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何去何从

    
    2019年第35期（总第1923期）　　　　2019年5月24日（星期五）
    
    　　中美贸易战：何去何从
    [导读：中美贸易摩擦将让美国和中国乃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走势和全球产业格局受到何种影响，未来将何去何从？]
    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无法让美国“再次伟大”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在一篇分析文章中表示，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在走下坡路。特朗普想用单边主义扭转这一趋势，但问题是，他的做法根本行不通。
    斯蒂芬斯说，霸权国家最难忍受的就是看到自己的支配地位衰落。美国总统特朗普愤怒的单边主义——无论是对中国的贸易战，还是对古巴的制裁——理论上应该是一种实力的证明。从另一种视角来看，这位总统的好斗“推特风暴”（tweetstorm）则是为一段神话般历史发出的痛苦呐喊。
    当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二战末期准备会晤温斯顿·邱吉尔时，这位美国总统的国务卿就如何跟这位英国首相打交道给总统打了预防针。爱德华·斯特蒂纽斯（Edward Stettinius）告诉罗斯福，邱吉尔将很难接受一种新的战后国际秩序。当了这么长时间的世界领导者，英国人不习惯充当配角。
    斯特蒂纽斯说的没错。当时，英国已经被战争拖垮，美国则正在急速发展。战后的和平标志着西方世界领导权正式移交至美国手中。作为华盛顿的盟友，英国发现，这种心理调整漫长且痛苦。即便是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受辱之后，英国也不愿认清现实。英国政治家当时认为，英国难道不仍是与美国和苏联平起平坐的“三巨头”之一吗？虽然这样说很奇怪，但在退欧派领袖“全球化的英国”的幻象中，仍回荡着当年那种痛苦哭嚎的回声。
    现在轮到美国了。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好斗性，意在告诉世界，美国可以为所欲为。较弱小的国家或许觉得有必要服从一整套国际规则。但美国可以例外，不用受各种多边规则以及美国在二战结束后建立起来的那些昂贵联盟的束缚。
    把今天的美国比作二战后的英国必然很不准确。在经济、技术和军事方面，美国仍是首屈一指的全球强国。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为其实施经济胁迫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能力。俄罗斯正在衰落。中国主宰欧亚大陆的计划仍需要数十年时间。
    尽管如此，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的那一刻，也同时失去了这种地位。美国实力一直受到制衡，而且相对来看，正在持续走下坡路。就在不久前，法国人口中的这个“超级强国”（hyperpuissance）还设想着一个毫不费力就可支配世界的未来。美国如今面对的是中国——一个自己也有“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意识的对手。随着美国优势地位的削弱，誓言对其无条件忠诚的国家越来越少。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尽管面临自身实力的绝对衰弱，却在公然表示不服。
    华盛顿尚未做好心理调适。特朗普的回应并非没有道理，尽管这道理不好听。战后几十年间，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显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在设计和打造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各项机构的同时，美国促进了自身的繁荣与安全。过去人们常说，对美国有利的，就是对通用汽车有利的，反之亦然。这一说法当时基本上没错。过去美国在为欧洲、东亚和中东的和平提供保证时，也是在增进美国自身利益。
    这是特朗普希望回归的时代。线索在于“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中的“再次”一词。特朗普被困在这样一个世界，即经济实力实际上是由汽车销量来衡量，贸易本质上就是关税，对付顽固的伊朗政府的办法就是由中央情报局（CIA）策划一场政变。两位欧洲学者爱德华多·坎帕内拉（Edoardo Campanella）和玛尔塔·达素（Marta Dassù）在新近出版的《盎格鲁怀旧主义》（Anglo Nostalgia）一书中全面分析了这种心态。先将过去理想化，然后煽动各地民粹主义者钟爱的无端恐惧，嘿，瞧，这不就是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怀旧民族主义吗？
