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作者：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刘 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
来源：《经济纵横》，2020年第5期，第1-18页
【摘要】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百年大变局对中国经济发展将意味着什么，是需要认真研究分析的一个重要课题。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两个重大挑战：一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盛行，严重恶化世界经济发展环境；二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阻碍了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尽管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但中国经济展现的巨大韧性，使我们有条件争取实现2020年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从长期看，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本面不会发生改变。指标测度发现，2035年中国大陆人均GDP将超过2万美元，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词】中国经济趋势；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新冠肺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文章编号】1007-7685(2020)05-0001-18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服务贸易壁垒与国际生产分割”(编号：71973025)、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专项“中美贸易争端新环境下中欧合作的新使命、新任务与新作为”(编号：19GBQY031)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WTO改革背景下产业补贴‘合理性’与‘合规性’问题探讨”(编号：2019YY05)的成果。
DOI：10.16528/j.cnki.22-1054/f.202005001
2018年7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个世界既充满机遇，也存在挑战。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百年大变局对中国经济发展将意味着什么，是需要认真研究分析的一个重要课题。当前，世界经济正面临两个重大挑战：一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盛行，严重恶化世界经济发展环境；二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阻碍了贸易和投资，扰乱了各国经济，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在这些危机和风险中判断与分析中国经济的应变能力与长期趋势，是当下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当前世界经济贸易形势面临的两大严峻挑战
（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盛行，严重恶化世界经济发展环境
1.美国从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霸权领袖变为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急先锋。以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建立国际联盟的“14点计划”为标志，美国从孤立主义的对外政策，转向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开放，而仍然盛行的高关税等传统的贸易壁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导火索，二战后，美国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本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等优势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作为全球最强大的经济、军事大国，美国担当起构建全球经济新秩序的重要角色。同时，作为全球经济规则体系的倡导者和领导者，美国极力推进贸易自由化，大幅度削减关税。美国极力推进贸易自由化并不是为了充当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的“救世主”，而是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理性选择。由于国内市场已经无法满足不断提高的生产力需求，打破贸易壁垒、寻求更广阔的海外市场成为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二战后，美国以领导者和构建者的身份创建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使得全球关税水平大幅度削减，促进了商品及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这与美国当时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GATT的构建为美国具有竞争力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制度保障，关税大幅度削减促进了美国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
信息通信技术使物流成本大幅度削减，降低了全球市场进一步开放的“门槛”，产业内分工和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方式。不同国家参与的国际生产链条构成的巨网将全球不同的经济体交织在一起，各经济体间的依存度不断提高。然而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中，如今美国却“反其道而行”。当前，美国当权者在实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对外政策中，突出的特征是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战，是美国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的遏制手段之一，随之而来还有科技战、金融战。中美经贸关系将进入一个波折时期，利用中美经贸关系扩大世界市场、取得先进技术的外部环境将受到严重损害。美国对华贸易战实际是打压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在美国当权者认识到“道不同也不得不相谋”之前，中美经贸关系始终将处于不稳定时期。当然，这不排除美国在必要的条件下做出短暂和局部性的妥协。
美国对华遏制引致世界经贸环境恶化。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额明显下降，并且与出口相比，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下降尤为明显。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的数据整理所得，2019年下半年美国对中国进出口总额为2878.26亿美元，同比下降16.75%，其中出口546.26亿美元，下降2.52%，进口2332.00亿美元，下降19.5%。由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和打压，引起一些国家的追随或效仿，还有一些国家出于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等考虑，也宁可牺牲经济利益，在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上疑虑重重。如，各国企业与中国华为公司关于5G商用技术的合作，本是最一般的企业行为，但受到美国官方的直接干预。
