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内汇率破7概率不大

    
    2019年第34期（总第1922期）　　　　2019年5月20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年内汇率破7概率不大 “新经济学”：拯救地球的明灯？ 外资退潮，俄罗斯经济减速明显 日本半数公立医院亏损 中国家庭收入和消费放缓 债务增加 日媒：“996”将成为中国发展的阻碍
    
    [摘要：近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破6.9，引发市场人士普遍关注，人民银行也陆续通过媒体报道主动引导、稳定市场预期。市场人士分析认为，年内汇率破7的概率不大。]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5月20日下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129个基点，报6.8988。外汇市场上，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此前已跌破6.9，离岸人民币汇率一度跌至6.9483。
    另据媒体报道，国际清算银行（BIS）最新公布，4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降0.21%至124.11，为连续第二个月下跌，上月修正后为降0.11%。4月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则升0.28%至119.09，为连续第五个月上升，并创10个月新高，上月修正后为升0.76%。国际清算银行在公布当期数据时，会对历史数据进行修正。根据BIS公布的数据统计，今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累计涨2.51%，名义有效汇率则累计涨2.54%；2018年实际有效汇率累计涨0.94%，名义有效汇率则累计涨1.17%，终结此前连续两年跌势。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代表本国货币相对价值上升，下降表示本币贬值。名义有效汇率剔除通胀之后即为实际有效汇率，实际有效汇率更能反映一国货币的对外价值；名义汇率降幅小于实际汇率，表明当前中国的整体通胀水平要低于可比较的国家的通胀水平。受猪周期启动影响，中国4月CPI同比涨幅如期回升至半年高位，但涨势仍温和，PPI则超预期升至四个月高点，分析师预计年内通胀对政策的扰动不大。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BIS权重的人民币汇率指数4月升0.64%至99.37，上月为升0.23%。BIS的有效汇率指数是基于2011-2013年贸易数据权重，并以2010年为基期。在人民币指数的权重中，欧元、美元和日圆分列前三位。
    对于近期人民币汇率走弱的原因，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表示，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不确定性突然增加以及中国4月经济数据偏弱是近期人民币汇率承压的主要原因。
    “市场力量是近期人民币快速贬值的主因。”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研究发现，2019年4月下旬开始的人民币贬值主要受市场力量驱动，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期间，这一力量显著增强。
    潘向东还指出，美元指数维持强劲是人民币贬值的次要原因。海外“美强欧弱”，美联储货币政策没有市场预期得那么宽松，美元指数维持强劲，但这只是人民币贬值的次要原因，3月下旬至4月中旬，美元指数从96上涨到98左右，人民币汇率维持横盘，而4月下旬至今美元指数在高位震荡，人民币加速贬值。
    然而就在人民币于上周跌破6.90元一线时人民银行开始通过媒体报道主动引导、稳定市场预期。副行长潘功胜、前官员盛松成分别对短期汇率稳定发表言论。人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5月19日公开发声。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金融的稳健运行，为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保持合理稳定提供了有力的基本面支撑。潘功胜还强调，近年来，中国在应对外汇市场波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充足的政策工具，根据形势变化将采取必要的逆周期调节措施，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打击外汇市场的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外汇市场的良性秩序。
