他到“毛家饭馆”吃了湖南菜。当然，中国菜种类繁多，他在中国的时间有限，是不可能吃遍的。
    中国饭吃多了，莫里斯教授也开始有品味了。4月16日商务印书馆总编在北海公园内的御善饭馆宴请他。御善当然很有特色。不过，莫里斯教授饭后对我说，这里的饭菜比不上我们前几天吃的，看来，皇帝吃的不见得比老百姓好呀。
    吃中国饭时，他还喜欢喝中国酒，有时是青岛啤酒，有时是中国长城干白，或中国红葡萄酒。有一次，他想喝中国红葡萄酒，但餐馆没有，服务小姐问法国红葡萄酒如何，他说，那我们还是喝长城干白吧。他对西安的稠米酒也赞不绝口。
    莫里斯教授握筷子的技能非常娴熟。他告诉我，这个本领早在60年代就学会了，是在去日本的飞机上，日航小姐教他的。
    中国饭驰名天下，好吃，不仅中国人喜欢，许多外国人也喜欢，但一般老外连吃几天中国饭是受不了的，正如我们中国人出国后受不了连吃西餐一样。而莫里斯教授吃中国菜可以说是到了“百吃不厌”的地步。有几次，我问他要不要去西餐厅换换口味，他却坚持说，还是吃中国饭吧！
    不老的好奇心
    在西安，有一次，莫里斯教授问我：“中国马路上为什么划斑马线？”我说：“斑马线是供行人过街用的，难道英国不也一样么？”他说：“这我知道。在英国，在划斑马线的地方，行人有优先权，车要让人。但我观察到，你们这里的车并不让人。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斑马线呢？”我无言以对。第二天，他告诉我，他知道原因了。我问什么原因，他说，在中国，斑马线是一个“coordinating device”（协调手段），行人都往斑马线旁聚集，聚集到一定数量，人就把车挡住了。我说，这或许有些道理，因为中国人太多，如果车总是让人，那交通非瘫痪不可。
    莫里斯教授对中国象形文字充满好奇心。在“金融风险会议”上听会期间，他在纸上写了“中国，北京”四个字，递过来问我写的对不对。我说，字形到蛮好看，只是你是画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他说，难道中国汉字不是一种艺术么？
    4月19日，在湖南饭馆，他突然对我说，这半个月来，他没有发展什么理论，因为人在旅行时，是不可能集中思考问题的，但他现在有一个发现，就是知道了中国象形字的来源。我不解。原来，他在喝茶时，发现茶叶不断飘浮出各种形状，就想到，中国人一定是在喝茶时发明了汉字。我不知道他讲的有无道理，不过，据说，仓吉发明象形文字，就是受到鸟在地上留下的足迹的启发。
    4月13日中午在西安，因为急于赶赴机场，我们来到南门外一个日本人经营的饭店吃西式快餐。菜谱上有中、日、英三种文字，莫里斯教授惊讶地发现，有一页上，所有菜英文名称最长，日文次之，中文最短，而在另一页，刚好相反。他问我，他的论文译成中文后，是英文原文长，还是中文译文长。我说，大概是中文译文长吧。
    我为莫里斯教授不老的好奇心而感叹。
    难忘今霄
    4月10日，即我们刚到西安的当天，陕西省省长陈安东先生在希尔顿饭店会见并宴请了莫里斯教授，在座的有西北大学校长、陕西省教委副主任等。会见时，双方都讲了一些非常客套的话，但在餐桌上，省长的谈话却集中在一些非常敏感的政治和外交问题上，特别是关于香港问题。我知道莫里斯教授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对政治不在意，也不讳言英国以强权占领香港的历史。但我理解，每个民族的人都对自己的民族都有一些特殊的感情，谈论这样一些敏感的问题很容易造成尴尬的局面。谢天谢地，尴尬的局面没有出现，省长和莫里斯教授都不愧是谈话高手。
    记得上餐桌不久，省长就说，香港很快就要回到中国了，现在看来，彭定康的三违反政策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教育了香港人民，不再留恋英国的殖民统治。7月1日，彭定康就要回到英国了，希望你们欢迎他回去。莫里斯教授说，他来中国前听到一个谣言，说英国首相要任命彭定康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院长（注：莫里斯教授原是三一学院的学生，现为院士。他告诉我，在三一学院学习和工作超过一年以上的人中，有29位诺贝尔奖得主）。按学院章程，三一学院的院长都得由首相直接任命。一般来说，首相会任命一位学者为院长，但理论上讲，他也有权任命一位政治家当院长，这样的事情以前也确实发生过。莫里斯教授说，他希望能任命一位科学家而不是政治家。如果真的像谣言说的那样，彭定康要回来当院长，那他宁愿彭定康不回来。（注：彭定康卸任香港总督后曾任英国驻欧盟大使和牛津大学校长，但没有出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