图1 2000-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趋势
数据来源：根据Wind数据库整理所得。
2.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对外政策，恶化了世界经济发展环境，使世界经济增长更显颓势。从图1可以看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增长颇为乏力。2000-2017年，全球GDP平均增速约为5.1%，而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下降至3.5%，下降1.6个百分点。虽然2017年世界GDP增长率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十分有限，并且2018年并没有延续GDP增长率增长趋势。
美国对外政策导致全球经济降速。国际货币组织2019年10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再次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做了下调，由4月份预测的3.3%调整为3%，是2008年以来的最低点。其中，将发达经济体2019年的经济增速调整为1.9%（2018年增速是2.3%），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调整为3.9%（2018年增速是4.5%）。为此，全球货币政策再次转向宽松。截至2019年10月底美联储自次贷危机后累计加息达12次。由于受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企业固定投资和出口疲软等影响，仅2019年美联储便连续三次降息。除美国以外，截至2019年8月全球宣布降息的经济体达到26个，这表明全球货币政策再次转向宽松。
美国债券收益率曲线出现倒挂。根据历史经验，美债收益率曲线倒挂往往暗示经济衰退可能即将到来。由于2019年以来金融市场上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明显加重，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年初的2.7%一度降至8月底的1.5%以下，由此导致市场最为看重的10年期和3个月的美国国债收益率连续倒挂。
表1 美国金融业增加值增速(%)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
美国引以为豪的金融业也已持续两年负增长。通过表1可以看出，2017-2018年美国金融业增加值已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金融危机后，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曾促进发达国家金融行业快速增长，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的股票指数不断创历史新高，金融业一度出现繁荣景象，但实际缺乏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持续增长的支撑，结果只能是昙花一现，近年来其保险和金融业已显现出衰退端倪。
贸易战导致全球投资信心下降。以中美贸易战为代表的严峻国际经济形势加剧了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投资者信心预期指数呈下降趋势，（见图2）2019年初投资者信心预期指数虽然有小幅上升，但到2019年5月投资者预期再度出现明显下降，并且于2019年8月下降至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据此，国际组织对2020年世界经济前景均不看好。初步预计，202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左右，与2019年基本持平。欧洲央行预测，2020年欧元区经济增长1.1%，与2019年持平。英国经济增长已接近停滞，英国国家经济社会研究院预测，2020年英国经济增长的波动范围在1.3%～1.5%间，为2010年以来最低水平。日本政府预计，日本经济在政府强力投资拉动下，2020年GDP增速将与2019年持平。
图2 Sentix投资者信心预期指数
数据来源：根据Wind数据库整理所得。
3.对中国直接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全球供应链将出现变化和调整。当前，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步弱化，虽然中国仍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但是要素成本在逐步上升。如，深圳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就经历了三次迁移潮，年人均工资由1994年的10523元上升到2017年的100173元，23年间增长了近9倍；企业支付职工的“五险一金”占工资的40%；土地挂牌平均价格从2009年的1568元/每平方米上涨到2018年9241元/每平方米，9年增长了5倍。不断上升的生产要素成本促使部分加工制造等环节正逐步向海外转移。除此之外，与中国相比，越南、泰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中具有成本优势，因而对中国部分产品的生产环节表现出较强的“替代效应”。
中美贸易摩擦助推中国企业外迁。中美贸易摩擦使中国出口美国市场的产品不得不面临关税大幅提高的形势，部分企业为了降低出口成本，将中国的部分加工制造环节转移至越南等国家。根据越南外国投资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仅2019年上半年，中国对越南的直接投资资金就达27.8亿美元，同比增长约为200%，成为越南外资来源规模最大的国家。另外，为避免出现转口贸易，越南政府出台“原产地”新规，在越南生产的产品，越南本地附加值必须占产品附加值的30%以上，该政策进一步促进了中国某些加工制造环节转移。
我国产业链发展不平衡，尤其高科技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薄弱，对欧美依赖较强。美国贸易战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限制这些环节的高科技工业中间品出口，这会造成我国高科技产业链更加脆弱，甚至造成“断链风险”。2019年，美国《出口管制改革法案》与《国防授权法案》基本定调对华贸易政策，贸易限制从军备设施扩展到高科技产品技术，甚至长臂管辖到许多民用领域，严重违背贸易平等原则。受到管制的“具有代表性的新兴技术”涵盖5G、生物技术等关键技术领域。此外，美国工业和安全局直接对我国相关企业采取限制性歧视政策，将我国高科技领域44家公司及机构列入“实体清单”加以区别对待。美国一系列严格的高科技行业贸易限制实际上是科技领域的冷战，不仅限制我国企业在美活动和对美贸易，还对包括谷歌在内的美国国内高科技公司也采取限制措施，如限制其与华为商业合作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限制Andorid系统的服务支持。2018年，我国高科技工业产品的出口份额超过出口总额的30％，美方减少我国高新技术中间工业品出口，势必影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美国试图通过对华贸易战助推制造业回流美国，这显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美国制造业环比增长总体呈上下浮动趋势，（见图3）并未有明显的特征表明制造业向美国回流。因此，全球供应链变化的基本轨迹是：中国工业制成品的部分生产环节将继续向东南亚、非洲和拉美部分国家转移，形成中国-东南亚、非洲、墨西哥-欧美市场的新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世界贸易结构也将随之变化，中国最终制成品比重将继续下降，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比重将继续上升。