    第一财经5月20日则援引人行前官员盛松成观点称，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7”总体上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对中国弊大于利；人民币汇率承压，但应警惕人民币在贬值方向的超调。“汇率如跌破关键点位，可能对市场信心带来较大冲击，加大资本外流压力，甚至有可能在未来的中美经贸谈判中授人以柄。”当天离岸人民币自上午7时开始明显走强，综合交易员评论，这与潘功胜的讲话后市场美元多头平仓有关；当盛松成文章发表之后，离岸再度出现一波涨势。至于中间价调至6.8988元，但明显强于市场预测均值6.9056元，境内人民币跳空高开至6.90元附近。日内人民币回吐盘初涨幅，整体走势偏软。
    人行还于5月17日发布了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招商证券在报告中指出，2018年四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曾提及，“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并在必要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稳定市场预期”，但“并在必要时”这一提法在最新报告中消失，这说明目前就是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的“必要时”。“我们认为，人民币近期的下跌是一个短期现象。随着政策利好推动经济增速企稳甚至回升，人民币汇率将反弹。”程实表示，人民币的走势既取决于中国经济企稳态势、外部环境变化前景，也取决于美元指数的走势。“除非出现极端情况，年内破7的概率不大。”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指出，人民币汇率一次性贬值的可能性不大。政策制定者也不会允许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以抵消外部环境变化产生的潜在影响和风险。
    还有分析指，中国仍拥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对人民币汇率起到有力的托底，短期内人民币贬值出现失控的可能性不大。
    申万宏源研报提出，从影响汇率的核心因素看，人民币接下来有望企稳，不会趋势性贬值。首先，全球经济降速周期二季度持续，预计美元指数短期内持续震荡，但美国自身也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全年美元指数预计弱化，并且今年以来中美十年期国债利差持续修复，对人民币汇率相对利好。另外，从外汇储备、银行结售汇、外汇占款等数据来看，中国外债头寸平稳提升，企业端热钱流出亦有限，主要的资本外流渠道相对可控。
    中信证券研报认为，从贸易差额及经常项目差额角度来看，目前贸易差额呈收缩趋势，经常项目差额有所提高但恐难以持续，陆股通近期呈现持续净流出趋势，人民币汇率波动或加大。结合去年年初至今人民币汇率走势来看，汇率波动随贸易谈判不断加深，预期未来美元走势并不会很强，人民币的阶段性走弱基本告一段落，6.9到7.0仍然是人民币汇率的顶部。
    外汇局5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银行结汇10182亿元人民币（等值1516亿美元），售汇10919亿元人民币（1626亿美元），结售汇逆差737亿元人民币（110亿美元）。这是今年2月以来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结售汇连续3个月呈现逆差。其中，银行代客结汇9727亿元人民币，售汇10259亿元人民币，结售汇逆差531亿元人民币；银行自身结汇454亿元人民币，售汇660亿元人民币，结售汇逆差206亿元人民币。同期，银行代客远期结汇签约1268亿元人民币，远期售汇签约305亿元人民币，远期净结汇963亿元人民币。截至4月末，远期累计未到期结汇3886亿元人民币，未到期售汇6151亿元人民币，未到期净售汇2265亿元人民币；未到期期权Delta净敞口-1891亿元人民币。1-4月，银行累计结汇39625亿元人民币（5879亿美元），累计售汇40969亿元人民币（6080亿美元），累计结售汇逆差1344亿元人民币（201亿美元）。
    （综合消息）
    
    人类社会对经济成长无止境的追求，正严重摧毁地球生命的存活基础，如果目前情况持续下去，无论是穷国或富国，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躲过悲惨后果。那么我们能够如何改变前路呢？
    一群分散于全球各地、但紧密连系的经济学家、民间运动人士、企业领袖、政坛人士和一些投资人，已经开始勾勒出一个解答，尽管目前距离成为主流仍很遥远。他们的愿景是：国家、地方社区与自然之间以和谐一致的新关系，支持一种比国内生产总值（GDP）更全面的进步定义。“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正在为所应为，确保我们走向能够应对生态崩解及气候变迁两大挑战的经济体系，”伦敦公共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Laurie Laybourn-Langton指出。他也是一篇环境危机新报告的主要作者。“但是，目前的很多想法和进行中的小型项目--如果规模扩大--或许能够应对这一问题，”他说。其中一个获得支持的想法是，用GDP之外的指标来衡量发展情况。GDP实际上是衡量一国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从更广范围内来看，30岁的Laybourn-Langton和其他“新经济学”的倡导者主张，是时候承认政府必须扮演核心角色，领衔对即将到来的系统性环境冲击做出应对。但他们并不是要重提1970年代左翼政治阵营的国有化和高管薪酬上限规定，而是认为政府应当支持一些社群创造新的参与式的经济活动，在应对社会不平等的同时，也恢复地球健康。