    后来，谈话转到历史上来。有一次，省长说，澳大利亚是我们中国人首先发现的，但发现的人看到那里空无一人，耐不住寂寞，就回来了，否则的话，澳大利亚可能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了。莫里斯教授回答说，19世纪，英国有许多犯人没地方去，政府把他们赶到澳大利亚去了，可能是你们中国当时没有那么多犯人吧，所以，你们错过了机会。（为了使谈话更柔和一些，
    
    
    我插话说，中国的犯人都送到海南岛和西部去了。）
    宴请结束时，省长对我说，莫里斯教授是他遇到过的最健谈的英国人，其他英国人，你不同他说话，他就不说话，只埋头吃饭。
    莫里斯教授不仅谈的多，吃的也多。离开前，他拿了菜单想作纪念。旁边有人插话说，省长还是一位书法家，省长随手掏出笔，在菜单内封上写了“难忘今霄 陈安东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日”，送给莫里斯教授。两天后，当我们在大雁塔参观时，果然在“玄奘纪念国际书法展览馆“内看到了省长写的挂幅。
    回饭店的路上，我对莫里斯教授说，我不曾想到省长会谈那么多政治问题。他说，他也没有料想到。
    天安门广场兜圈
    4月15日下午，国务委员李铁映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金融风险管理研讨会” 的外方专家和部分国内专家（实际上，除我之外，都是体改委的人）。3点半我们出发，车到人民大会堂西南角的会面厅时，刚过4点，接见时间又由4点15分改在4点半，主人还没有到。体改委领队的人建议，由司机开车带客人在天安门广场周围兜几圈再回来，因为，按照中国领导人接见外国客人的规矩，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重，必须是主人等客人，而不能是客人等主人，所以，客人必须在李铁映先生到后才能进来。麻烦在于，主人又是高级人物，客人不能迟到，北京的交通状况又使客人必须打一个提前量，这就形成了一个难题：必须提前到，又不得先进屋。难怪司机说，他常带客人在天安门广场兜圈，有时，一兜就是好几圈。莫里斯教授前天晚上和当天上午刚去过两次天安门广场，他开玩笑说，早知如此，他上午就不来天安门广场了。我想，凡是安排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的外国朋友，就没有必要专门去天安门广场浏览了，待接见的那一天，你们有的是时间。
    会见在4点半开始。在莫里斯教授等外国客人进入之前，体改所的乌杰和曹远征等人已就这次金融风险控制会议的情况向李铁映作了汇报，所以，李铁映与外宾谈话的主题非常集中，也没有谈什么政治问题。在客套之后，李铁映首先谈了中国金融领域面临的风险管理的迫切性，接下来，他就请外国专家发言。莫里斯教授当然是首先发言了。当他谈到降低风险的一个办法是利用中介机构时，李铁映插话说，中国面前的金融风险主要是中介机构造成的。我理解，莫里斯教授讲的中介是指投资基金，而李铁映讲的是如“中农信”这样的机构。在我看来，这样的会见只能是礼节性的。
    诺贝尔奖不期而来
    在中国期间，有好几次，人们好奇地问莫里斯教授，他是什么时候得知自己获诺贝尔奖的。他回答说，1996年10月8日上午11点（瑞典时间中午12点，诺贝尔委员会总是在这个时间电话通知，即使获奖人在美国加州）。当时他在办公室接到从瑞典打来的一个电话，说他是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位得主之一，一开始，他不相信，以为是有人同他开玩笑，因为过去确实有人被开过这样的玩笑。只是当他认识的评奖委员会的一位经济学家直接同他说话时，他才相信，自己真的是获奖了。（据说，Modigliani教授当年听到自己获奖时，一开始也不相信。或许，不少得主都有类似的反应。）
    1997年元月29日下午，我和莫里斯教授一起从剑桥大学到伦敦经济学院参加学生们为他举行的庆祝会，路上，我曾问他是否曾想到过自己会得诺贝尔奖？他笑着回答：可以说，没想过。他说，很长时间，他就认为MIT的Peter Diamond教授应该得诺贝尔奖。当然，因为Diamond教授的许多研究是与他合作完成，如果Diamond获奖，他或许会跟着沾光。事情没有如他想象的那样发生，不过他仍然认为，Diamond未来仍然有希望获奖（注：Diamond于201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不过，莫里斯教授提到，当年，Edmund S Phelps在看到他1971年发表的所得税文章的初稿时，就认为这篇文章应该得诺贝尔奖。当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刚刚建立。另外，有几次他到一些大学演讲时，主持人在介绍说，这可能是未来诺贝尔奖的得主。不过，他说，戴过这种高帽子的恐怕不下100人，谁也不会当真。（注：Edmund S Phelps是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我曾问他，有没有人把获得诺贝尔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说，自然科学界有，但经济学界大概没有。