图3 美国工业总产值环比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Wind数据库数据整理所得。
（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迅速在全球大流行，将使全球生产和贸易出现供应链中断和经济衰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全球多地暴发并大面积流行，使各经济体均陷入疫情重灾之中。在全球生产分工深度融合的今天，新冠肺炎疫情必然会危及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
与中美贸易战相比，新冠肺炎引发的疫情具有更大破坏力。贸易摩擦本质上是贸易成本问题，贸易摩擦范围限定在一定税收内，并且贸易摩擦的对象也是既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贸易摩擦在一定程度上可控。随着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签署，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已经呈现暂时缓和的迹象。但疫情防控涉及公众安全，已不再单纯是关税成本问题。基于不可知的恐惧，贸易伙伴国可能将所有重点疫区国商品排除在外。这种排除比原产地规则更为严厉，只要运输中途经疫区国，都有可能被划入疫区商品禁止进口，所有疫区国商品都可能被不加区分地纳入检疫范围。另外，新冠肺炎疫情时间跨度和滞后影响效应也难以预测。甚至有研究机构预计，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会持续一年以上时间。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垂直分工专业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随着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布局的完善，原本集中于一个国家的生产环节被逐步分解为不同工序和环节，每个国家或地区根据自身比较优势从事某一特定环节的专业化生产，为全球供应链提供“链”级中间产品。随着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加入专业化生产“队伍”，全球供应链的链条不断延伸，每个环节环环相扣，相互嵌套，缺一不可。近十年来，随着以零散化生产、价值链切片为特征的全球生产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全球供应链越来越长，网络结构日趋复杂，这就使得全球供应链产生了一定的路径依赖性。当面临颠覆性变化的冲击时，全球供应链也变得越来越脆弱。一旦危机发生，即使只是全球价值链的某一环节中断，经过复杂冗长的全球供应链体系的传导和运动，危机将被不断扩大，甚至形成“牛鞭效应”，牵一发而动全身，从而增加全球供应链断裂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新冠肺炎疫情、中美贸易战和国际分工放缓“三重危机”叠加，不仅将使全球生产和贸易出现供应链中断现象，而且必将引发全球经济陷入大减速和大衰退。
疫情已经引起经济恐慌，美国股市已断4次，仅2020年3月份美国股市就三次熔断，这种情况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也不曾有过。应对投资者的担忧情绪，美联储采取大规模降息至0％的措施，但这一措施反过来又刺激了民众更大的恐慌情绪。美国作为直接投资为主的融资市场，股市暴跌带来融资中断，美国众多上市公司由此形成流动性危机并进而造成信用危机。金融资产抛售与实体经济困难形成巨大恐慌情绪。标准普尔全球普氏分析公司表示，2020年石油需求损失可能在70万～80万桶/日之间，超过今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期的50%。
2020年4月1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美国华盛顿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称世界经济正在遭遇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打击，预计2020年全球GDP增长将萎缩3%。这是大萧条以来全球第一次面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同时进入衰退期，而且严重程度显著甚于2008-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IMF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将复苏至5.8%的同比增长水平，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打击在今明两年内将造成全世界约9万亿美元的损失，超过日本和德国的GDP总量。预计2020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为-6.1%，2021年复苏至4.5%，其中对美国2020年经济增速预期为-5.9%，2021年为4.7%。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预计2020年经济增速为-1%，其中，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为1.2%，2021年为9.2%。4月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指出，全球有160多个国家人均收入会在2020年负增长，有90多个国家已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融资支持。美国劳工部最新公布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已达到660万人。
二、中国经济应对当前世界两大挑战的巨大韧性和潜力
中国经济的崛起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当今，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分享全球经济增长红利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中。中国已经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梦”引起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自身发展的思考，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和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逐步提升。
（一）中国经济的现实基础使其在应对风险和挑战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韧性
中国经济具有坚实的基础，近几年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1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9470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31079亿美元，连续14年稳居世界第一；世界500强中国上榜企业数量已超过美国；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30%。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根据国家统计局4月17日公布的数据，2020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20650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6.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0186亿元，下降3.2%；第二产业增加值为73638亿元，下降9.6%；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22680亿元，下降5.2%。外贸进出口明显减少，一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6.57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降6.4%，其中，出口3.33万亿元，下降11.4%；进口3.24万亿元，下降0.7%；贸易顺差983.3亿元，下降80.6%。