    候选方案包括：在当地运营的清洁能源项目，员工控股的合作社，多种形式的革新型企业，可再生农业或野化实践。这些计划可以在有利的政策环境中实现成倍的增长。新经济指标也可以通过民主谘商来形成，以衡量公平、健康或可持续性方面的进展，依据诸如真实发展指标（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等范例来制定。真实发展指标是为设计出更全面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替代指标做出的初步尝试。
    许多企业和地方团体在寻求这些倡议的各种变体之际，这一哲学在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绿色新政由美国众议员Alexandria Ocasio-Cortez提出，其目标是将社会正义与可再生能源和气候议程结合起来。来自美国政界的正统经济学家反驳称，现有制度只需要在碳税和退款制度的形式方面稍加调整，而共和党人士和一些投资者则对绿色新政提出了铺天盖地的批评。“这是70、80甚至90万亿美元的……社会主义能源收购，”对冲基金Capitalist Pig的Jonathan Hoenig在3月对Fox Business说，“这的确是社会主义的象征。”然而，两项持续数年且意义非凡的科学研究发现，由企业主导的对生命之网的攻击是正在迅速加快，现在仅仅是修修补补已经太迟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10月得出结论认为，只有深刻的经济转型才能足够快速地遏制碳排放，限制全球变暖。另外一项科学研究在周一公布结果显示，工业社会已经导致一百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参与研究的145名专家发现，植物和动物的消失速度比过去1，000万年快了几十到几百倍。这个科研项目是由拥有130个成员国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完成的。主持报告编写的负责人之一——人类学家Eduardo Brondizio表示，该放弃“不计代价保增长”的理念了；“不能再‘一切照旧’了。”
    “新经济学家”之间的意见分歧在于，灾难性气候变化的风险现在是否已非常严重，以至于应该完全暂停经济增长，迅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一些人认为还有实现可持续“绿色增长”的空间，但其他人希望政府现在就出手监管，大幅降低消费，以避免世界在21世纪堕入黑暗时代。“年轻人眼中充满对硬科学的恐慌，引发主流的空前辩论，”澳洲政治科学家Katherine Trebeck表示。Trebeck也是学术、商业与社会运动网站Wellbeing Economy Alliance的联合创办人。Trebeck在与他人合写的新书《The Economics of Arrival》中提到了从苏格兰到哥斯达黎加，乃至于丹麦、葡萄牙与阿拉斯加等地的数十种创新做法。尽管这些项目的投资机会仍然微不足道，但部分大型基金的确从中看到了改变的必要性。“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只顾专注于短期利润最大化，对社会利益完全或几乎没有兴趣，”全球投资管理公司GMO的共同创办人Jeremy Grantham去年8月写道。“我们要努力保护的不仅是投资组合、不仅是我们的后代子孙，也包括全人类。因此大家要付诸行动。”
    （Reuters，2019.5.8）
    俄罗斯经济明显减速。俄罗斯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1-3月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速报值）同比增长0.5%，低于2018年10-12月的2.7%。被认为占GDP近7成的国家部门夺走了民间的活力，欧美对俄的制裁措施也遏制了外国投资。普京政府依赖资源出口的增长模式迎来极限，民众的不满声很可能出现扩散。
    美国金融巨头摩根史丹利将退出俄罗斯的银行业务。4月底，这一消息冲击了俄罗斯经济界。摩根史丹利参加了俄罗斯国有石油企业俄罗斯石油的首次公开募股（IPO），是2000年代活跃于俄罗斯的代表性外资金融企业。受欧美制裁影响，摩根史丹利认为“俄罗斯企业从国际市场融资变得越来越困难”，将在2020年上交营业执照。
    早早进驻俄罗斯市场的美国福特汽车也决定退出俄罗斯的乘用车市场，将在6月底之前关闭3家工厂。俄罗斯阿尔法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娜塔莉亚·奥洛娃就外资相继缩小俄罗斯业务表示，“这是外资认为尽早放宽对俄制裁无望，重新讨论俄罗斯市场增长可能性的结果”。