    奥巴马的不幸在于，他很早就认识到全球权力重心转移对美国利益的重要意义。这位前任美国总统得出了正确结论。如果美国不能再采取单边行动，利用盟友才能最好地服务美国的利益。如果需要改变全球规则，美国可以动用其召集众人的权威来塑造新秩序。虽然费尽心机，奥巴马还是被斥为犹豫、软弱。
    特朗普的答案是，如果这一体系不再对美国有利，那他就应该将其打破。这听起来很硬气，尤其是配合缔结协议方面的戏剧性尝试来看。问题是这样做行不通。
    抛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多边贸易协议使美国成为了输家。墨西哥尚未为美墨边境墙掏过一分钱。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为朝鲜的核地位获得了事实上的承认。
    伊朗或许正在承受美国制裁带来的痛苦，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德黑兰的强硬派将成为主要受益者。普京在叙利亚以及（最近）委内瑞拉的所作所为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举，将道德制高点交给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美国已经失去了盟友——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美国在北约（Nato）的欧洲伙伴——的信任。所有这些国家的政策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希望自己可以等到特朗普的总统任期结束。这可能是个错误。特朗普并非唯一一个对旧秩序感到幻灭的美国人。但特朗普的呼喊声越大，世界其他国家就越不愿意倾听。
    IMF：关税上升造成的成本几乎全部由美国进口商承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篇研究报告称，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对两国的消费者及许多生产商均造成负面影响。关税导致中美贸易减少，但双边贸易逆差基本没有变化。因关税上升造成的成本几乎全部由美国进口商承担。
    虽然迄今为止对全球增长的影响较温和，但近来的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会严重挫伤商业和金融市场情绪，扰乱全球供应链，进而危及2019年全球增长的预期复苏。
    报告称，美国和中国的消费者显然是贸易紧张局势的受损者。研究采用劳工统计局关于从中国进口商品价格的数据并发现，因关税上升造成的成本几乎全部由美国进口商承担。
    从中国进口的（关税加征前）跨境价格几乎没有变化，关税加征后进口价格急剧上涨与关税幅度一致。一些关税已转嫁给美国消费者，如对洗衣机加征的关税，其余部分则由进口商通过降低利润率吸收。关税进一步提高可能会同样地转嫁至消费者。虽然对通货膨胀的直接影响可能很小，但是通过提高国内竞争对手的价格，可能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宏观经济方面，中美双边关税提高对双边贸易差额的影响有限。事实上，2018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因为来自中国的进口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提前进口的影响。截至2019年3月，逆差小幅下降，同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也在下降。事实上，宏观经济因素，包括伙伴国的相对总需求和供给以及基本驱动因素在确定双边贸易差额方面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关税。
    在全球层面，如果近期宣布和设想的中美两国新加征关税的额外影响扩大到中美之间的所有贸易，短期内，预计将使全球GDP下降三分之一个百分点，其中一半影响来自商业和市场信心效应。
    IMF 6月初即将公布的G-20监督说明将提供更多的细节。虽然目前这些影响尚温和，但将会在2018年已经实施的关税影响基础上加剧。此外，如不能解决贸易分歧以及其他领域（例如，涉及若干国家的汽车行业）发生进一步升级，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商业和金融市场情绪，对新兴市场债券利差和汇率产生负面影响，并导致投资和贸易增长放缓。
    股票市场估值也反映了那些在中国市场有重大参与的美国生产商受到的影响。例如，继中国实施与340亿美元报复性清单相关的关税后，与参与其他国际市场的美国企业相比，那些对中国销售额高的美国公司的股价表现不佳。2019年初达成贸易休战之后，差距有所缩小，但是，在推特宣布美国将对2000亿美元的商品清单的关税提高至25%之后，差距再次扩大。
    美国企业能够降低对华“依赖度”吗？
    特朗普呼吁美国企业撤离中国，把制造业务迁回美国。但很多美企知道，快速与中国脱钩不像白宫认为的那样简单。