    有一次，在谈到数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关系时，他说到，今年3月，他在波兰给数学家作了一次学术报告，主持人在介绍他时说，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家的份，不过，数学家已找到了摘取诺贝尔桂冠的途径，那就是把自己变成经济学家。我开玩笑地问他，那你决定从数学转向经济学时，是不是想到要得诺贝尔奖呢？他回答说，那不可能，因为当时还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呢！
    莫里斯教授还告诉了我有关诺贝尔奖的许多有趣的故事。阿罗和希克斯于1972年因对一般均衡理论的贡献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阿罗有点不大高兴，因为他觉得像他这样的经济学家应该单独获奖，不应该与他人分享；而希克斯说，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把他的贡献搞错了，他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贡献在经济史方面，而不是一般均衡。威廉姆·维克瑞在获奖后，强调的是自己在有关改革地铁收费、选举制度、预算赤字等方面的实践思想，而不是自己的理论模型；他把自己获奖的1961年论文说成是“one of my digressions into abstract economics”(在离题进入抽象经济学的一个例子）。我告诉他，当纳什听到自己与另外两人同时获奖时，还不知道这另外两位获奖者是何许人呢。
    我曾问过莫里斯教授有关诺贝尔奖提名的事，他说他每年都收到提名信，但除一次之外，他都忘记了把提名信按时寄回。他说，按规定，提名必须保密，不过，也有人为了讨好别人，告诉获奖者“我提名了你”。我问莫里斯教授，听说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每年的提名信中，有近一半人是自己提名自己，是否真有此事？他说，这不大可能，因为按规定，自己不能提名自己。当然，是不是有人互相提名，他就不知道了。
    我还曾和莫里斯教授讨论过评奖的权威性问题。我告诉他，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奖，但评奖委员会的人并没有激励说真话，所以好多奖都没有权威性。他说，要让评委们说真话，首先得对什么是好的成果有一个公认的评价标准，这就涉及科学规范问题。如果大家的评价标准基本一致，评委不说真话，奖的权威没有了，评委的威信也就没有了；相反，如果大家的评价标准相差很大，评委的自主权就大了，就可以随心所欲。当然，诺贝尔奖也不是没有争议的，如对文学奖的争议有时很大，这是因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并不如自然科学那样一致，同样的作品，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在自然科学上是不可能的。经济学还没有自然科学那么标准，但比起文学来说要好一些。
    桃李满天下
    在中国期间，在好几个场合，人们提到我，说感谢莫里斯教授为中国培养了我这样一位经济学家。听到这些赞美之辞，莫里斯教授总是微微一笑，而我却汗颜。莫里斯教授教书30多年，培养了不少举世一流的经济学家，我算老几？我知道莫里斯教授对我还不错，也不羞于承认我是他的学生，但我心里明白，在他所有的学生中，我充其量只能算是个中等吧。当然，听到他说好话，我还是满开心的。在西安时，他对我的硕士导师何炼成教授说：“在培养学生方面，我们俩都有一个秘密，那就是选择好的学生。”
