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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77期（总第1965期） 2019年11月1日（星期五）
IMF报告引发讨论 全球经济亟待改革
[导读：今年10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系列旗舰报告引发了对全球经济前景的激烈讨论。有观点认为全球经济虽然呈现了放缓的迹象，但难以断言注定衰退。而也有观点则认为IMF的预测过于乐观，对全球衰退的担忧已经加剧。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政策制定者如何应对新一轮全球经济低迷。鉴于传统宏观政策工具的局限性，全球经济亟待根本变革。]
观点一：放缓，但还难以断言注定衰退
路透分析师坎普（John Kemp）专栏文章认为，世界各地的经济增长已经放缓到爬行速度，但（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放缓已对就业、收入和支出造成第二轮效应、会把严重放缓转变为真正的衰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今年全球经济的增长预测下调至2008年至2009年经济大衰退以来的最低水平，但坎普专栏文章认为，大部分数据显示，对于经济可能再次收缩的担忧有些过头。
政策制定者私下对全球经济的前景感到悲观。但是，当前的经济放缓——预计201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将略低于2%——比IMF在过去60年间确定的4次全球经济衰退期间的经济表现都要好。那4次衰退期间，全球人均GDP出现收缩。
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全球经济学家本·梅（Ben May）表示，当前的经济放缓“更像是更广泛扩张中的一次小幅放缓”。
在牛津经济研究院研究的45个经济体中，只有5个经济体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活动明显环比下滑，多数经济体的下滑幅度都相对较小。其中下滑幅度最大的3个经济体——英国、德国和中国台湾——合计占全球GDP总量的6%。梅表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正处于广泛的经济压力之中。过去十年，一些经济体在任何特定时期出现收缩都是相当正常的。”
华盛顿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首席经济学家罗宾·布鲁克斯（Robin Brooks）表示，当出现负增长的国家的GDP合计占全球总量的50%或以上时，才“可能预示着全球经济出现衰退”。
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意味着未来可能不会那么频繁地出现衰退。新兴经济体正在迅速扩张，自1980年以来，它们对全球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从略高于三分之一升至近60%。
中国和印度可能正面临着多年来最疲弱的增长前景，但考虑到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印仍在迅速扩张，而且中印两国的GDP合计占全球总量的27%，它们对全球增长的贡献仍相当可观。
德意志银行驻纽约首席经济学家托尔斯滕·斯洛克（Torsten Slok）表示：“不会发生全球衰退，因为从结构上来看，（新兴市场）增长率（比以往）更高。”
根据瑞银（UBS）的研究，如果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比重维持在1980年时的36.8%，2019年第四季度的年化增长率将为1.5%——而不是实际预测的2.5%。瑞银表示，这意味着未来的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将在比过去更高的扩张水平触底。
随着贸易谈判的不确定性打击了投资和商业信心，受到外部制造业疲弱影响的行业与那些因面向国内的服务持续走强而获益的行业之间出现了脱节。因此，许多经济体总体上仍相当强劲，消费者信心依然强劲，失业率降至多年来的低点。瑞银高级全球经济学家皮埃尔·拉富尔卡德（Pierre Lafourcade）表示，尽管前景“相当糟糕”，但还不至于像全球经济衰退早期阶段那样糟。
美国数据：就业、收入和消费者支出未受到影响
目前为止，美国的就业、收入和消费者支出基本未受到第二轮影响，得以避免经济放缓演变成情况更严重的衰退。
美国制造业者报告7-9月不包括机动车及配件的生产较上年同期下降0.7%，为2016年末以来最差表现。但制造业就业人数较上年同期仍增长1.0%，总体工作小时数虽然减少，但降幅仅为0.3%。（“就业统计现况”，BLS，10月4日）
就整体美国经济而言，减去社会保障等政府转移支出的实质个人收入在6-8月同比仍增加了2.8%。6-8月的实质消费者支出同比也增加2.5%，增速虽低于上年同期的3.5%，但远高于衰退水平。（“个人收入和支出”，BEA，9月27日）
美国经济的确在放缓而且很明显，但除非转化为岗位流失以及收入增长放缓，否则不大可能发展成一场全面衰退。全球其他地区的经济受创更重，尤其是中国和德国等对国际贸易依赖较大的国家。但还鲜有大范围就业流失的报导，这暗示经济放缓迄今只是表现出第一轮的效应。
美国收益率曲线倒挂情况有所扭转
美国公债收益率曲线在2018年末和2019年头九个月逐步呈现倒挂，暗示衰退忧虑和降息预期不断增强。但自10月初以来，收益率曲线倒挂的情况有所扭转，反映出市场对达成经贸协议的期望增大，同时经济数据暗示形势的恶化并没有担心的那么快。
近期收益率曲线的变化并不能让人完全放心。通常曲线在衰退开始前很早就会开始倒挂，而当衰退即将开始时就会有一点逆转。收益率曲线倒挂起初是受到经济放缓疑虑的影响，但随着决策官员积极降低短期利率来回应经济活动转弱、试图延长经济扩张时间之后，收益率曲线便开始脱离倒挂状态。