针对当前的严峻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坚持统筹做好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加大力度落实复工复产复市复业政策，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习近平总书记自2月以来在很多重要会议上反复指出，必须力争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任务，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3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明确提出，要抓紧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了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当前经济工作；强调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展现的巨大韧性有条件使2020年的经济增速达到合理预期目标。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一季度经济数据看，并不完全是悲观的，许多信息是积极的。从供给侧看，首先，农业生产基本平稳，粮食生产形势较好；其次，基础原材料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保持增长。3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8.9%，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9.9%。工业机器人和发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12.9%和20.0%。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其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10.1%和0.7%。从需求侧看，3月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为18536亿元，增长5.9%，比1-2月份增加2.9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3.6%，比1-2月份提高2.1个百分点；电子商务、专业技术服务和抗疫相关行业投资增长。从民生情况看，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9%，比2月份下降0.3个百分点；居民收入略有减少，但居民储蓄依然增加，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561元，同比名义增长0.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3.9%。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3月末，居民住户存款余额为87.8万亿元，同比增长13%,一季度住户存款增加6.47万亿元，同比增加4012亿元，说明老百姓保有的积蓄比较厚实，这也是应对疫情冲击很好的基础。
根据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估算，2020-2021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大致为6%～6.3%左右,假如二季度中国疫情形势继续好转、不再反复，那么二季度经济增速主要将受外部冲击的影响，即便经济不可能恢复到潜在增长率的水平，但同比增速也有望达到4.0%～4.5%左右。要实现“十三五”规划发展目标，2020年经济增速应不低于5.5%；按照党的十八大确定的2020年较201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2020年GDP增速要达到5.5%左右；如要保证2020年调查失业率不超过5.5%，城镇新增就业为1100万人，中国GDP增速也需要达到5.5%。这就意味着，2020年后两季度的经济增速必须在高于潜在增长率水平上运行，即同比增速达8.5%以上。应当说实现这个增速目标的困难不小，但也要看到，从3月下旬以来，全国复工复产正在逐步接近或达到正常水平，应对疫情催生并推动了许多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因此，有条件把全年经济增速确定为留有余地的5%左右，从而基本实现或接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指标，这是应该积极争取的合理预期，其理由是：
第一，从微观层面看，首先，广大人民群众继续提高收入和改善消费水平的愿望仍然十分强烈，就业和创业的意愿很高、动力充足。尽管2019年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但是当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0733元人民币，也就是月均2561元；中位数更低，仅为26523元，月均2210元；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月均1797元。而且东中西部、大中小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差距不小。总体看，全国人均每月2000～3000元的可支配收入和2000元左右的消费支出就是基本的民生经济。无论东西南北，广大人民群众都企盼多“挣钱”，并愿意为之付出汗水和辛苦，这就是中国经济活力和韧性的微观源头。2019年全国市场监管工作会议披露，当年全国新设市场主体2179万户，日均新设企业达2万户，再创新高，活跃度为70%左右，市场活力进一步增强。其次，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经济活力的空间仍然很大。一些领域供给过大，但需求不足；一些领域需求旺盛，但缺乏供给，这仍然是今天经济生活中的常见现象。克服这些供需失衡现象并不是苛求很复杂的技术创新和设备投资，往往只需要在制度和体制上深化改革，并加以政策辅助，就可以释放存量要素资源，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创造新的、更有效的生产经营活动。如，医疗服务供给受制于医疗体制，家政服务供给受制于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治理，教育服务受制于教育体制，中高品质的物业服务受制于市场准入和管理的制约，农民工住房和基本社会保障受制于“人地挂钩”“人财挂钩”等制度和体制藩篱，网络产品也有待于互联网治理的完善，这些领域的改革和管理一旦有所突破和进展，很快就能催生出巨大的市场需求和供给，创造出现实的经济增长。因此，仍然要紧紧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政府的“放管服”改革，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微观主体和经济的活力。