    据《金融时报》报道，在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一个集会上，针对美国企业担心美中贸易谈判会失败，并对成千上万种跨越太平洋而来的产品被加征关税之事感到不安，特朗普做出了一个简单的答复，他表示：“任何一家不愿支付关税的企业都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在美国制造产品、把工厂迁回宾夕法尼亚州，总之是你希望去的地方。”
    最近，特朗普加大呼声，号召美国企业撤离中国，把制造业务迁回美国。但很多美国企业知道，快速脱离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像白宫认为的那样简单。
    为制鞋企业游说的组织——美国鞋业经销商及零售商协会（FDRA）会长马特·普里斯特（Matt Priest）表示：“当我们听到有人建议，我们应该在美国或者海外其他地区寻找货源，就好像你按一下开关就能做到时，我们都有点为难。”
    最近几年，美国企业逐渐降低了对中国进口商品的依赖，因为与亚洲邻国相比，中国生产成本（从劳动力到运输）上升了。10年前，美国鞋企超过90%的产品来自中国，这一比例已降至69%。但他们现在正被迫考虑做出更急剧的转变，以避免受到巨额关税的冲击。加征关税将迫使他们提高对消费者的售价，最坏的情况下还得裁员。
    密歇根州鞋企Wolverine Worldwide负责全球业务的总裁迈克·杰普森表示：“我们今天在中国是有原因的，因为中国现有的劳动力数量巨大，而且如今所有的原材料供应商和支持业务都位于中国。”该公司40%的进口来自中国。
    在最近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美国财长姆努钦坚称，行业的担忧有些夸大，他刚刚与沃尔玛讨论过加征关税的影响。“很多业务将从中国迁往该地区其他国家，因此不会出现损失，”一些产品将受益于关税豁免。
    在位于广州的华南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身为会长的哈利·赛亚丁表示，这场贸易战让企业高管确信，他们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的事情，现在有必要加快做出决定。赛亚丁表示：“如今人们知道，确实不能把所有鸡蛋都装到一个篮子里。”
    几家公司——包括拉尔夫劳伦（Ralph Lauren）和Xcel Brands，后者拥有Isaac Mizrahi、Judith Ripka等消费品牌——在公布财报时和年会上表示它们已启动或加快推进关于迁移供应链的计划。美国消费技术协会（Consumer Technology Association）政策沟通专家布朗温?弗洛雷斯表示，找到替代中国的选择如今成了“现实”，但也“非常复杂且代价高昂。”该协会的会员是电子产品进口商。弗洛雷斯表示，企业已花费多年时间与供应商建立起良好关系。“他们将不得不在以前从未生产过耳机的地方招聘和培训也许上千名的新员工，并且还希望自己的产品是市场上最好的同类产品之一。”
    美国众议院小企业委员会女主席、民主党人尼迪娅·贝拉斯克斯警告称，小企业可能尤其难以快速做出改变，因为它们“依赖于签订多年合约所带来的确定性”，
    即便达成协议，可能也不足以让美国企业安心地继续从中国进口大量商品。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苏珊·伦德表示：“一项协议在实施阶段可能发生各种情况。过去18个月里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企业现在明白，关税威胁可能不只是威胁，而可能是真实的。它们可能会被撤销，但也可能重新实施。”
    贸易数据公司Panjiva对其客户进行的调查发现，在加征关税之前，其50%客户已计划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出去，在加征关税措施实施后，这个比例升至82%。
    Panjiva创始人约书亚·格林表示：“人们意识到，他们依赖中国，他们对此感到不安，并试图找到其他选择。但他们发现，他们最多只能将部分业务迁往其他国家。收拾好在中国的一切然后转移到其他地区是不现实的。”
    赛亚丁强调，尽管美国企业将减少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的依赖，但他们仍在中国扩大业务，把商品销售给这个日益扩大的市场。他表示：“现实情况是，我们的企业正继续在中国成功经营，它们会继续赚取利润、大额利润。要保持并获得更多市场份额，它们必须在中国继续开展业务。”
    至于回流美国这件事，普里斯特表示，就他所在的行业而言，特朗普的愿景只是“痴人说梦”，美国每年从中国进口超过20亿双鞋。“（美国）产能没了，制鞋所需要的熟练劳动力只有几个地区有。”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以及通过沃尔玛或Target等连锁超市销售美国制造鞋品所将面临的挑战，让回流变得太过困难。“一双鞋正常卖120美元，你现在却涨到300美元，美国人不可能愿意买。”
    中美贸易战的输家还有谁？
    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认为，美国将与中国的贸易转移至别处，这使得一些国家因此获益，但这些益处无法弥补这些国家对华出口收缩的影响。