过去50年间，收益率曲线每次出现明显且持续的倒挂之后，经济就会随之衰退；而在经济衰退真正展开之前，收益率几乎每次都已经脱离倒挂状态。只有1966/67年例外，当时收益率曲线出现明显且持续的倒挂，之后经济软着陆而并未衰退。（参考1966年及1967年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年度报告）1966/67年的状况是，1966年年底时美联储采取行动大举收紧信贷及银行贷款，藉以为过热的经济降温；1967年经济出现显著放缓迹象之后，美联储马上又逆转政策。
美联储高阶官员将会希望2019年底及2020年初会出现类似的结果，降息是为了让经济软着陆，并延续景气扩张。然而从现在开始，降息的重要性将会低于贸易战是否停火、企业不确定感能否降低、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者是否会以裁员及缩减加薪幅度来因应这波经济放缓。
硬核科技崛起 价值链深度重塑
工银国际经济学家程实和王宇哲认为，尽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并不乐观，但着眼未来，创造性毁灭的动力将在存量博弈的背景下酝酿升维竞争的新开始：
1. 从工业品的供需争夺，到分配结构、制度环境、产业形态的全面升级
当前，全球经济存量博弈的重要特征即在于制造业相对需求的不足，而经济总量增长所掩盖的分配失衡也导致了长期潜在产出下滑、社会结构畸形、地缘政治动荡，尤其表现为民粹主义、孤岛主义、保护主义的抬头，近期加泰罗尼亚和智利的六个城市先后出现暴力冲突，英国脱欧变“拖欧”，土叙武装对峙不断升级等即为例证。
在升维竞争的将来，一方面，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及其与制造业的有机结合将通过吸纳就业、创造需求成为新的竞争高地，进而缓解制造业的拥堵；另一方面，开放、包容的制度环境，高效、透明的治理体系将构建经济体新的核心竞争力，成为当下所稀缺的稳定性的重要来源。
2. 从技术进步对人力的简单替代，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奠基，硬核科技崛起
IMF的研究表明，当前不断提升的自动化与机械化对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替代性冲击，这在短期对劳动密集型经济体影响明显，而长期更将对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国家带来严重挑战。着眼未来，升维竞争背后不只是工作的争夺，而关键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
在机器革命、电气革命、信息革命之后，当前以人工智能为重要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萌芽已现，硬核科技的发展不但将带来了新的产业变革，也会颠覆人类生活、重塑区域经贸格局。正在崛起中的“新”的新经济有望在硬科技基础设施布局完善后形成爆发式增长，并与劳动力市场变化良性交互，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长期确定性趋势。
3. 从“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到价值链深度重塑，构建互利共赢的新区域化和全球化
当前，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间的贸易摩擦已持续一年半，贸易冲突有逐步从非理性扩散转向理性收敛的缓和迹象。但应该看到，过去几十年来以“追赶”为主题，产业间分工的全球化造就了一国之内“制造空心化”和“金融泡沫化”并存的冲突，而产业链内外包的兴起也天然带来了上下游东道国之间龃龉不断甚至“互卡脖子”的风险。
展望未来，全球价值链重塑有望成为大国之间多维博弈的焦点，全球多边贸易转变为区域贸易的格局将逐步形成，消费中枢向内收敛也会为贸易分工打下物质基础。在新区域增长极渐次形成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体系重构将改变“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格局，不同经济体都将在新的供应链体系中获得产业发展的新契机。
观点二：全球衰退担忧加剧
但就全球经济增速来看，程实和王宇哲认为，对于2020年IMF给出的3.4%的预期显得过于乐观。他们认为，2020年的全球经济增速或仍将维持在十年来的低位附近。事实上，自2014年欧债危机度过尖峰以来，GDP占比约54%的四个最大经济体——欧元区、美国、中国、日本（G4）历年的整体经济增速均高于其他经济体，年均增速差达0.55个百分点，是全球经济名副其实的主动轮。
但2019年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核心经济体全面降速，据IMF预测，G4在2020年将迎来欧债危机以来的最低增速（3.3%）。这也意味着要想实现3.4%的全球经济增长，其他经济体的增速需要从2.5%跃升至3.6%。考虑到G4的消费、投资、政策走向在过去十年是全球经济周期的主要驱动因素。
而2019年3季度，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约三成的中国经济增速降至27年来的低位（6%），新兴市场触底反弹带动全球经济增速回升的逻辑似乎并不稳固。事实上，IMF对于全球衰退的预警也显示，经济增速降至过去25年的后百分之十分位（2.5%）以下的概率已由一年前的7.6%上升至8.9%。
担忧一：贸易持续低迷 工业产出和价格下行
程实和王宇哲指出，2017年末，全球电子产业的周期性下滑、中国“去杠杆”政策的实施等开始对全球制造业带来压力。但无可否认的是，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风险的激化是生硬改变2017年全球经济普遍复苏既有路径的核心变量。在2019年贸易摩擦再度升级后，上半年的全球贸易增速（1%）创下了2012年以来的新低。