    实际上，2018年外国对俄投资同比大幅下滑了7成。资本也持续外流，1-4月资本外流额达347亿美元，增至上年同期的1.9倍。
    从支出层面来看GDP的构成，个人消费占整体的5成，政府消费占到近2成，官民建设和设备投资合计的“总固定资本形成”占2成，出口占1成。俄罗斯央行指出，支撑经济增长的世界杯等大型赛事告一段落，1-3月的固定资本投资同比“接近零增长”。较2018年全年4.3%的增长率大幅下滑。此外，个人消费也萎靡不振。由于俄罗斯1月提高增值税（VAT）税率，1-3月的零售销售额仅同比增长1.8%。俄罗斯央行预计2019年全年的增长率在1.2-1.7%，与2018年的增长2.3%相比，减速不可避免。
    从普京政府上台的2000年开始到2008年，得益于最主要出口产品原油价格上涨，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左右。但是，普京重返总统席位的2012年之后，原油价格停止上涨，投资和消费表现低迷。过去10年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左右，前财政部长、联邦审计院院长库德林警告称，“（俄罗斯经济陷入）战后最长的停滞”。
    经济停滞的最主要原因是国家部门的肥大化。俄罗斯公正交易委员会4月底发布的报告显示，从生产层面来看，国有部门（包括政府下属企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在1998年为25%，到2013年超过了50%，2017-2018年达到60-70%。金融部门方面，2018年国家基金救济了多家银行，约7成金融机构被国有化。报告还指出，“联邦政府正试图管理所有的经济系统”，指出这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创新。
    普京也表示，“应逐渐降低国营的比例”，但是普京让亲信和朋友担任主要石油天然气和金融部门的一把手，亲自建立起国家主导型经济，因此很难推进根本性的改革。
    俄罗斯今后的增长也依赖国家主导的大规模投资。俄罗斯政府制定了到2024年的官民总投资约26万亿卢布的国家事业计划。7成投资资金来自国家和地方的预算，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名义下，预计政府下属的通信、铁路和能源企业将获得订单。有些项目被认为不会经过招标，不少专家对事业的盈利性和经济效果表示质疑。
    继2018年之后，预计2019年预算与GDP之比将盈余1.8%。财政支出将继续控制社会保障和国防费支付，增加教育和保健等支出。石油天然气收入占年度财政收入的4成。预计上调增值税等举措将增加年度财政收入。由于资源收入增加、对中国等国家的资源出口扩大以及国家债务处于低水平，即使在受到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触底的可能性也很低。但是，如果不改革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提高民间的活力，GDP增长率将很难提高。
    （日经新闻，2019.5.21）
    日本经济新闻5月16日获悉，日本公立医院2025年度的病床数和目前相比几乎不会减少。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届时用于急性期医疗的“急性期”病床数仅比2017年度减少5%。要想抑制医疗费，日本有必要削减病床数，但是地方自治体担心招致地区居民的反对，对削减病床数量态度暧昧。对于手术等医疗成果缺乏的医院，日本厚生劳动省计划采取敦促推进重组的强硬措施。
    急性期病床使得日本的医疗费用膨胀，但实际上医院方面存在接收轻症患者的情况，导致医疗费浪费的情况突出。日本政府敦促自治体结合实际情况适当削减急性期的床位数，向在家康复的恢复期病床转换。
    日本厚生劳动省在同一天召开的有识之士会议上，汇总并公布了2025年度的公立医院病床数。2025年度的急性期病床数为10.8568万张，仅仅比2017年度减少5%。包括需要长期治疗的慢性期病床等在内，日本整体的病床数为17.4423万张，与2017年度的17.3620万张几乎持平。
    日本政府正在推进《地区医疗构想》，以“团块世代”（日本战后第一波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达到75岁以上的2025年度为目标，削减急性期床位数。各都道府县已经确定了2025年度必要的病床数（包括民营医院在内）。日本的公立医院有必要先于民营企业显示削减幅度，日本政府为了在2028年度末之前获得地方的同意，设置了截止日期。
    “没有好好讨论就被达成协议”、“难道不是流于形式”，在16日的有识之士会议上，参会者发出失望的声音。围绕公立医院的重组，此前就有声音指出，这一问题容易在领导人选举中成为政治问题，实际上难以推进。
    厚生劳动省将采取强硬措施，以公立医院及日本红十字会等公共医院为对象，逐个验证不可或缺的癌症治疗以及急救等医疗成绩。如果分析认为可以被其他医院替代，则定位为“有必要就重组整合进行讨论的医院”。政府将在2019年夏季公布分析结果，推进包括重组和整合在内的根本性调整。
