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90期(总第1978期) 2019年12月16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美联储保持利率不变,经济前景“良好” 迪弗洛:主流经济学错在哪里? 日本第三季GDP 增长1.8%远超预期 明年中国经济实现6%左右增长无忧
美联储保持利率不变,经济前景“良好” [摘要:美联储12月11日宣布维持利率不变,并且预计经济明年将维持温和增长和低失业率。中国基金报分析了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对中国央行未来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
美联储(Fde)12月11日维持利率不变,并暗示借贷成本可能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不变,联储预计经济将在明年大选年继续温和成长,失业率将保持在低位。
美联储多数决策者认为明年无需降息 “尽管全球形势发展且风险持续,但我们的经济前景依然良好,”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政策会议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会上美联储利率制定委员会决定维持指标隔夜贷款利率目标区间在1.50%-1.75%不变。“我们认为,通过支持经济持续增长、保持就业市场强劲和带动通胀接近我们2%的目标,货币政策能够很好地为美国人民服务,”鲍威尔表示。
联储的最新经济预估显示,在17位决策者中,占绝对多数的13位预计将保持利率不变至少到2021年。另外四位预计明年仅加息一次,这一观点与投资者预期的降息一次相左。
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决策者认为明年降息是适当之举,这表明美联储认为,在经历了动荡的一年后,已经实现了“软着陆”。在过去一年间,美国经济衰退风险上升、公债收益率曲线倒挂、贸易政策扰乱市场。不过,美联储指出,在美中经贸争端持续,通胀依然迟滞之际,有必要密切监控全球风险。
鉴于尽管失业率接近50年来的最低水平,但通胀仍低于美联储的目标,少数预计加息的决策者可能会发现这一预期很难被接受。美联储的最新预测显示,总体而言,决策者认为,未来三年失业率(目前为3.5%)仍将保持在他们预估的可长期持续的水准之下,与此同时,多数决策者预计届时通胀将最终达到,或仅略高于2%的目标。“我认为,我们已经认识到,失业率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而不会对通胀造成毫无根据的上行压力,”鲍威尔表示。他称,与1990年代相比,现在“加息的必要性降低了”。当时,美联储将降息作为防范经济衰退的一种保险性政策,然后又再次加息,以防止紧张的劳动力市场引发不希望看到的价格上涨。
实际上,这些预测还表明,政策制定者总体预计利率将保持宽松,也就是说,至少到2022年利率都将低于他们估计的既不刺激也不抑制经济增长的中性水准2.5%。
当日的政策决定得到了与会委员的一致同意,为4月30日至5月1日会议以来首次获得全票通过。美联储在10月政策会议上降息后,鲍威尔表示,除非经济前景发生“实质性”改变,否则本轮降息周期将会暂告一段落。他12月11日重申了这一措辞,但没有详细说明。美联储今年已三次降息,包括10月那一次。鲍威尔表示,这些“强有力的措施”的影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在经济中完全显现出来。
“美联储今日的声明‘没有什么新内容’,在货币政策路径方面几乎没有什么突破性消息,”Glenmede Trust私人财富部门首席投资官Jason Pride在一份声明中称,“今日会议传递出的主要信息是,除非通胀意外大幅攀升,否则美联储将按兵不动。”
12月11日公布的季度经济预估与9月的预估基本一致,决策者认为经济已避开衰退风险,未来几年势将以接近趋势增长率的速度增长。在当日的政策声明中,美联储删去了10月声明中有关经济前景“不确定性”的提法。美联储的预估中值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明年增长2%,2021年增长1.9%。预计失业率将保持在目前3.5%的水平直到明年,2021年仅上升到3.6%。预计明年通胀仅攀升至1.9%,显示通胀水平与低失业率脱节。
FOMC声明全文 以下为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在12月10-11日货币政策会议后发布的声明全文: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10月会议后获得的信息显示,就业市场保持强劲,经济活动一直在以温和的速度增长。总的来说,近几个月就业增长稳健,失业率保持在低位。尽管家庭支出一直在强劲增长,但企业固定投资和出口保持疲弱。与上年同期相比的整体通胀和不计入食品和能源的核心通胀率低于2%。基于市场的通胀补偿指标仍低,基于调查的较长期通胀预期指标则变动不大。
委员会将依照法定的目标,寻求促进就业最大化和物价稳定。委员会决定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1.50-1.75%。委员会认为,当前的货币政策立场对支持经济活动的持续扩张、强劲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和通胀接近委员会2%对称目标是合适的。委员会在评估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的适当路径时,将继续监测即将发布的信息对经济前景的影响,包括全球形势发展和迟滞的通胀压力。