虽然在全球货币政策整体转向的宽松环境下，资本市场的情绪有所钝化，但商业支出决策的真实改变对全球投资和耐用品消费带来了剧烈的冲击。2018年初，全球制造业PMI新订单指数快速下滑，日本、欧元区、中国的工业产出也开始渐次下行。尽管有税改等政策支撑，但美国的工业产出也在2018年四季度达到周期高点。
2019年，全球贸易明显迈下台阶，制造业PMI新订单与下滑中的综合PMI新订单之间的差距还在拉大，G4同步降速的态势进一步加剧，日本和欧元区的工业产出迈入负区间，全球通缩压力放大。2019年8月，除美国外的另外三大经济体PPI在三年后再度行至负区间。2019年9月，美国零售数据也开始出现7个月以来的首次下降，德国制造业PMI创下逾十年新低。
根据IMF的估计，2020年是贸易摩擦对于全球经济增速影响最大的一年，其最大影响可能为0.79个百分点。从对冲手段看，如果没有货币政策刺激，2019年和2020年的全球经济增速将较当前预期下行0.5个百分点。在缺乏政策大幅宽松增量空间和一次性出清手段的背景下，普遍的PPI通缩或将在2020年出现。
担忧二：全球FDI大幅收缩
据经合组织（OECD）数据，2019年上半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大幅收缩，原因是美国、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拖累了全球经济。数据显示，与2018年下半年相比，2019年上半年的资金流下降了五分之一，至5720亿美元。缩减尤其集中在第二季度，其间资金流收缩了42%。
从2018年下半年到2019年上半年，流入美国的FDI降幅超过了四分之一，至1510亿美元，而流入欧盟（EU）的FDI下降62%，至1070亿美元。相比之下，流入中国的外资增加5%，至820亿美元。
经合组织表示，2016年下半年，从中国流向美国的FDI达到160亿美元的峰值，此后下降至不到12亿美元。中国企业减少了投资，还出售了部分资产。“这些情况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中贸易紧张及未来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经合组织统计师玛丽亚·博尔加（Maria Borga）表示。双边贸易也出现萎缩：2019年8月份，美中两国间的出口同比收缩了10%。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表示，9月，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平均进口关税升至21%，而2008年为3%。据报道，两国接近敲定一项有可能缓解紧张的贸易协议；然而，美国仍有可能对欧洲输美汽车加征关税。
其他国家也受到全球投资放缓的影响。流入英国的FDI从2018年下半年的440亿美元降至2019年上半年的190亿美元，此前2018年的数字已经下降33%，原因是投资者准备迎接英国退欧。
美中贸易战及全球贸易与投资趋弱，令一些经济学家对全球化的未来产生疑虑。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2月份的5个月里，新的投资限制或监管措施数量比之前5个月增加近50%。这一增长将限制性投资政策的比例推高至34%，这是自2003年以来的最高比例。
根据日本拟议的新的外国直接投资法，一家公司1%的所有权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必须事先将意图告知当局。虽然新法律的目的是合法的，但拟议的1%的门槛太低，必须审慎执行，以免对外国投资产生寒蝉效应。
日本此举是全球收紧外资投资规定的趋势的一部分。2018年美国颁布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sation Act）赋予政府广泛权力，可以审查和阻止外资对房地产和企业的收购。英国正在考虑是否继续推进去年提出的提议，扩大政府权力，阻止外资收购敏感资产。所有这些举措背后都隐藏着对竞争对手强国（尤其是中国）获取敏感技术的担忧。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经济学家安德鲁·肯宁厄姆（Andrew Kenningham）表示，人们越来越担心，世界将“分裂成相互竞争的区域集团，彼此间在贸易或投资方面互不合作”。
美国再投资盈利在2019年上半年恢复正数，但仍低于2013年至2017年间录得的半年水平。去年，在特朗普2017年实施税改后，美国公司纷纷将利润汇回国内，再投资盈利陷入负数区间。经合组织表示，“这可能反映出一种‘新常态’，由于税制改革，美国公司在其外国子公司持有现金的动力有所下降。”
担忧三：美欧贸易战可能全面爆发
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公开场合都会避免提起全球经济衰退即将来临的担忧，但私下里，国际和国内官员远没有那么肯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华盛顿举行的年会落幕时发布的公报认为，全球经济没有陷入衰退。但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担心，对于明年全球经济前景改善的预测可能随时会被来自白宫的一条推文打破。
IMF新任总裁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觉察到了这种担忧，她表示，华盛顿空气中的寒意让她想起普希金的一句“不幸很恰当”的诗：“吹来寒冽的秋风——道路冻结了。”
IMF对全球衰退的广义定义是，年度经济增速下滑至2.5%以下。这与IMF的基本预测仍相去甚远。尽管全球经济正遭遇自金融危机以来最疲弱的表现（因为贸易战重创了信心、投资、贸易和制造业），但IMF预计明年经济将会回暖。IMF认为，受到严重压力的经济体不太可能在2020年再遇到今年这种情形，墨西哥、巴西和俄罗斯等大型新兴经济体的表现可能略好。但IMF预测，全球“四大”经济体（中国、美国、欧元区和日本）不会出现改善。