第二，从宏观层面看，2020年一季度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处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之下，产出缺口为负，加大逆周期调节政策措施的力度已经有很大必要性，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在不扭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的前提下，要增强需求侧的政策管理。前些年，更加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管理的力度很小，因此现阶段政策空间回旋余地很大，政策工具充足。财政政策方面，由于政府预算的赤字率较低，政府债务率总体不高，在把握动态预算平衡的原则下，2020年具备提高赤字率的空间。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有必要适度放宽3%财政赤字率的经验警戒线。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相反，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措施，而严格恪守静态财政预算平衡，不仅不会降低债务率，反而有可能会在分母萎缩下导致债务率升高，欧元区一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过深刻教训。而且，当前随着国债市场利率的下降，政府债务持有成本大幅降低，因此也具备增发国债的有利条件。货币政策方面，近年为了防控金融风险，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较高，具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中央银行再贷款、再贴现利率的条件，从而向商业银行注入更多流动性；而且，我国名义利率水平高于发达经济体，在国民储蓄率较高的情况下，也具备降低利率的空间。要采取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使企业和市场微观主体获得资金支持，降低融资成本，从而畅通国民经济的循环。投资政策方面，由于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均存在许多短板，需要投资发力的地方很多。传统基础设施如支线铁路、通用机场、医疗与公共卫生设施、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国土建设、城乡垃圾处理设施等；新基础设施如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民生领域的突出短板则更为明显，如，人口流入城市基础教育学位不足、医院床位不足，新一代农民工缺乏住房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不足，老旧小区改造任务量巨大，等等。这次疫情暴露了公共卫生方面的短板，应以此为契机，实施补短板工程，这也是2020年“稳增长”的一个有力抓手。扩大医疗卫生类大中专院校的招生规模。设立公费生国家培养计划，从2020年开始到“十四五”时期，累计提供50万～60万名公费医学生全额奖学金招生名额。增加政府在医疗资源上的公共投入，同时放开市场准入，完善价格机制，鼓励更多的民间资金投入医疗领域，增加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在全国各大中型城市规划建设一定数量的分级、分标准的公共卫生防疫医院，与人民防空设施、石油储备库等一样，成为国家应急战略性基础设施的一部分。采取平战结合，平时作为普通医疗机构，一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确保能在最短时期内用于防疫治疗。健全畜禽养殖、生产和销售整体性卫生防疫体系。特别要加强农贸市场的卫生防疫管理，严格管控和打击野生动物的售卖行为。
第三，从宏观调控层面看，党和政府比以往更加有经验、更加成熟。一些学者担心采取强刺激措施将导致严重后遗症，这当然是需要警惕的，但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首先要考虑如何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要对政策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充分权衡。在疫情严重冲击、世界经济萧条和全球治理信心不足等各种因素压力叠加的情况下，如果中国经济能够为世界人民带来一线曙光，那么一揽子扩张政策带来的收益将远远超过其成本。只要一揽子扩张政策不片面以房地产刺激经济、严控过剩产能、继续防范金融风险、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同时，坚持以补短板为导向、以促进新动能发展为重点、以有发展潜力的具体项目为抓手，与中期结构性调整相契合，与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相一致。加大“六稳”工作力度，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这样就能使扩张性政策趋利避害，从而达到预期目标。
（二）中国经济应对危机和挑战的潜力源于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
1.中国经济应对危机和挑战的潜力体现在自身制度优势。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而这种战略机遇期的获得主要依靠自身制度优势。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经济规模较小，发展机遇主要来自国际产业转移和世界市场开放，来源于外部环境、资金和技术要素的流入。如今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足以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有能力参与塑造世界经济贸易环境，中国市场规模扩张使其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大大提高，中国经济占全球市场份额的不断提升，促进了世界经济对中国依赖程度的提高。中国对外部客观环境和世界形势的影响力已经大幅提升。与以往相比，当前中国的机遇更多的来源于自己。从根本上说，中国创造机遇的根本能力来源于自身的制度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因此，中国能够通过一个又一个五年发展规划，集中力量办大事，完成了不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丰功伟业，为我国经济长久发展种下“前因”。这样的制度优势并不是其他国家一朝一夕可以模仿超越的，由此也有了世界感叹的“中国速度”。与中国特色的制度、体制紧密相连的是中国的发展道路，它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早年的血腥“发家史”，也不同于某些依附西方大国发展起来的经济体，中国走的是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道路。因此，在西方大国经济陷入困境或衰退的影响下，即使中国定会受其影响，不可能独善其身，但中国并没有染上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内在的难以治愈的深层痼疾，中国经济内在的健康体魄所具有的免疫力完全有可能抵御外部冲击，并保持持续发展。