    今年元月29日，莫里斯教授过去的学生在伦敦经济学院举行了一次学术报告会，庆祝他获奖，我应邀参加。出席这次报告会的有近200人，当然不一定全是他直接指导过的学生，也不是所有他指导过的学生都出席了。据牛津大学Nuffield学院院长、现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主席Tony Atkinson教授的统计，莫里斯教授“认可的”(recognized)学生共有70多位，这当然不包括那些只是听过他课的人。在这次报告会上，我惊讶地发现，许多我过去知道的很有名气的经济学家原来曾是他的学生，包括Tony Atkinson,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现任欧洲银行首席经济学家Nicholas Stern,剑桥大学教授P. Dasgupta等这样一些早已闻名世界的经济学家。我原来知道的他的学生只有如John Vickers, H. Shin, Christopher Harris等这样一些年轻一代的著名经济学者。
    作为一位导师，莫里斯教授堪称楷模。Nicholas Stern在报告会上的发言准确地概括了这一点。Stern说：“作为老师，Jim（詹姆斯的昵称，他的学生和朋友都这样称呼他）很特别。他每周见你一次；他期望你写出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他读你写的东西；他对你下一步干什么有很好的建议。他假定你知道布朗运动，测度理论，变分法，动态替代定理及其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知道边沁、卢梭、罗素和维根斯坦;知道印度的历史，好吃的东西，严肃音乐，等等。在你开始作他的Ph.D.生几天之内，他会邀请你到他充满温暖和友好的家作客。我记得，在我做他的学生的早期，他问我是不是钱不够花，他有流动资金，可以帮我渡过困难。对一个博士生导师来说，这是非常严肃而特别的行为。当然，那是我做Ph.D.的唯一经历；我曾以为，所有导师都会像他一样。如你们知道的，并非如此。”
    1982年，莫里斯教授曾被Warwick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在那个场合，Nicholas Stern讲过如下一段话：“作过詹姆斯·莫里斯的学生的人，没有人能忘记自己的这段经历。当你向他陈述一个半生不熟的、不重要的观点时，他会皱眉。另一方面，他会鼓励你追求新的思想并用清晰和严密的方式表述它。他慷慨地把自己的时间和思想给予学生，他能敏锐地告诉你什么是有意思的问题，结果可能在哪里，他有着广泛的兴趣，这一切使得他成为激励数代学生最好源泉。他的不少学生，许多他的学生的学生，尽管还年轻，已在欧洲、北美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著名大学担任首席教授的职位。”今天，这个级数已扩展到他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或许更远。
    莫里斯教授当年在剑桥大学读书时的导师理查德·斯通教授，于198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陕西省省长陈安东宴请莫里斯的餐桌上，当我提到这一点时，陈安东省长说，希望他的学生也能获诺贝尔奖。莫里斯教授回答说，可惜诺贝尔奖得主不能像中国过去的皇帝一样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当然，他也不能阻止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中有人获诺贝尔奖。
    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
    4月11日下午，莫里斯教授与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师生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座谈。座谈会上，一位学生问他，凭他30多年的教书和研究工作的经验，他认为如何才能学好经济学，作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莫里斯教授回答说，重要的当然是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具体来说，
    
    
    第一，要学好数学，没有好的数学训练是很难学好经济学的；第二，要掌握好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第三，要选择正确的问题去研究，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错误的问题上；第四，还要选择一位好导师。