在年会间隙，与会者的情绪更为悲观。IMF的预测可能很容易因为进一步针锋相对的贸易争端而改变轨道，如果特朗普政府对欧洲汽车征收关税的话，这种争端可能会出现得很快。联合信贷银行（UniCredit）首席经济学家埃里克·尼尔森（Erik Nielsen）预测，全球经济将在2020年陷入衰退。他表示:“我们与IMF基本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认为（贸易）政策不会改善。”与很多官员一样，他担心，如果贸易战再打下去，政策制定者将面临一个不愉快的前景：靠几乎空空如也的工具箱来对抗衰退力量。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佩妮洛皮·戈德堡（Pinelopi Goldberg）几乎是公开表达这些担忧。她表示：“政策应消除不稳定，实际上它却在压制旧有的确定性。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美国和中国最近在贸易问题上的休战，让政策制定者松了一口气，但他们对这种休战能否长久没有多少信心。
与此同时，随着欧洲与美国在飞机补贴、汽车关税和数字税收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加剧，欧洲官员对美欧贸易战全面爆发的可能性愈发感到担忧。在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会晤之前，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问道：“你们是否真的认为，美欧贸易战开打是我们能够向全球其他地区发出的最佳政治信号？”
在年会上，几乎所有人都承认，经济放缓是严重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不同寻常的差异表现不太可能长期持续。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Gita Gopinath）表示，她担心“制造业的疲软是否会、以及何时会蔓延至服务业”，她还指出，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新订单走软。
担忧四：欧元区经济颓势恶化
据报道，欧盟执委会在布鲁塞尔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10月份欧元区19国整体经济景气指数连续第二个月恶化，因工业悲观情绪蔓延至服务业和消费者。数据显示，德国经济景气指数连续第二个月下降，降至六年多来的最低水平。法国经济景气指数也小幅下滑，但仍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
德国经济第二季度萎缩了0.1%，11月公布的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预计将显示经济再次下滑，按标准定义，意味着德国经济陷入衰退。
依赖出口的德国也比大多数国家更容易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引发的争端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对于我们拥有强大工业核心的经济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DIHK总裁施威泽（Eric Schweitzer）在介绍DIHK最近对2.8万名经理人进行的企业信心调查结果时表示，“自2008/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DIHK从未收到过这些公司如此悲观的答复。”
DIHK预计，今年德国的年度出口增幅将从2018年的2.1%放缓至0.3%，并表示明年的出口可能会萎缩0.5%。德国近年来的平均出口增长率在5.5%左右。
而据德国联邦劳工局公布，德国10月经季节调整的失业人口增加6000人，经季节调整的失业人口为228.7万人。德国失业率持稳于5.0%，略高于今年早前触及的纪录低点4.9%，也远低于法国第二季度创下的8.5%，后者也是2008年底以来的最低失业率水平。
担忧五：日本出口连续10个月下跌
日本财政部10月21日公布报告，9月份出口下降5.2%，连续第10个月下降，继续创2016年以来最长连跌纪录，海外需求放缓继续令制造业遭遇重创，汽车零部件和半导体生产设备出现双位数降幅，对出口下降的影响最大。
对于日本央行来说，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出口疲软是否会波及国内需求并拉低通胀率。
虽然中美贸易战休战可能会降低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但两者会如何发展以及对日本国内外贸易的影响还有待观察。日本农林中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南武志认为，即使中美贸易休战带来了出口趋势会改善的曙光，但出口数据并不令人鼓舞。他说：“鉴于全球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大，对日本经济陷入萎缩的担忧可能会加剧。”不过，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全球IT周期可能已经触底，这可能会提振日本未来的出口。
担忧六：全球债务违约企业可能达3年最高
据日经新闻报道，全球无法按时偿还债务的企业正在增加。美国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P Global Ratings）的数据显示，自2019年初以来出现债务违约的企业有91家，已经超过2018年全年的水平（82家）。如果按这个速度发展下去，2019年全年将超过100家，为3年来的最高水平。在全球经济减速的背景下，企业的盈利能力浮现阴云，越是财务基础较弱的企业，经营破产的担忧越强。
2019年有18家石油天然气相关企业和7家金属资源相关企业陷入债务违约，资源相关企业的债务违约十分突出。石油天然气开发企业切萨皮克能源公司（Chesapeake Energy Corporation）9月宣布将接受金融支援，向债权方分配股份以抵消部分债务。该公司原本力争活用借款以确保权益，不过收益未能如预期般增加，从标准普尔的定义来看，属于债务违约。