在决定未来调整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的时机和规模时,委员会将评估与就业最大化以及2%对称通胀目标相关的已实现和预期的经济状况。评估将考量广泛的信息,包括就业市场状况指标、通胀压力和通胀预期指标,以及反应金融市场和国际情势发展的数据。
投票赞成美联储货币政策决议的FOMC委员包括: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副主席威廉姆斯、理事鲍曼、理事布雷纳德、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布拉德、副主席克拉里达、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埃文斯、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总裁乔治、金融监管副主席夸尔斯和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总裁罗森格伦。
美联储利率政策对中国未来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 中国基金报分析了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对中国央行未来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截至12月11日,中国央行已连续16个交易日未开展逆回购操作。12月6日,中国央行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3000亿元,比当日到期量多1125亿元,中标利率持平上次报3.25%。
对此,国君固收分析,MLF超额续作,央行操作思路或已发生切换,下一阶段降准空间受限,降息周期启动,央行或更多依赖利率工具和锁长放短操作。兴业研究宏观分析师郭于玮表示,央行在流动性较为宽裕的月初超额续作MLF,能够释放跨年流动性维稳的信号,使市场预期保持平稳。
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求是》杂志刊发题为《坚守币值稳定目标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文章称,中国经济增速仍处于合理区间,通货膨胀整体上也保持在较温和水平,加之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应尽量长时间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
易纲还指出,即使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向零利率方向趋近,我们也应坚持稳中求进、精准发力,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始终坚守好货币政策维护币值稳定和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福祉的初心使命。易纲同时明确,下一阶段,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条件与潜在产出和物价稳定的要求相匹配,实施好逆周期调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松紧适度,继续营造适宜的货币环境。
(综合消息)
迪弗洛:主流经济学错在哪里? 近日,英国《金融时报》经济记者德尔菲娜·施特劳斯(Delphine Strauss)对今年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进行了专访。
迪弗洛的一本新书刚刚出版(《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试图展现经济学能为有关移民、贸易或日渐严重的不平等的激烈争论带来什么),她说:“我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时机了。”
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选择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传统。在过去20年内,四分之三的经济学奖获得者是55岁以上的美国白人男性。47岁的迪弗洛是这个领域的最年轻获奖者——而且仅是获得此奖的第二位女性。虽然她与她的丈夫、同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以及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共同获得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她因为上述原因吸引了大部分关注。