2.中国经济应对危机和挑战的潜力体现在牢牢把握住了世界新的科技革命的历史性机遇。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应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中，由于新一轮科技革命能够重构生产、分配等生产链条的各个环节，推动生产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转换，引起产业变革，对传统的产业结构和模式赋予新的动能，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作为新一轮产业结构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受到高度关注，中国政府先后颁布了《中国制造2025》《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国家级战略规划，推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发展。中国在信息技术应用和绿色能源开发等多个关键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并且将创新发展战略摆在我国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019年WIPO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作为唯一的发展中国家进入创新指数排名前20名（第14位）。中国正在引领世界5G通信技术革命。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的报告显示，中国已部署超过160000个5G基站，覆盖50多个城市，未来中国无论在产业标准制定还是技术领域创造方面，都将占据重要位置。目前5G关键技术方案中的“eMM场景编码方案”就是由中兴和华为共同制定的。现有5G核心专利中，中国拥有其中的十分之一。技术成果的先占优势带动我国5G产业的先发优势，5G建设需要新建大量基站，铺设大量通讯基础设施，由此“新基建”概念应运而生，为我国经济增长又注入了新的动力。在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中，中国也走在世界前列。应用场景多样化程度领先世界，全球拥有区块链技术专利前100的企业中，中国占比超过60％市场规模方面，2018年与2019年区块链市场蓬勃发展，仅2018年区块链市场支出就突破1.5万亿美元，专业机构预测，未来三年超高增速的态势不会下降，年均增长率将超过80％。区块链技术的重要意义在于应用范围广，我国已在金融行业开始推广运用，除此之外，区块链技术还可运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中，辅助我国产业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向外输出，推动高速公路、铁路、航空网的现代化、信息化建设，实现互联互通和区域合作。
3.中国经济应对危机和挑战的潜力体现在中国的扩大开放战略将有效抵消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中国旗帜鲜明地支持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2019年中国与韩国、日本及东盟国家完成了RCEP谈判。随后，2019年12月美国提出愿意就中美经贸关系第一阶段谈判达成协议的承诺，充分证明了在世界潮流面前，美国当权者在处理国家利益和政治集团利益中不得不有所顾忌，不得不留有回旋余地。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脚步从未停止。中国对内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为外资进入中国塑造了更加良好的营商环境。中国连续两年举办了进口博览会，为国际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桥梁。中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加快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与沿线国家经济的深度融合，由此构建新的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不仅促进了区域经济的深度融合，而且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这些措施都将有效弱化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对世界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
4.中国经济应对危机和挑战的潜力体现在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空前提高。这明显反映在2020年初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机处置、管理、防控能力和水平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此次疫情中的社会动员、组织和应急能力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在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下，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从而挽救了大量生命，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中国经验”。中国不仅在短时间内基本控制了国内疫情，而且还向全球其他受疫情影响的国家供应和援助大量医疗物资，并派出十多个医疗专家组，展现了中国强大的危机处理能力和国际力量。中国的治理能力在国际互联网治理方面也得到充分体现。目前，互联网越来越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阵地。拥有全球互联网规则的制定权与话语权是打赢当代舆论战、信息战的重要手段。互联网安全越来越成为保护国家主权的重要手段。我国基于互联网技术实力和合作共赢的包容态度，适时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网络主权”。提出保障各国网络主权，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实现各国互联网领域合作、互联网领域互惠互利。目前，“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已取得较大进展，实现了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要素的流通和合作。下一步我国“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将进一步减少要素流通限制，制定互联网合作的规则和制度，改变以往寻求外部支持的做法，转而组织建立并提供国际法律保障。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另一目的是深化国际司法合作，打击洗钱、恐怖主义等借助互联网手段逃避各国司法监督的违法犯罪行为。
三、中国经济长期趋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一）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长期趋势具有四方面可靠的支撑条件
1.丰富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我国有9亿多适龄劳动人口，相当于美国、日本、欧盟的总人口。随着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劳动力的技能也在不断提高，而且我国对教育的投入不断加大，本科以上学历占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教育部历年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11.2%，截至2017年已上升至45.7%。随着经济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学科调整及时，与产业结构升级密不可分。针对目前人力资源结构问题，我国高等教育做出如下调整和改革：第一，注重应用型人才建设，控制本科招生规模，扩大大专和职业技术教育招生规模；第二，提升教育质量，以及教育标准和大学教育毕业标准，提高高校向社会输出人才质量；第三，优化专业调整，减少“过剩”专业招生，增加信息化、智能化相关领域专业招生。以2018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审批结果来看，近200家高校新增大数据相关专业，100余家高校新增高新领域机器人专业，另有50余家高校裁撤服装设计、教育技术、公共事业管理等市场“过剩”专业。