与美国亚马逊等互联网企业竞争导致的破产也很突出。美国高档服装店巴尼斯纽约精品店（Barneys New York）受到网购的挤压，申请破产保护。
9月申请破产的英国旅行社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遭遇了与线上旅行社的竞争及地缘政治风险的双重打击。由于与廉价线上旅行社的竞争激化，托马斯库克的盈利能力出现下滑，而英国脱欧的混乱引发的“减少旅游”倾向更是雪上加霜。
据标准普尔统计，评级在BB级以下企业的“债务违约率”（在1年之内陷入债务违约的概率）为2%左右。在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债务违约率一度达到10%，与当时相比目前仍处于低水平。这是因为，各国央行加强了货币宽松姿态，业绩迎来拐角的企业也比较容易借钱还贷。不过，瑞穗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长谷川克之指出，“如果企业的债务进一步增加，下一个经济衰退局面到来时，风险将提高”。
决策者建立防火带 应对经济放缓挑战
路透分析师坎普（John Kemp）认为，经济衰退就像经济繁荣一样，会因经济活动变化扩大而引发，并通过第二轮正反馈效应而自行强化。决策者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建立一个防火带，阻止经济放缓演变成为大跌，有迹象显示高层已经意识到这种风险。由于经济前景恶化，美中经贸磋商代表都展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宣布谈判取得进展，达成阶段性协议。虽然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解决两国间所有经济纠纷，但有可能带来休战，防止双方进一步互加关税。互加关税几乎肯定会将两大经济体都推入衰退。如果决策者能够避免体系进一步受到不必要的冲击，全球经济免于衰退的机率并不小。
美联储年内第三次降息 暗示就此止步
美联储10月30日将政策利率下调25个基点，但发出信号表明在更清晰的经济数据出炉之前不会进一步降息。
在华盛顿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议后，美联储的利率制定委员会对其货币政策声明措辞作了两处关键修改。它没有再表示将“采取适当行动以维持经济扩张”，而是表示将“评估”利率的“适当路径”。这些变化似乎表明，美联储没有计划立即采取进一步行动。
给这一决定添加了一点鹰派色彩的是，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詹姆斯·布拉德此次没有因赞成更大幅度降息而投反对票（他在9月份就是因为这一理由投了反对票）。由于贸易战抑制了商业投资，布拉德此前一直是美联储内部呼吁出台更多宽松政策的成员之一。
同他们在美联储7月和9月的会议上的观点一样，堪萨斯城联储行长埃斯特·乔治和波士顿联储行长埃里克·罗森格伦对利率决定投了反对票，他们倾向于维持利率不变。
此次降息、以及发出美联储利率制定委员会将在12月暂停降息的信号，是美联储审慎权衡实际测量数据与对政治不确定性和全球经济放缓可能给美国消费者造成何种影响的担忧之后进行的，因为美国央行希望确保在经济出现低迷时仍有降息空间。
尽管今年的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工资增长稳健，家庭支出强劲，但自夏季以来，美联储已在7月、9月和10月三次降息。
在今年的讲话中，美联储政策制定者用两种方式对这种预防性降息行动进行了解释。首先，他们将降息称之为针对贸易战的“保险政策”。贸易战对商业投资起到了抑制作用。在9月，美联储经济学家建立的模型显示，当企业认为政策有不确定性、不知道是否应该购买新工厂或新设备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拖累整体经济增长。
美国商务部发布的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数据初值显示，按年率计算，商业投资萎缩3%，这是自2015年和2016年美国制造业衰退以来最糟糕的数据。美国家庭支出放缓，但仍保持增长，增幅为2.9%。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还曾将今年的降息描述为“周期中调整”，旨在延续经济扩张，而不是对抗经济低迷。政策制定者们提出，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历史先例，当时美联储在1995年降息75个基点，然后在1998年下半年再次降息。分析人士将此解读为，在2019年迄今已累计降息75个基点之后，如果该委员会希望进一步降息，它必须解释降息的理由。
委员会在其声明中没有提出这样的解释。
中国降准仍在轨 降息也在途
华东师范大学胡月晓在FT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表示，中国最新宏观数据表明，经济疲软态势依旧，虽然经济不会失速，韧性确实存在，但整体态势仍然呈现“稳中偏弱。受政策调控的货币环境“中性偏松”已成稳定态势，财税支持经济活力的措施也在稳步推进，预计通胀拐点将于年底到来，核心通胀指标将比一般通胀指标更成影响政策因素，“双降”（降息、降准）在未来3-6月内仍是值得期待的；产品分类等监管的完善，将推动市场利率风险显性化，理财市场等无风险利率将下降，这对债市和股市都是有利趋势。
胡月晓认为，虽然2019年9月中国央行进行了年内第二次降准，但降准、降息仍是未来6-12月内政策选项。虽然前期信贷、货币增长一直表现平稳，且处于相对高位，但 “稳中偏降”是不变趋势。中国货币增长的这种平稳中偏软格局，从根源上看，是中国基础货币增长难以有效地持续扩张所决定的。中国未来要维持流动性相对平稳的态势，势必面临以下选择：降准、新创基准货币投放渠道。