    最近，美国报纸上曾登过John Cassidy的一篇长文：“经济学的衰落”。这篇文章对经济学的数学化倾向提出尖锐的批评，在欧美国经济学界有很大的反响。我问莫里斯教授对这篇文章的评价，他说，他当然不能同意作者的观点，可惜作者虽在文中提到他，但并没有采访他，他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他说，数学是一种逻辑严密的分析工具，使用数学，至少可以保证理论不出现逻辑错误，至于是不是能发展出好的理论，那就看你的本事了。过去好多经济学家，写出好多书，人们要花时间读，但后来用数学一检验，发现不少理论是错的，后来的经济学家又得花时间纠正这些错误。
    莫里斯教授的学生都知道，他是特别强调选题的。他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从研究经济增长开始，顺藤摸瓜，找到了信息不对称和激励这两个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许多当年研究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都走进了死胡同。在中国期间，他又多次与我谈到选题的重要性。有一次，他说，当然，即使对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来说，也并不总能选择好的题目，比如说，希克斯后来选择的一些题目价值就不大，至少不像他自己想象的那么大。
    莫里斯教授总是告诫他的学生，搞研究，要想大的，干小的(think big and work small)：要选择最主要、最基本的问题，然后分解出这些问题中最本质的东西，找出基本结构，给出确定的结论。我理解，莫里斯教授说的“想大的，干小的”与胡适先生讲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意思差不多。这样的方法由他自己实践，就是最好的经济学。
    做“小思想家”，不做“大思想家”
    在商务印书馆为《詹姆斯·莫里斯论文精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汪丁丁博士请莫里斯教授预测一下今后50年内经济学的发展趋势。莫里斯教授说，预测5年都很困难，更不用说预测50年了。不过，他说，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专业化。未来，每个人只能专业于某个很小的领域，不可能研究很多问题，像亚当·斯密这样的人不会再有。当然，“big thinker”还是需要的，是有用的，尽管不会像过去那么受到人们的尊重。（big thinker一词直译为“大思想家”，在英文里有贬义，类似中文里讲的“万金油”。）
    记得在“金融风险管理研讨会”上，有一位夸夸其谈的人在饭桌上与莫里斯教授海阔天空地谈个不休，俨然是一位“大哲学家”派头。我后来对莫里斯教授讲，我不太喜欢这个人。莫里斯教授说，他理解，因为那人是“big thinker”,而我只是一个“small thinker”；small thinker一般都不喜欢big thinker。
    我在想，中国经济学界，是不是big thinker太多，而small thinker太少？
    难为政府献计策
    在中国期间，有几次，在演讲之后，听众问莫里斯教授对中国经济有什么看法，能不能为中国政府出点主意。莫里斯教授总是谦虚地说，他是第一次来中国，对中国很无知，来中国后，他学到了很多东西，知道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制度变化很大，当然问题也不少，但无论如何，他还没有资格为中国政府提什么政策建议。他说，经济学家影响政府政策的最好办法是教育政府官员，而不是直接参与政策制定，至少他本人是这样认为的。他的第一个合作者卡尔多先生（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大学教授）曾周游列国，建议进行税制改革。每次他走后，这些国家就会有些政策变化，但紧随其后的常常是老百姓的不满，甚至发生革命。这样重复几次，就没有人再听他的建议了。
    话虽这么说，有时候，莫里斯教授还是免不了对中国经济提出一些看法。比如说，在北大演讲时，他就说到，在目前的中国，测度人们的收入水平很困难，征收个人所得税征税成本很高，用增值税或许更好些。
    《詹姆斯·莫里斯论文精选》