访谈深入探讨了免费发放的扁豆、短信提醒还是村庄里的传言最能提升疫苗接种率。这样一下子就深入细节的讨论并不令人吃惊。迪弗洛不太受得了那些寻求用宽泛理论解答“大问题”(例如增长的源头,或是贫困的终极原因)的同行。相反,她不懈追求“小问题”的实用解决方案,从而改变了发展经济学领域。这些小问题包括如何最有效地劝说印度农村的老师去上班;或者如何劝说父母为孩子打疫苗。而最终帮助解决后一个问题的是扁豆。
迪弗洛和班纳吉做的一份早期田野调查显示,当印度农村居民能利用拥有可靠工作人员的移动诊所时,疫苗接种率会提高至原来的三倍。但如果每接种一次疫苗就能得到一公斤扁豆时,效果会更好——这显示了少量、非金钱的激励具有改变人们行为的作用。
这只是克莱默开创、班纳吉和迪弗洛将之体系化的实验方法的一个例子。班纳吉和迪弗洛创立了J-Pal研究中心,该中心将研究人员与政策制定者、非政府组织联系起来,组成一个全球网络。
在其他实验中,他们证实,比起缩小班级规模或额外聘请教师,补习辅导更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而且有争议的是,小额贷款计划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并不如其倡导者宣称的那么大。“我们把这些结果保密了很久,”迪弗洛表示,“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当在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七项评估都显示出类似结果后,他们才将其发表。
他们利用“随机对照试验”——仿照测试新药的临床试验——来得出结论,这种做法引起了批评:特别是有人认为,从一项具体、基于地域的实验中得到的结论是不可能推而广之的。然而随机对照试验现在成为了标准工具,用来试验解决贫困的方法是否有效——而且也越来越多地被发达世界采用。
迪弗洛推广随机对照试验这种研究方法的努力,反映出她进入经济学领域的最初动机——她坚信研究可以影响政策。在成长的过程中,她对贫困有深刻的认知:迪弗洛的母亲是一名巴黎的医生,年幼时全家为一份后来落空的工作而移民,所以她在阿根廷一个“肮脏、贫穷又偏僻”的地方长大。迪弗洛说,母亲后来每年会跟随一个非政府组织前往危机地区工作数周,并告诉她的孩子们,“我们帮忙的方法就是让她走”。
迪弗洛本科学的是历史,最初她认为自己能做的“有意义的”事情只能是一项副业。在俄罗斯担任研究助理的一年期间,她产生了顿悟:她看见当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这些经济学家来到莫斯科,就政策制定提供建议时,政治人士会认真听。她说:“当我意识到,‘我的天,这就是经济学家做的事情’——我也想做这个。”
如今,迪弗洛减少了亲自参与田野调查的时间。做这些调查主要是去印度,在那里,她的家庭与职业关系使她更容易带上两个年幼的孩子。她说:“他们会去田野里,去村庄里,去看洒红节(Holi)——我们带他们去非常不错的地方,所以他们认为印度很酷。”
他们取得成功的一个结果是政策制定者现在愿意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试验。在印度,受哈里亚纳邦政府委托,迪弗洛正在对她自己关于如何鼓励接种疫苗的一些想法进行试验,该邦人口约有2500万。这带来了新的挑战——其中一个意料之外的困难是,她发现存储和分发如此多的扁豆是不实际的。几年以后才决定采用一个替代方案:免费充值话费。
尽管她着眼于试验政策解决方案,但迪弗洛表示,评论家有时错误地把随机对照试验描述为寻找万灵药,也就是适用于任何情况。她认为,在一个“很遗憾,这里没有奇迹疗法”的领域,与药物试验的类比只能走到这么远。“在临床试验中,目的是投产……在经济学里,随机对照试验起着不同的作用,通常这种试验更多是为了理解关于行为的非常基本的东西。”
迪弗洛相信,她在贫穷国家进行的探索行为驱动因素的研究会给富裕国家政府带来重要的经验。她也坚信,经济学家应该多发声——如果说人们不信任专家,那么有一部分原因是最优秀的学者因为担心被误解而不发表意见,任由空谈家和所谓的权威人士大发厥词。
这是她与班纳吉合著的新书中的两个主题。在书中,他们试图描述“当今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如何思考世界”,同时讲述他们从自己的工作中得到的洞察——例如,解释为什么大多数穷人即使可以选择也不移民,或者为什么忽视人们认同感的福利项目会失败。
迪弗洛和班纳吉认为,在现实中,人们并不必然会跳槽到最好的工作岗位,或投资于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加税会让人们减少工作。他们对许多事——健康、自尊、清洁的空气——的关心超过对人均GDP最大化的关心,后者是一个难以捉摸的目标,对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可能也不再是正确的优先选项。
正如迪弗洛所言:“对政界人士来说,像上面说的那样从更广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有一个好处,反正他们很难改变GDP,但那些事情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的政策来改变。”在她看来,美国的优先任务将包括:为因贸易而失业的工人提供更大力的支持——效仿《美国军人权利法案》中支持退伍军人的项目——并对早期教育投入大量资金,创造“机器人永远不会取代”的高级工作岗位。
迪弗洛认为,过于相信“金钱激励”(financial incentive)是主流经济学犯的重大错误之一。“在我们对贸易、对税收……对社会项目的思考中,你都可以看到这种错误观念所投下的长长的阴影。”