在基础货币增速持续为负状态下，要保持广义货币增速相对平稳，就只要继续提高货币乘数；此外，降低储备货币获得成本，保持货币市场的稳定，也要求中国进一步下调准备金率（RRR）。在中国新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未形成前——即央行直购资产成为基础货币投放主渠道，降准是中国央行难以避免的选择。
人行的降准行为，并不和“去杠杆”的政策向冲突。“去杠杆”要求实行稳中偏紧的货币政策基调。按照通常的货币增长中性基准（GDP增速+1/2*CPI+1/2*PPI），2019年M2在7.5-8.5间将是政策合意水平，8.5上方意味着货币环境已过度宽松。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金融形势而言，当前符合政策期望和市场预期的中性偏松的合意货币增长（M2同比增速）区间为（8.0，8.5）。按照这个基准，当前央行的降准行为，恰当地体现了央行对流行性的实质呵护。2019年7月-8月的广义货币增速回落属于“预期之中、意料之外”，并为降准准备了条件。随后市场就看到了降准行为。
短期的通胀压力延缓了降息的出台。短期决定中国CPI走向的猪肉价格创出历史新高，但2018年6月中国猪肉价格即开始回升，并在9月后恢复正常，因此受基数效应影响，未来猪肉价格对CPI同比的影响将下降。加上政府为保证民众生活加强了猪肉副食品的管理，加大了替代品和肉食品的进口，加强了市场预期引导，市场变化有序，猪肉价格疯涨态势料难延续，在基数效应下，通胀拐点将现。
经济转型带来的经济持续底部徘徊，使得企业日常经营难度上升，叠加基建投资重要性的上升，“降成本”自然就成为了下一步“供给侧改革”的重心。当“去杠杆”阶段过去后，货币边际放松就在事实上已呈现；下一阶段的 “供给侧改革”重心——“降成本”，正在到来中，融资成本偏高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客观事实，自然就进入了政策视野，“降息”也就成了未来必不可缺的政策选项，尽管暂时条件不具备，但年内出台仍是大概率事件。
法国靠刺激内需远胜仰仗出口的德国
据路透报道，欧元区两个主要经济体公布的数据大相径庭，强劲的国内刺激措施正帮助法国摆脱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但依赖出口的德国经济正接近衰退。
第三季度法国经济增长了0.3%，优于市场预期的温和放缓。而德国的失业率上升速度快于预期，德国工商联会（DIHK）警告，预计明年德国出口将出现10多年前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萎缩，因贸易争端和英国退欧不确定性打击德国经济。
德、法经济截然不同的趋势被凸显出来，即将上任的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对其前任德拉吉的呼吁做出了更大的回应，后者呼吁德国利用部分预算盈余投资于促进增长的措施。
“拥有筹划余地，享有预算盈余的国家，也就是说德国及荷兰，为什么不利用预算盈余，投资于基础建设呢？……为何不投资于教育、创新，以改善经济再平衡？”拉加德接受法国RTL专访时表示。
长期以来，相比邻国德国，法国经济更多地依赖国内消费。今年，法国总统马克龙为平息“黄马甲”抗议活动而注入100亿欧元的刺激资金，提振了法国经济。
这些钱大部分用于提高最低工资工人的福利。法国政府还表示，明年将减税逾100亿欧元。与此同时，近年来颁布的措施有助于提高法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并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亚洲贸易协定向前推进
据路透报道，中美贸易关系紧张，为中国所支持的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提供了新动力。
RCEP可能形成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它由16个国家组成，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分之一，占世界人口的近一半。该协定还涵盖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东盟）、澳洲、日本、新西兰和韩国。RCEP贸易协定旨在建立东南亚国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
分析师说，由于中美贸易战加剧了人们对经济增长和地区安全的担忧，关于剩余问题的讨论已在今年加快步伐。“我们听到隧道尽头光明在望的说法，而且已经是一条短隧道了，”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东盟研究中心主任邓秀岷表示。“现在政治人士有完成这件事情的动力了。”
东盟现任主席国泰国10月表示，市场准入谈判完成了80.4%，总共20章的内容，成员国已就其中的14章达成共识，将于10月31日至11月4日在曼谷与RCEP成员国举行谈判.
“一些东南亚国家将可能展现他们未来将能保持地区融合趋势，尽管美中贸易关系紧张，”悉尼Lowy Institute的东南亚项目主管Benjamin Bland说。
尽管一些企业为规避美国关税将生产从中国迁出，但IMF预测，东盟五大经济体今年的经济增速将从2018年的5.3%降至4.8%，印度经济增速预计将从6.8%放缓至6.1%。
一些国家原本习惯于仰赖美国来抗衡中国在亚洲的崛起势力，现在也越发怀疑是否还能继续依赖美国。RCEP成员国之中，像是印度、日本、马来西亚、韩国和泰国，全部对美国拥有庞大的贸易顺差——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大地雷。美国与泰国的贸易关系已经变得紧张，美国政府最近取消了13亿美元泰国商品的贸易优惠待遇，指责泰国未能保护劳工权益。
“贸易紧张局势应该是最终的警示信号，表明亚洲需要有一个参与经济事务的集体平台，”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亚洲贸易中心（Asian Trade Center）的执行董事埃尔姆斯（Deborah Elms）表示。