    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宣布后，我应邀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陕西财经学院、四川联合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院校就莫里斯教授对信息经济学的贡献作了几次讲演，引起听众的兴趣。不少听众建议我出版他的论文集，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随即与他联系。他很爽快地应允了，给我寄来了30多篇论文，并授权我全权负责他的论文集的中文版编辑和出版事宜（包括版权问题）。有几家出版社对出版他的论文集感兴趣，我最后选择了商务印书馆－－这家中国最古老、最具声望的出版社。经与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讨论，我从30多篇论文中选择了8篇与他获诺贝尔奖有关的经典论文。文章由北大的几位研究生翻译，我负责校对。元月22日，译稿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上下对这本书都很重视，一拿到译稿，总编亲自督阵，经济编辑室的人员都放下手中的活，分头负责审稿，春节也未能休息。这样，一本30万字、充满数学公式和图表、设计精美的《詹姆斯·莫里斯论文精选－－非对称信息下的激励问题》终于在莫里斯教授到来之前的4月初出版了。
    为了隆重推出这本书，商务印书馆领导决定，利用莫里斯教授访问北京期间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于4月16日下午2点半在华侨饭店举行，有40多人参加，商务印书馆的杨总编和徐副总编都在场。发布会先由杨总编讲话，然后是茅于轼教授发言。他们不仅对莫里斯教授的学术贡献作了高度评价，而且谈到他对中国经济学的贡献。莫里斯教授发言时说，他很荣幸自己的论文选能在中国出版，并且是由商务印书馆这样一个中国最古老、最有声望的出版社出版。100年来，商务印书馆共出版了3万多本书，一个人就是每天读一本，一辈子也读不完，而现在又加上他的一本。好在这本书了收录了他的诺贝尔演讲，这个演讲概述了他的基本思想，大家也许读一读这一篇就够了。他还说，他不懂中文，难以对这本书的出版质量作全面评价，不过，他看书出的好坏，主要看书中的数学公式和图表，从这一点看，他对书的印刷感到满意。他又说，我为这本写了一篇介绍他的生平和学术贡献的文章，他不知道我在文中写了些什么，但相信是对的，所以，感谢我。
    新闻发布会后，许多人围过来与莫里斯教授合影留念，请他在书上签名。我事前曾告诉过他，他不需要为这个新闻发布会作特别的准备，但得准备付出点体力（签名是一种体力劳动吧）。果然如此。大部分人在请他签名后，又转过来请我签名，我受宠若惊。
    商务印书馆在两个多月时间内出版了莫里斯论文精选，这或许创造了近年来他们馆出版史上的一个纪录。遗憾的是，他们似乎舍不得卖书。我曾建议他们派人到莫里斯教授作报告的北图、北大和皇城饭店现场售书，我相信，这三次机会卖七八百本没有问题。但他们没有去。
    中国，后会有期
    我的本科和硕士学位都是在西北大学读的，在牛津大学时，我又是莫里斯教授的学生。由于这个关系，西北大学对莫里斯教授的到来格外高兴。在莫里斯教授的访问日程定下来不久，西大校方告诉我，他们想聘请莫里斯作西大的荣誉教授；另外，今年是西大85岁校庆，要成立校董会，希望能聘请莫里斯当荣誉主席。我很快就把这个意思传递给了莫里斯教授。他回信说，这件事他要认真考虑，在了解更多情况以前，是不便作决定的。他理解，“honorary”是“not a”的同义词，但，他设想，也一定有些责任，也许还有一些特殊的权利。他想知道这些责任和权利是什么，他是否有时间和精力履行自己的职责。即便是一个荣誉主席，通常也要负责点事情；即使不考虑其他因素，仅仅由于语言问题，他显然是不合适的。他希望我告诉他更多的东西。他说，原则上讲，如果他确实能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和改革有所帮助，他可以考虑接受，所以他并不想给出否定的答复。或许，因为我想让他接受，他将会接受，但无论如何，他得知道更多的信息。
    我建议待他来中国后我们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4月10日到西北大学后，经过与校方有关人士的讨论，他先同意接受“荣誉教授”的头衔。12日晚，校长正式提出邀请他为校董会荣誉主席。经过半小时的讨论，他同意接受这个荣誉职位。
    他说，看来，他以后要常来中国了。
    （完稿于1997年5月7日，香港城市大学。2018年8月30日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并加上了必要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