    乔纳森·惠特利和瓦伦丁娜·罗梅伊在报道中指出，过去30年，很多新兴经济体一直依赖它们在全球贸易和供应链中的角色推动增长，但在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之际，这个链条的中断正在冲击它们。这种余波正在影响全球各地的增长预期，从拉美大宗商品生产国到亚洲的服装和电子产品制造国。
    愈演愈烈的贸易战事实上造福了一些新兴经济体，如越南、韩国和台湾，因为企业纷纷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出去。然而，事实证明，这并不足以抵消全球贸易放缓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整体影响。
    根据荷兰经济政策研究局（Netherlands Bureau of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的数据，今年2月，按3个月滚动平均值计算，全球贸易同比下滑1.9%，这是该数据连续第三个月下滑，也是自此次金融危机以来最大降幅。位于华盛顿的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洪川（Hung Tran）表示：“新兴市场面临的逆风正在增强。”
    因此，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今年新兴经济体将增长4.4%，为自2015年以来最慢。这一点在亚洲新兴经济体尤为明显，IMF预测，该地区的经济增速将达到2001年以来最低，为6.3%。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的威廉·杰克逊表示：“亚洲新兴经济体仍是全球增长迅速的一个区域，但增速将低于预期。”
    国际金融协会（IIF）经济学家塞尔希·拉瑙指出，与今年早些时候的悲观相比，前景光明了一些；今年早些时候，一些分析师担心，全球将陷入衰退。他预测，今年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将大致稳定”。“这与人们几个月前的预测迥然不同，当时的报道听上去很像是全球面临衰退风险，”他表示，不过他承认，即便是这个预测跟这些经济体不久前的表现相比也是“变差了”。
    中国国内政策的着重点，正加剧其贸易伙伴面临的经济不利因素。中国的增长模式重心正从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转移，这遏制了对大宗商品的需求，而且中国正将制造业转移到国内。中国政府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旨在到2020年将国内生产的核心零配件和原材料的份额增至40%，到2025年将增至70%。因此，这个10多年来对全球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将减少从全球其他地区、尤其是传统上为其供货的其他新兴市场进口产品。洪川表示：“这些变化正减少全球供应链的戏份，无论美国是否加征关税。”
    中国经济放缓加剧了这一点。自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每年都在放缓，杰克逊表示，未来几个月，增长可能“弱于很多人的想象”。他表示：“对于其他新兴市场而言，这种不利因素可能会阻碍广泛复苏。”
    几个大型新兴经济体在国内还面临种种困难。阿根廷和土耳其尚未摆脱去年的货币危机，当时美元走强以及这两个国家自己的政策失误暴露了它们国内的种种失衡。巴西的增长未能起飞，因投资者对该国新政府丧失信心。政治不确定性也困扰着墨西哥。让很多分析人士印象深刻的是，俄罗斯在西方制裁之下仍保持财政稳健，但代价是家庭收入低迷和消费下降。
    新兴世界的一些更亮眼的区域是那些受益于美国将与中国的贸易转移至别处的经济体。今年第一季度，美国来自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进口同比增长20%，而来自越南的进口增长40%。来自东盟国家的进口增长12%。
    对于那些受关税影响的产品而言，这种影响尤为明显。2019年头3个月，美国来自越南的电话设备进口同比增长近两倍，电脑和零件进口几乎翻番。美国来自韩国的办公机器零配件进口几乎翻倍，电话设备进口增长30%。类似的，来自台湾的电脑零部件进口翻了一番，办公机器进口增长近两倍。然而，这些分流过来的贸易额还是太小，无法弥补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对华出口的收缩——中国基本上是它们的主要贸易伙伴。今年第一季度，所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出口额都出现放缓或收缩。
    牛津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亚当·斯莱特表示：“中国的亚洲贸易伙伴居于此次贸易战的最大输家之列。”北大西洋理事会的洪川表示，不能忽视这些警告信号。他表示：“如果你能设想一场新兴经济体的完美风暴，这场风暴现在还没有到来，但危险在逼近。”
    美国围困华为的举措是严重误判