2.巨大的市场规模和需求扩张空间。预计“十四五”期间月可支配收入在1万元以上的中高收入群体将突破1亿户，将成为促进市场需求扩大和结构升级的主要群体。这个时期，90后、00后将逐步成为18～35岁区间的成熟消费者。与父辈们相比，他们的生活条件更为富足，对生活的态度更懂得享受，其成长过程与互联网飞速发展并行，习惯于网络世界。在消费文化上，新生代理念更新，不仅具备更强大的消费潜力，而且对消费品质的要求更多样、更细致、更快速多变，从而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对服务消费的市场需求也将有明显变化，更多的人将更注重保健医疗，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直接表现为保健服务支出占比的提升与药品支出占比的下降。在教育服务方面，可选性教育支出占比将增加，学费支出占比将下降，表现为可选性教育消费的补习费支出保持高速增长，在教育费用中的占比明显增加。这些都将进一步释放社会总需求，激发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来自城乡、不同区域和不同收入阶层、不同年龄的消费意愿强烈呼唤各种新的供给，而新供给的潜力将来自以下几方面：
第一，“三新经济”空间巨大。当前，信息技术的应用依托于大数据，而用户基数是数据产生的源泉，我国是中等收入群体人数最多的国家，随着互联网在国内普及，当前我国网民超过8亿人。巨大的消费群体和用户技术是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的重要载体，是推动信息技术产品和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第二，生产效率提升空间巨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部分制造业位于全球生产中下游的低附加值环节。另外，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生产率差异性较为显著。因此，应通过提高技术创新和研发水平，发展附加值高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度融合，提高信息技术等在制造业领域的应用水平，进而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第三，优化城乡、区域结构的空间巨大。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一直以来是我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的差异，我国东西地区差距较大，其中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另外，城乡二元结构使得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较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明显，2019年上半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1342元，约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74倍。区域发展不均衡、城乡收入差异大等虽然是限制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同时也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发展空间。
第四，改善公共产品供给的空间巨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公共产品供给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供给不足、质量不高是我国公共产品面临的重要问题。如，老旧小区的设施陈旧、安全隐患多，医疗质量亟待提高，养老服务供给存在不足。因此，改善公共产品供给的空间巨大，推动老旧小区改造、提高无限物联网覆盖率，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将带动大量投资；改善现阶段每千名老年人只有30.9张养老床位的现状，推动养老服务、移动医疗等服务行业的发展同样会促进消费和就业增长。
3.具备强大的网络化基础设施。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适度超前、统筹衔接的一体化现代基础设施网络初步建成。截至2018年末，我国铁路、公路里程分别达到13.1万公里和485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高速公路里程分别达到2.9万公里、14.3万公里，均位居世界第一。全国港口拥有生产性码头泊位2.4万个，民航机场达到235个，均高居世界前列。纵横成网、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增强了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回旋余地。
根据“十三五”规划，我国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发展将以全覆盖的网格形式展现，并且形成多层次的交通网络。第一，建设多向连通的综合运输通道，综合运输通道是“十三五”规划内最为广泛的网格通道，涵盖东西南北“十纵十横”，并且在东北、内蒙古、新疆、西南部形成对外连接通道；第二，快速交通网建设，高速公路网格化建设已基本形成，高铁建设向内陆及部分边远地区延伸，在西南高原山地地形不利于铁路发展的地区，将在多个非省会城市增加机场；第三，不放弃发展和维护普通干线网，尤其是细化航道和油气管道建设；第四，细化更广范围内的基础服务网，改善和修护普通省道、农村公路，加强周边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新能源汽车充电网点建设，航空领域探索和发展个性化的支线航道，规范无人飞行器低空飞行标准。
4.拥有充裕的资金供给。当前，我国储蓄率虽然比历史峰值有所下降，但依然位于45%以上，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水平。截至2018年末，我国政府负债率为37%，远低于国际社会通用的欧盟60%的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普遍水平。资金供给充裕，债务风险水平低，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国包括财政、外汇在内的整体资金充裕，资金体量大、安全性高。相比日本及西方发达国家的超低利率，我国利率调整手段依然有较大空间，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潜力尚未充分发挥，我国市场流动性无论在存量上还是潜在增量上都有较高保障。此外，我国资金的实际使用效果依然有较大提升空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为257.18万亿元，仅略高于M2。在信贷政策导向上，对实体经济及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因此在总量控制与资金流动导向共同作用下，我国整体资金作用效率仍能进一步发挥重大作用。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明显证实了我国从政府、企业到居民，整体资金充裕，足以应对“黑天鹅”式的突发风险，特别是在近两个月的全国停工停产下，居民生活依然基本正常，这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二）2019年中国大陆人均GDP破1万美元，发展前景较好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可以看作是高质量发展最基本的目标，其中涵盖了多方面内容，形成了一个包括经济、科技、人民收入、政治、社会治理、文化和生态环境的指标体系。而反映一国经济实力和国民富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是重要的基础，也是目前可以进行国际比较的最直观、最简易，可核算、可审核的经济指标。