迪弗洛对经济学界不愿接受与公认理论不符的证据持批评意见,虽然人们已在进行反思。她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学家佩蒂亚·托帕洛娃(Petia Topalova)为例。托帕洛娃早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的研究显示,在印度一些受贸易影响较大的地区,减贫工作会进行得更慢。托帕洛娃的结论——需要对全球化造成的输家进行补偿——在如今似乎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在当时,她的论文受到了几乎一致的鄙视,她被迫在学术界之外另谋职业。
迪弗洛表示:“我希望我能肯定地说,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但如果还有盲点,这种情况还可能发生。”她补充称,经济学家之所以不会去怀疑他们的假设,是文化问题使然——尤其是经济学界在性别多样性方面的糟糕记录。
虽然作风低调,但在一个男性主导的领域里,迪弗洛显然一直如鱼得水。她先是在精英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学习,30岁之前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职,2010年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获得此奖常常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前奏。“我想我以前甚至没意识到有什么问题……但现在我在想……如果她(托帕洛娃)是一个男的,性格火爆倔强,而非一个毫不张扬、礼貌得过分、教养极好的年轻女性,人们还会如此轻视她吗?或许不会。”
不过,迪弗洛主要想表达的是,尽管经济学家们存在各种缺点,但他们也是能做出贡献的。“在发展中国家工作往往会让你感到乐观,因为很多方面的情况都变得好多了,”她说,并提到婴儿死亡率和疟疾感染率在稳步下降,而入学率上升。她强调,这些趋势既发生在有幸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也发生仍难以实现增长的国家。“聚焦于正确的政策可以取得巨大的进步。当我情绪低落时,我就会想这些事情。”
(FT,2019.12.11)
日本第三季GDP 增长1.8%远超预期 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三季国内生产总值取得1.8%增长,远高于初步预估的0.2%。若看环比表现,第三季度GDP增幅为0.4%,初步预估仅为增长0.1%。
日本今年第三季的经济扩张速度远快于初步预估,这主要受到国内需求强韧所推动。日本政府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三季国内生产总值(GDP)取得1.8%增长,远高于初步预估的0.2%。这也是日本经济连续第四季扩张,也优于分析师预估中值的增长0.7%。
经济增速高于初步预估是因为资本支出和民间消费有所改善,抵销了出口下滑造成的打击。资本支出和民间消费在第二季均有扩张。若看环比表现,第三季度GDP增幅为0.4%,初步预估仅为增长0.1%。资本支出较前季增长1.8%,高于初值的增长0.9%,也超过增长1.7%的预估中值。民间消费较前季增加0.5%,略优于初值的增长0.4%。在优于预期的GDP修正值公布前,数据显示日本出口和制造业产出在10月份创多年来最大降幅,暴露出由于需求下降拖累,经济中的裂痕不断扩大。消息人士透露,日本央行在本月的政策检讨时,考虑对制造业产出作出较10月时更加悲观的评估。这凸显出央行对于美中贸易战影响扩大以及全球需求放缓的担忧。
一些分析师担忧,10月份消费税上调前企业和家庭支出跳增,对未来数月的需求来说可能不是好兆头。这是因为除非出口反弹,否则经济可能失去一个增长动力。包括逊于预期的10月份家庭支出和零售销售数据在内的一系列悲观数据,表明上调消费税对消费的冲击可能大于此前预期。
分析师已经预计,受上调消费税影响,日本第四季经济将萎缩。农林中金总合研究所(Norinchukin Research Institute)首席研究员南武志(Takeshi Minami)说,由于消费数据弱,“第四季经济大概避不了出现萎缩的情况”。日本内阁上周批准了一项1220亿美元(约1660亿新元)的财政刺激方案,以支持经济摆脱增长停滞,并将2020年东京奥运会带来的投资热潮延续下去。
(联合早报,2019.12.10)
明年中国经济实现6%左右增长无忧 乔艳红在路透的一篇分析文章中表示,即将迎来的2020年自带多重“光环”:中国十三五收官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三大攻坚战的关键一年、资管新规过渡期的结束之年。决战决胜态势明显,中国经济仍需保持一定增速。
分析人士普遍预计在适度的逆周期调节政策支撑下,明年中国经济增速应该在6%左右,低一点儿、高一点儿都可以接受,都可以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目标圆满收官。而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意味着总需求难以大幅扩张,而且随着生猪存栏的恢复,猪肉价格将趋于回落,CPI并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础。