    英国《金融时报》的另一篇社评指出，特朗普政府针对华为所采取的行动已超出应对安全担忧所需的范围。这些行动还将有损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企业的利益。
    社评说，华为正在受到围困。谷歌禁止这家中国电信科技巨擘获得安卓操作系统的某些部分。美国芯片制造商也准备暂停供应。美国政府将中国的这家旗舰级电信设备制造商列入其所谓的实体名单（要求向其销售产品的美国企业先申请获得政府许可证），标志着全球科技产业的一个转折点。它代表着正在显现的新的美中冷战的第一枪。此举也是一个严重的误判。
    所有国家都有权保护国家安全利益，尤其是5G电信——未来数字经济和“物联网”的神经系统。然而，特朗普政府采取的行动远远超出应对安全担忧所需的范围。它们似乎也远远不只是迫使北京方面达成一项贸易协议的企图。
    这些行动相当于推动美国和中国科技产业脱钩、导致这一全球产业一分为二的努力。这反映了一种超越特朗普白宫、深入美国安全体制的观点，即中国是一个恶意行为者，而且它的技术正在赶超美国。的确，美方的行动似乎是遏制中国崛起的企图的一部分。
    制裁华为，美国公司也吓坏了。
    苏联时代的回声比比皆是，但是当年苏联的工业从未像如今的中国那样与美国交织在一起。美国的最新举措似乎旨在削弱或压垮首批具备全球竞争力、并且在智能手机和网络设备领域都依赖美国供应商的中国科技企业之一。
    假设美国行政当局坚持其措施，不理会美国企业的大量游说，这些行动将有损美国乃至其他西方国家企业的利益。盟国政府将反感白宫强加其意志的努力。
    无论美国的行动暴露了华为乃至整个中国科技行业的脆弱性有多大，最终而言这些行动也可能失败。它们很可能会刺激由北京方面主导的努力，以解决中国的弱点，发展一套完全独立的供应链。结果可能加速互联网和相关技术的分裂，而中国和俄罗斯已对这种分裂作出贡献。俄罗斯最近通过一部法律，确保它可以切断与境外万维网的联系。
    《金融时报》社评认为，华盛顿的胁迫举动是走上歧途。美国及西方不应该试图阻止中国的崛起，而应该通过树立良好的榜样，鼓励中国在基于规则的体系中开展合作。美国的盟友们应该可以自由决定他们认为必须采取哪些措施来对抗华为或其他实体的安全威胁。美国也有权采取安全措施——但不能让这些措施滑向破坏稳定的保护主义。
    如何解读特朗普贸易政策的反复无常？
    英国《金融时报》社评最近的一篇评论说到，试图预测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动机或许是徒劳的。然而，对于投资者而言，这是一项痛苦但必要的任务。
    目前，特朗普的贸易战还没有对美国或全球宏观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现在，以下三者出现严重脱钩：谈判桌上的纷争、股市中的嘈杂声，多数情况下还有迄今为止实体经济出现的变化。
    事实是，很难说目前采取的贸易措施与全球经济中发生的种种事件有何联系。然而，投资者担心白宫激进贸易行为升级是正确的。这些好坏不一的滞后数据或许只是反映出贸易战对增长的冲击存在滞后，而并不表明冲击根本不会出现。全球贸易体系被严重扰乱时，GDP几乎不可能不受到严重影响，因为企业要调整业务，供应链要重新搭建。
    因此，如果市场感觉全球经济掌握在漠视贸易正常运转的决策者手中，市场当然会做出糟糕反应。特朗普似乎有着一系列相互竞争而且经常相互矛盾的动机（这些动机两两相抵后的净影响可能迅速变化），包括降低双边赤字、表现出对中国（以及欧盟和日本等其他贸易伙伴）强硬、被视为交易高手、保持股价高涨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气。或许，其中最具破坏性的可能性是特朗普单纯地喜欢进口关税本身，而且认为关税必然是对贸易伙伴征收的一种税，从而必定有利于美国。
    特朗普的举措可能不是完全随机的，但如果认为关于他政策举措的预测都有很大的概率实现，你就要付出代价了。市场喜欢遵从简单的交易规则，例如把特朗普的好斗程度与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变动挂钩。这种单维度的分析迄今从没有成立过。除非特朗普的性情发生巨大变化，否则它永远不会成立。
    面对美中冲突，美国盟友何去何从？
    在美中贸易冲突中，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其他国家应该怎么做？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最近撰文说，局外国家无法阻止冲突，但并非无能为力。
    马丁·沃尔夫指出，美国和中国之间不断加深的经贸摩擦将令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在正常情况下，后者将站在美国一边。毕竟，对于中国的行为，欧盟（EU）也抱着许多与美国相同的担忧。然而，当前并非正常情况。美国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已变成一个“流氓超级大国”（rogue superpower），敌视建立在多边协议和有约束力的规则基础上的贸易体系的基本准则，还有其他许多东西。事实上，美国的盟友也成为了这波双边霸凌浪潮的目标。
    那么，在美中对抗之际，美国的盟友该怎么办？这不只和特朗普有关。特朗普对双边贸易平衡的执着甚至可能是相对可控的。更糟糕的是，很大一部分美国人不只是对中国的行为、也对中国崛起这一事实本身怀有日益加深的敌意。