从经济意义上说，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当成为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经济指标。2019年中国大陆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超过同期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等国，但仍略低于俄罗斯、马来西亚的人均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总量约为美国的66%，而人均GDP仅约为美国人均的1/6，相当于美国1978年的人均水平。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认定是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是人均2万美元以上。图4显示的是2018年世界前三十位经济体和中国大陆的人均名义GDP。2018年，摩纳哥人均名义GDP最高，为185741.3美元，美国为62794.6美元，中国大陆人均名义GDP为9770.8美元，相当于第一名摩纳哥的3.9%、美国的14.2%，排名全球84位。
图4 2018年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均名义GDP(单位：美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图5 2018年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均实际GDP(单位：2010年不变美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图5展示了2018年世界前三十位经济体和中国大陆的人均实际GDP排名情况。2018年，摩纳哥人均实际GDP最高，为195879.6美元，美国为54579美元，中国大陆人均实际GDP为7752.6美元，相当于第一名摩纳哥的3.9%、美国的14.2%，排名全球89位。
（三）中国大陆2035年人均GDP预测超过2万美元，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尝试运用两种方法对中国大陆2035年人均GDP进行预测，一种是经济增长稳定状态下的预测，另一种是运用移动平均法进行预测。
1.经济增长稳定状态下的预测。一种相对比较乐观的预测：2020年中国大陆人均名义GDP约7.6万元人民币，如果保持5%的实际增长率再加上1.5%的GDP价格平减指数（即实际GDP与名义GDP之间差额的比率），2035年人均名义GDP预计可达到19.5万元人民币（人口数量假定14亿人），预计可达到3万美元（汇率按照1美元兑人民币6.5元人民币估计）。届时，美国人均GDP约为10万美元，中国大陆人均GDP约为美国的30%。一种相对保守的预测：按每年GDP增加5.5%估计，到2035年中国大陆名义GDP将达到近200万元亿人民币，人均名义GDP约为2万美元。（人口数量假定14亿人，GDP增长速度5.5%已经包含价格平减指数）
2.移动平均法的预测。移动平均法对原序列有修匀或平滑的作用，削弱了原序列的上下波动，而且移动平均期数n越大，对数列的修匀作用越强。当然，移动平均法期数越大，历史数据对当前的影响会越大。该模型原理如下：
GDPt=(GDPt-1+GDPt-2+GDPt-3+…+GDPt-n)/n
等式左边为预测变量人均GDP增长率，等式右侧为相邻n个年份的人均GDP增长率。t年份人均GDP通过由上一年份人均GDP乘以预测的人均GDP增长率得到。首先基于上述公式，以2015-2019年五年的人均GDP平均增长率预测2020年人均GDP增长率R1，R1与2019年人均GDP相乘得到2020年人均GDP。预测2021年人均GDP时，以2016-2020年五年的人均GDP平均增长率预测2021年人均GDP增长率R2，R2与2020年人均GDP相乘得到2021年人均GDP。以此类推。
综合考虑，本文的移动平均项为人均GDP增长率，移动平均期数（n）选择5，即将最近5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均值作为预测年份的人均GDP增长率，同时将移动平均期数3年和7年分别作为稳健性内容供参考，结果如下：
2035年，中国大陆人均名义GDP为32617.01美元，超越科威特，排名上升至30名，（见表2）接近英国水平，此时人均名义GDP相当于美国人均名义GDP的28.7%。进一步使用3年和7年作为移动平均期数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稳健。（见表3和表4）
表2 移动平均期数为5年的人均名义GDP预测结果(单位：美元)
续表2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经计算所得。
表3 移动平均期数为3年的人均名义GDP预测结果(单位：美元)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经计算所得。
表4 移动平均期数为7年的人均名义GDP预测结果(单位：美元)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经计算所得。
表5显示了移动平均期数为5年的人均实际GDP(以2010年不变美元价为基期)的预测结果。2035年，中国大陆人均实际GDP为21593.75美元，超越科威特，排名上升至30名，排名接近意大利，此时人均实际GDP相当于美国人均实际GDP的28.9%。进一步使用3年和7年作为移动平均期数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稳健。（见表6、表7）
表5 移动平均期数为5年的人均实际GDP预测结果(单位：美元)
续表5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经计算所得。
表6 移动平均期数为3年的人均实际GDP预测结果(单位：美元)
续表6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经计算所得。
表7 移动平均期数为7年的人均实际GDP预测结果(单位：美元)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经计算所得。
四、结论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包含世界面临的严峻挑战，也蕴含着中国成功崛起和持续发展的机遇。当前，世界主要面临两大挑战：一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盛行，严重恶化世界经济发展环境；二是在世界经济原本增长较为乏力的情况下，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更使世界经济雪上加霜。但是这些危机和挑战都不能阻挡中国继续前进的步伐。从近期看，中国经济的韧性完全有条件克服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2020年中国经济仍有望达到增长的合理预期。从长远看，中国经济呈现稳中向好的长期趋势，既蕴含着各种机遇和潜力，也有现实经济基础条件作为强大支撑。根据指标测度显示，到2035年中国大陆人均GDP将超过2万美元，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高质量发展，迈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参考文献
[1][美] 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史(第13版)[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2]智 艳.弱势回稳的世界经济: 新变量、新动力、新机遇——2020 年世界经济分析报告[J] .世界经济研究,2020( 1) : 3－11+135.
[3] 美国劳工部: 美国上周660万人申请失业救济[EB /OL] .[2020-04-09] .中国新闻网, http: / /www.chinanews.com/gj/2020 /04-09 /9152373.shtml.
[4] 裴长洪.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十大变化趋势[N] .经济日报,2019-07-27.
[5] 高培勇.加快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N] .经济日报,2019-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