他们认为,明年中央需要继续在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和促改革之间寻求艰难平衡,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同时也会有定力、有克制。积极财政更注重提质增效,鉴于大规模减税后进一步降税的空间已经收窄,预计明年减税降费力度将小于今年,不过赤字率有可能提高到3%,专项债新增规模也有望上调。
基建投资毫无疑问是明年稳增长的重要抓手,但仅仅依靠基建也难以托起经济转型的任务。在贸易摩擦已经常态化之际,中国更需要做的是修炼“内功”,推动高质量发展:应该继续聚焦供给侧,大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和创新,以激发经济自有的内生动力,重点可关注国企改革、财税体制、土地制度、市场准入等方面的举措。
“鉴于明年内外部宏观环境依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从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预期管理的有效性角度,预计明年政府对于GDP的目标值将从今年6-6.5%的目标区间调整至6%,”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称。
他指出,第四次经济普查后若历史GDP实际增速略有提高,明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难度也将随之降低;而且只要就业平稳,GDP数据高一点或者低一点并不会对宏观政策本身造成太大扰动,预计全年GDP增速可能在5.9%。
财政方面,考虑到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中央继续维持增支和减税双管齐下难度较大,因此减税降费层面明年更多是落实前期政策而非进一步升级政策力度;明年预算财政赤字率有可能会从今年的2.8%上调至3.0%以拓宽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专项债新增额度将在今年2.1万亿元的基础上多增8,000-10,000亿元人民币左右。
12月12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现明年预期目标要坚持稳字当头的同时,通篇亦贯穿着对高质量发展的强调,强调要“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会议列出明年六项重点工作,第一条就是“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同时在“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两方面着墨颇多。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研究员祝宝良在北京一场论坛上也称,明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可能偏稳一点,不会像今年下得那么大,可能中国的出口也不会那么糟,再加上减税降费的效应进一步显现,以及国内要采取逆周期调节等等,“明年6%的预测是可以的”。
“中国还是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这个基础上宏观调控的稳定政策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调整,而不仅仅是为了逆周期调节,为了稳定而大幅放水,这不可取,”他说,“中国主要的问题还是结构性问题……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短期慢一点,这对长期的经济发展还是有好处的。”
章俊指出,“深化”是对内改革的主要方向,国企改革是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一环,财税体制改革方面会进一步聚焦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上不匹配的问题,并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动力。
中国经济2019年一季度在财政政策提前发力支撑下实现6.4%的“开门红”,但二季度开始随着逆周期调节政策有所收敛而放缓至6.2%,三季度进一步下行至6%。今年经济增速加速下行,主要是受中美贸易摩擦和全球经济放缓的外部因素拖累,当然也有国内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因素的叠加。
章俊还表示,和去年的“结构性去杠杆”相比,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称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强调要“稳杠杆”,表明通过强力去杠杆来防风险的方式暂时告一段落,未来整体会转向稳杠杆,防风险去杠杆也会把握节奏和力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就建议将中国2020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6%左右,指出6%左右的增速能够实现两个翻一番目标,而且能够支撑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另外,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的适度下移,将为结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创造空间,还有助于加快推动关键领域改革,重点解决结构性体制性问题。