    我们也看到保守派思想出现了很大变化。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中国应该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而最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外交事务专家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这样形容蓬佩奥具有启发性的观点：“自由派国际主义者认为，美国全球参与的目标应该是推动建立一种世界秩序，在这一世界秩序中，国际机构越来越多地取代民族国家作为全球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而保守派国际主义者认为，美国的全球参与应该以更聚焦美国特定利益为准绳。”简言之，美国再也看不到自己有什么原因应该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相反，它如今奉行的理念是19世纪强权政治，即强者向弱者发号施令。
    这也与贸易相关。有人说，当前的贸易体系基于国际机构应取代民族国家的理念，这是以讹传讹。当前的贸易体系建立在两种理念之上：各个国家应彼此签订多边协议，以及应通过一个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加强各国对此类协议的信心。这可以为跨国公司所依赖的贸易环境带来稳定。
    但如今，所有这一切都岌岌可危。关税战的扩大，以及限制中国唯一处在世界领先地位的先进科技制造商华为获得美国技术的决定，似乎旨在让中国永远处于劣势地位。中国人对此肯定这样想。
    贸易战也使美国带上了浓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其关税的加权平均值可能很快将超过印度。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篇论文指出，“特朗普……威胁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与美国在1930年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加征关税的平均水平相差不远。”对华关税甚至可能保持这种高水平，因为美国的谈判要求太具有羞辱性，让中国无法接受。对华关税还将导致企业转向其他供应商。关税也可能随后蔓延至后者：双边主义往往是一种传染病。与特朗普的断言相反，关税战的成本也是由美国民众承担，尤其是消费者和农产品出口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受冲击最严重的许多县都是在共和党的控制之下。
    冲突要么继续僵持，要么恶化——后者更有可能——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将越来越差。
    那美国的盟友将何去何从？它们不应支持美国阻挠中国崛起的意图：阻挠中国是没有道理的。它们应该表明，在贸易和技术的哪些方面赞同美国的目标，并（如果可能的话）在这些问题上保持共同立场，尤其是欧盟和日本之间。它们应该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的原则。如果美国成功地迫使WTO争端解决机制无法达到法定人数，其他成员国可以商定遵循一种非正式机制。
    最重要的是，维持自由贸易应该是可能的——以牺牲美国和中国利益为代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第一副总裁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在一篇专栏中指出，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愚蠢决定，使美国在向取代TPP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成员国出口产品时会受到WTO的法律歧视。欧盟还与加拿大和日本都签署了自贸协定。
    这样做不错。但它们可以更进一步。看到稳健贸易秩序好处的国家，应该将此类自贸协定转化为一个“全球自愿者FTA”（global FTA of the willing），任何愿意接受相关义务的国家都可以加入。人们甚至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未来：这样一个全球FTA的参与者将通过采取协同报复措施，保护成员国免受非成员国的非法贸易攻击。
    中美之间的敌意对全球和平与繁荣构成威胁。局外国家无法阻止这场冲突，但它们也并非无能为力。如果大国要置身于多边贸易体系之外，其他国家可以出面采取行动。它们加起来就是重要角色。它们应该敢于这样行动。             （完）
     经济走势跟踪报告每周1、5发布。报告内容均来自公开资料，不代表本课题组观点与倾向，仅供参考。
    （编译、整理：李彦松、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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