外界曾广泛认为，由中国支持的这一协议可取代“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后者成员国包括太平洋两岸的11个国家——不过特朗普在签署该协议之前使美国退出了谈判。
RCEP的七个成员国也加入了CPTPP协议，该协定在有关哪些贸易领域可自由化，以及参与国必须满足何种条件方面并不严苛。但鉴于特朗普政府挑战多边贸易协议，RCEP除了具有重要象征意义之外，还承载着为区域贸易带来重大提振的期待。
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李成钢10月28日在北京对记者表示，尽早完成RCEP谈判对该地区的长期稳定、繁荣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谈判目前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传统政策具有局限性 全球经济亟待改革
传统宏观政策工具耗竭 金融脆弱性提升
据彭博社分析文章指出，在现有条件下，经济衰退的前景实在令人担忧。过去十年间经济的缓慢复苏已经耗竭了传统的宏观政策工具。在许多国家——不仅仅是美国——财政刺激和持续的预算赤字已经提升了公共债务与国民收入的比率。下一次，政府将会迟疑于严重依赖额外的公共借贷来提升需求。货币政策也耗竭了，利息率或者接近于其有效下界（如美国），或者已经触底下界（如欧盟）。
2019年，十年之后的世界经济仍未走出2008危机阴影；正是货币的持续过度宽松，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难出清，并造成了当前全球经济的困境。2008年的金融危机，显然重创了西方的金融体系（也仅此而已），衡量金融机能大小的货币乘数急速下降，美国、欧、日都先后下降到了危机前的1/3-1/2水平，其中以美国最为迅速和剧烈，其下降过程表现为了显著的“断崖式”特征。为防止金融突然收缩对消费进而对经济的冲击，发达市场先后采取了极度货币扩张政策，即QE。
即使欧美货币当局事实上实施了部分和缓慢的货币退出，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结束扩张，进入缓慢地收缩阶段。但由于接受政府慷慨救助后的金融体系开始复苏，欧美金融体系的信用扩张能力开始逐渐自底部回升，货币乘数上扬；从实际情况看，央行报表规模下降和货币乘数上涨共同作用的结果，仍然是流动性规模的持续扩张。因而，西方社会的流动性过度宽松状态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延续了稳中偏升的状态。进入2019年后，在FED降息预期仍未成为主流预期之前，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市场利率就已进入了下降通道；2019年3月份后在欧洲市场资本市场利率中枢10年国债YTM重新进入了负利率区。
彭博指出，上一次衰退以及为其采取的特别措施留下的另一个遗产，就是提高的金融脆弱性。伴随着大量的量化宽松以及非常低的利率，金融条件已经保持得很宽松，以支撑资产价格并增强需求。这些措施是必要的，但结果就是异常的资产估值和提高的信贷风险。价格飞涨的房价是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在很多国家，房价已经在廉价信贷的支撑下再度飙升。自2009年以来，银行已经增加了资本，但这并不足以使其在另一次大衰退中保持安全。臭名昭著的有风险的国债与银行破产之间的“厄运循环”——在2008年后被认为是主要的风险——在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实质上并未解决。
默文·金勋爵：现有政策为下次危机创造条件
据媒体报道，前英格兰央行行长默文·金勋爵（Lord Mervyn King）在IMF和世界银行年会期间指出，IMF发现的全球经济同步放缓绝不仅仅是暂时的现象。相反，它反映了不能解决造成2008-09金融危机的问题，是如何使世界经济陷入永久的低增长陷阱中。
政策制定者因为其阻止了2008年银行像30年代那样的垮台而表扬自己。通过削减利息率、创造新的电子货币并且帮助银行摆脱困境，政府确保经济不会像大萧条那样出现产出下降、失业上升的结果。
金爵士认为，从另一方面来看，二者之间的比较并不令人欣喜。在美国，30年代大萧条之后伴随的是40年代的快速增长。在华尔街崩溃之后伴随的是经济活动的下降，而截至50年代，美国经济恢复到了经济如果沿着大萧条之前的2%增长趋势所达到的水平。
现在来看2008-2028之间的20年。假定美国经济从现在到2024年间像IMF预测的那样，每年以低于2%的速度增长，那么它需要在2025-2028年每年以5.5%的速度增长才能达到其沿着2008年之前增长路径的水平。这是难以完成的任务，美国已经连续半个世纪没有达到这样的扩张率了。
此外，大萧条导致了经济的大变革——凯恩斯主义解决方案——这为政治反思扫清了道路。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群挑战凯恩斯主义正统的经济学家使政治转向右翼成为了可能。
金爵士指出，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没有什么可以与之前的改革相比的。经济由货币量化宽松保持低速发展——低利息率和量化宽松——但没有解决任何根本问题。
这不仅仅是收益递减规律的问题，即每一美元的刺激在促进经济活动的影响低于上一美元。这也为下一次金融崩溃创造了条件。为什么？因为央行释放出了利率永远保持在低位的信号，它鼓励了个人和企业承担债务。在衰退到来之前，这是可行的，当衰退到来的时候，这会导致个人失去工作、企业见证产品需求崩溃。在这样的环境中，债务变得难以偿还，银行破产的浪潮会放大初始的经济冲击。
很多央行行长已经意识到了货币政策的局限性。现英格兰央行行长卡尼认为，存在全球流动性陷阱的风险——人们贮存现金，即使最低的利率也没有影响。欧盟央行行长德拉吉认同IMF的观点，即诸如德国和荷兰这样的国家应该缩减其预算盈余以减小欧盟央行的压力。