    据总务省统计，截至2017年度，日本不盈利地区的公立医院占到4成，这些医院具有承担偏僻地区医疗工作的意义。但是在城市地区也有盈利情况恶化的医院，整体看来一半医院处于亏损状态。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立场是“有必要验证是否存在低效率医疗”。
    如果公立医院的未来无法确定，其他民营医院的病床削减也将停滞不前。是否推进公立医院的重组将左右着地区医疗构想的成功与否。
    （日经新闻，2019.5.17）
    
    中国经济增长不再意味着就业永远增加和薪资上涨，在家庭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放缓之际，家庭债务也在增加。英国《金融时报》桑晓霓在一篇文章中说，自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券商及其研究团队一直在推销这个喜人的故事：在亚洲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就业率不断上升、收入不断增长、高端和中产阶级消费欣欣向荣。
    生产从茅台到梅赛德斯-奔驰汽车等各种商品的公司一直是强劲经济增长的巨大受益者，经济增长让所有人的钱袋子变得更鼓。因此，一些公司的股价出现大幅攀升，例如总部位于北京的兆易创新，这家芯片制造商是中国股市上表现前几名的企业，过去5年累计上涨近900%。
    但这个喜人的故事现在可能在发生变化。来自摩根大通的最新研究显示，中国经济增长不再意味着就业永远增加以及薪资不断上涨。
    这份报告的作者Sin Beng Ong写道，“亚洲一直在放缓。在亚洲新兴经济体，（GDP）增长向就业和劳动者收入的传导”已停止。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创造的多数就业往往是低端服务业岗位，例如为电商企业做快递员，这种职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较小。
    这些趋势对于中国产生了特别重要的影响，最近几年，消费一直是中国一个尤为强劲的增长引擎。就在贸易摩擦显示作为增长引擎的出口制造业也在失去动力之际，消费支出减弱——今年4月中国零售销售增速达到近16年最低，这尤其令人遗憾。
    不断增长的消费者支出曾是中国股市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过去5年，以人民币计算，中国股市的市值是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3倍左右。目前还不清楚，哪一个主题能够推动股市从这个水平继续劲升。例如，科技股票已面临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太平洋对岸优步和Lyft等美国科技股的传染。“中国收入增长空间缩窄，”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朱海滨表示，“每两三年消费增速就下降1到2个百分点。”
    另外，在就业增长和薪资放缓之际，家庭债务大幅上升，这增加了又一个不利因素。例如，2017年，消费占GDP增幅的三分之二，支撑这种幅度的不仅有薪资上涨，还有资产价格上涨，特别是房价。另外，信贷的获取渠道更为普遍，不管是通过银行还是P2P贷款机构等其他来源。
    回到2013年，家庭债务（包括抵押贷款）与GDP的比例相对温和，为30%。但根据北京研究机构龙洲经讯（Gavekal）的数据，去年，这个比例升至大约53%。（这些数据只涵盖银行贷款，这个数据可能还被低估了。）评级机构惠誉（Fitch）指出：“家庭债务是银行体系新增贷款的最大一块。”该机构预测，到2020年，中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可能超过100%。这将意味着曾经节俭的中国人变得几乎与美国人一样挥霍，美国的这一比例为105%。
    日益上升的债务可能对其他行业产生间接影响，特别是房地产。“房地产销售不太可能出现2015年至2017年那种热潮，因为抵押贷款增速不会那么强劲，”龙洲经讯的中国经济学家陈龙警告称，“这（也）意味着房价已经很高的城市可能不会出现又一轮涨价，因为这些地区的家庭承担更多债务的能力有限……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如果政策制定者希望保持经济高速增长，那么企业和政府部门将不得不承担更多债务，以抵消家庭举债放缓的影响。”
    中国政府拥有刺激经济的空间，而且已通过降低企业和家庭的税收这么做了。德意志银行的经济学家估计，今年中国的财政刺激将达到大约5000亿至6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GDP的大约0.5%，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2%。德意志银行表示，这可能推动零售销售增长大约1%，如果人们将在交税上省下的钱大部分用于消费的话。这可能有助于抵消贸易战的负面影响，并将今年的整体经济增速保持在6%以上。总部位于北京的投行中金（CICC）的经济学家更为乐观，他们表示，今年初生效的税收优惠可能会对经济产生相当于可支配收入的2%左右的提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现在更像是一个发达经济体，人们花得更多（用借来的钱），存得更少。
    （FT，2019.5.20）