华创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张瑜也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十三五规划主要指标进度符合预期”,并没有表达十三五规划进度落后或压力大,暗含明年十三五收官固然重中之重,但其实有一定的从容能力可以如期完成,这与经济普查结果估算明年翻番压力缓释相匹配,普查使得明年完成翻番的GDP增速从6.15%下放到 5.8%左右。她并预计,2020年CPI整体走势将呈现前高后低状态,1月大概率是全年CPI高点,下半年将回落至3%之下。目前生猪存栏环比翻正,生猪出栏情况或将在九个月后修复,猪肉价格在明年下半年有望回落。同时考虑翘尾因素的明确下行,下半年CPI将明显回落。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国需要逆周期调节加大力度,但也要根据国内外情势的变化相机抉择,既不能大水漫灌、过度的刺激,又要精准滴灌、保持适度的刺激,才能稳增长、保稳定。
在积极财政方面,分析人士重点关注三个方面:专项债新增规模、赤字率和减税降费的力度。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财政政策的描述为“大力提质增效”,没有提及专项债,也没有再提大规模减税降费,而是要“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
唐建伟认为,这可能意味着财政政策更加注重质量和效果,明年减税降费规模可能不及今年,专项债增量或会控制,财政赤字率可能提升到3%左右,财政支出额度明显扩大,更多保证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
而运用多种组合流动性工具灵活地进行精准滴灌是明年货币政策仍将坚持的方针,金融手段作为其他政策的“后勤”,既要保证充足,又要保证适度,确保金融指标不与实际经济增长偏离过远。
“2020年的逆周期调控大概率依然是有定力、有克制的基调,”张瑜称,今年在财政方面并无更多增量加码的表态,更加强调“落实”、强调优化支出结构,从今年财政税收收入陡降都靠非税收入苦苦支撑的格局来看,财政收支两端压力难再堪重,明年减税降费的进一步加码难以期待。例如对于专项债就需要加强全局观念,目前专项债9万亿元存量,已到了必然要综合考虑使用规范、项目质量和偿还机制的时候了,“专项债也是债,也是要还的,”预计2020年专项债发行期限拉长、使用规范提升、项目质量保证是大概率方向,短期稳增长和长期政策遗留结果需要动态平衡。
基建投资仍是中国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基建投资增速的反弹将有助于相关链条企业的景气修复,而且伴随着去库存步入尾声,未来工业生产可望有所改善。但工业利润持续下滑意味着制造业投资将延续低迷。
财政部11月底称,近期提前下达了2020年部分新增专项债务限额1万亿元人民币,占2019年当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2.15万亿元的47%。要求各地要做好专项债发行使用工作,早发行、早使用,确保明年初即可使用见效。章俊指出,专项债额度提前下发很大程度体现了宏观政策前置来为政策效应发挥和之后政策调整预留时间和空间,随着专项债额度的增加以及配套融资门槛的降低,基建投资对经济的托底效应将不断增强。
“但企业利润下滑无法使制造业投资有序扩张,全球需求的衰减将持续制约制造业投资反弹的空间,”章俊预计,地产投资维持韧性、制造业投资低位震荡、基建投资托底经济将成为中国投资的新趋势,预计投资将在明年对GDP形成一定支撑,贡献可能达到1.4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中国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放缓,1-10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2%,创下纪录新低。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4.2%,增速比1-9月回落0.3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也仅增长2.6%。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要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通信网络建设,加强市政管网、城市停车场、冷链物流等建设。
会议还要求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Reuters,2019.12.16)
(编译、整理:李彦松、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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