短期而言，政策制定者计划转向更积极地使用财政政策、削减税收、增加公共支出。当政府可以以如此低的利率来借钱的时候，通过借贷来投资基础设施工程的做法是有道理的。但随着债务水平提高，政府可能在展开这种真正有所影响的财政刺激的时候会非常谨慎。在任何情况下，全球的需求不足是一个需要结构性回应的结构性问题。
EDC报告：全球经济的命运取决于少数国家的政策
加拿大出口发展局（Export Development Canada，EDC）首席经济学家豪尔（Peter Hall）在发布2019年秋季的《全球经济展望》（Global Economic Outlook，Fall 2019）报告时指出，全球经济是否会发生衰退是一个高风险游戏。如果出现了衰退，这也是自我造成的伤害。避免衰退主要取决于贸易争端的解决。
引人瞩目的紧张关系，正在扰乱贸易流，使企业推迟长期投资。经济基本面表明衰退可能不是必然的。然而，这一次，目前经济的命运取决于政策决定。可以预见，近期争端的解决会重新恢复经济的增长，而贸易争端的升级几乎必然使整个世界陷入衰退。
根据EDC的报告，全球经济在2019年的增长率滑入3%——这是近十年的最差表现。然而，在2020年中期之前贸易争端的解决将恢复投资和贸易流，使经济在2020年恢复3.6%的增长率，2021年加速增长至4.2%。
预期美国会挑战横扫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衰退潮流，在2019年稳定增长2.4%，在2020年稳定增长2.5%。在波动加剧、脱欧具有不确定性的背景下，预期英国在2019年增长有限的1.1%，在2020年下降至0.9%。考虑到中美贸易争端的成本在不断上升，尤其对美国消费者影响巨大，EDC报告预期双边贸易争端的解决在2020年中期之前结束。
彭博报告：政策至关重要
10月29日，彭博社发布《新经济驱动力和破坏力报告》（The New Economy Drivers and Disrupters Report）报告，报告涵盖114个经济体，占全球GDP的98%。彭博社将新经济定义为全球经济权力的转变，从欧洲和北美的传统权力席位转变为横跨亚洲、非洲、中东和拉美的新兴经济。新经济驱动力和破坏力报告指明了伴随着这一权力转变而来的复杂的挑战，报告总结指出，全球分经济体在经济上赶超变得愈加艰难，中低收入经济体在面对“破坏性因素”时处于不利地位，假如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不尽早应对破坏性因素，从低收入国家迈进中等收入国以及从中等收入国家迈进高收入国家的经济体数量会越来越少。
传统的驱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为劳动力、投资和生产率。新破坏力包括：自动化，数字化，气候变化，保护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破坏性力量在横扫全球经济。民粹政权不遵守政策的规则。保护主义正在减弱驱动中国崛起的贸易流。自动化和数字经济在驱动一些国家的生产率，同时也在侵蚀另一些国家的已有优势。气候变化的威胁出现了。
诸如韩国和日本这些成功的故事遵循的繁荣之路越来越难以遵循了。从北京到巴西利亚，将明智的投资、有技能的劳动力、创新能力和有效的治理混合起来放在恰当的位置已经很难实现了。与破坏性力量的斗争——从保护主义到气候变化，对中低收入国家造成了特别大的影响——增加了挑战。如果没有国家和国际层面进行提前的回应，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进而转变为高收入国家的数量——已经是有限的——会进一步减少。
对主要的发达经济体而言，是否能够实行回应破坏性力量的正确政策将决定一国是出现扩展性繁荣还是缓慢增长。在英国，与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区切断联系的代价是在接下来的十年内GDP的7%。在美国，移民增强型劳动力与贸易推进型的生产率收益将支撑经济在下一个十年内以2.7%的速度增长。如果没有这两项，那么美国经济增速将减至1.4%。德国和新加坡展现了高收入国家管理破坏性力量的能力。新加坡在数字经济方面排名第一。德国牢固的制度和受教育水平很高的劳动力为抵抗风险提供了壁垒。
政策非常重要。在中低收入国家群体中，那些行动得很早以获得传统的发展驱动力的国家可以更好地适应于新变化。中国正在创新领域进行主要的投资——这对经济移动向价值链更高的位置很必要。巴西没有这样做。在高收入国家中，那些对破坏性力量进行动态回应的国家可以更好地适应这些破坏性力量。丹麦对劳动力培训和为被替代的工人提供支持方面投资巨大——这缓冲了自动化的影响。美国没有这样做。
未来，需要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展开行动，以进行正确的应对。在国家层面上，实施政策创造有利于投资和创新的环境，为工人适应于自动化提供培训，拥抱数字经济提供的机会。国际层面上，为国际贸易制定新规则，为服务贸易中的数字浪潮做好准备，恢复与气候变化展开斗争的势头。
报告还指出，目前席卷全球经济的挑战中，有许多都来源自两大因素——贸易和科技。贸易是经济繁荣的驱动力，据彭博经济学家预期，中美贸易战影响亚洲供应链，到2021年可能会带来1.2万亿美元成本，而英国脱欧和美国的汽车关税威胁会扩大这种负面影响。自动化在提高了生产率和利润的同时，增加了工作的不安全性。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估计，到2030年，全球3.75亿劳动力中约有14%的人可能将不得不寻找新工作，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快速发展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增加了可自动化的任务范围，这可能会进一步推高这一数字。
（完）
（整理、编译：孙小雨、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9年第77期（总第1965期） 2019年11月1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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