    最近在中国到处可以听到“996”这组数字。“996”是指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的长时间劳动。在中国IT企业，长时间劳动问题被认为十分严重，部分企业的义务加班现象横行。以互联网行业为核心，要求改变996工作制的呼声越来越强，但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反而称“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对于这一问题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那么会不会和日本一样，出现中国版的“劳动方式改革”呢？
    3月底出现的名为“996.ICU”的网站引发了这次讨论。网站的内容为抗议IT行业普遍存在的长时间劳动现象。“996.ICU”的名称似乎是指长时间劳动工作，甚至需要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该网站获得了众多支持，有人甚至列出了加班严重的企业名单。华为技术、阿里巴巴和京东集团等快速增长的企业均被列入“黑名单”。
    强迫义务加班的黑心IT企业的真实情况在网上被揭露。4月中央电视台报道了996工作制的问题，关于长时间劳动问题的讨论在全国扩散。马云就996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个人认为，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没有机会。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996，你什么时候可以996？”、“你不付出超越别人的努力和时间，你怎么能够实现你想要的成功？”。
    马云想表达的似乎是，要想在事业上取得成功，需要长时间劳动和学习的奋斗精神，但他的发言被解读为肯定了义务加班。
    不仅马云，新兴IT企业的经营者中的工作狂不在少数。在美国和日本，IT企业的长时间劳动也成为常态。即便如此，最近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意识到，超长时间劳动反而导致生产率下降，缩短工作时间的企业也出现增多。在中国的IT行业，何止996，甚至存在被戏称为“007”（一天24小时，一周7天）的事情，超长时间劳动成为常态，但此次讨论或许会成为中国缩短工时的契机。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的劳动时间属于什么水平呢？不妨用经合组织（OECD）统计的各国日均劳动时间来比较一下。由于短时间劳动的女性兼职人员占比越高的国家，其日均工作时间越短，因此仅对正式员工较多的男性日均工作时间进行比较。在被调查的33个国家中，劳动时间最长的是墨西哥的379分钟，排在第2的是日本的360分钟，韩国为287分钟，中国虽然还是2008年的统计数据，但也长达308分钟。从欧美国家来看，美国为271分钟，德国为227分钟，比中日韩都短很多。或许是因为东亚有提倡勤奋的文化，长时间劳动容易被认可。日本、中国、韩国，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或许正是得益于勤奋、愿意长时间工作的劳动者的不断增加。但是，这样的长时间劳动不仅会直接损害身心健康，也成为阻碍单位时间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
    据日本生产性本部调查，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7成，服务业是美国的5成。日本的劳动生产率从1970年代开始就被指出比美国低，但是差距一直未能缩小。年轻劳动力人口减少加上公司裁员就业人员数目减少，致使劳动总量不足。为弥补劳动总量不足，日本没有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采用了长时间工作制的方法。这样带来的结果是，单位劳动量生产出的劳动成果（附加值）没有得到提高，经济增长率也处于低水平。
    韩国的经济结构与日本相似。韩国的生产年龄人口（15-64岁）也从2017年开始转为减少，由于未能改善生产率，逐渐进入低速增长。现在，中国也正在步日本和韩国的后尘。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在2012年转为减少。2018年充分就业人数也同比减少54万人，减至7亿7586万人。依靠廉价劳动力增加支撑的模式成为过去。
    马云所说的奋斗精神对于创业者来十分重要，但中国现在到了应该认真考虑如何缩短劳动时间的时期。2018年夏季，中国社会科学院提议提高生产率，实现周休3天。是通过短时间劳动向实现一定程度经济增长的欧美社会转型？还是沿袭长时间劳动、陷入低速增长的日韩型社会？996问题的解决与中国的未来紧密相连。
    （日经新闻，2019.5.21）
    经济走势跟踪报告每周1、5发布。报告内容均来自公开资料，不代表本课题组观点与倾向，仅供参考。 
    （编译、整理：李彦松、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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