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改变

    [导读：新冠疫情改变了很多，既有可见的经济衰退，也有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冲击；既有越陷越深的中等收入陷阱，也有新兴市场悄然而起的货币政策革命。而深深的不安全感正在侵蚀每个人的神经，如何消除由疫情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当政者首要解决的问题。]
    流行病、经济学和外部效应
    耶鲁大学名誉教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特别顾问滨田浩一（Koichi Hamada）指出，新冠疫情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关闭，其中许多根本不存在重新开张的现实预期。数百万人丢掉了工作，数百万人没有医保，有些家庭首次面临着粮食不安全的威胁。尽管富人可以利用积蓄来渡过难关，但那些月光族或只能勉强糊口的劳动者正面临着让人难以想象的难题。
    在“Epidemics, Economics, and Externalities”一文中，滨田浩一指出，疫情流行同样给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几乎不可能回答的问题。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价格机制能有效、如果不是公平地分配资源，而且竞争将最大限度地增加国民收入。但上述推断成立的关键前提是，假设个人或企业的活动不会直接影响其他代理的活动，除去单纯通过价格信号在市场上表明产品的稀缺。经济学家将这些影响称之为“外部效应，”并根据其所造成影响的正面抑或负面，将其划分为外部经济和不经济。这样的外部效应阻碍了资源的有效分配。比如是否戴口罩的决定。如果没有疫情流行，口罩的供需反映了生产口罩的成本和效益。戴口罩的人将会受到保护，免于接触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但这样做也会付出成本：不便、一定程度的不适、可能丧失外表吸引力，当然还有口罩的价格。市场会平衡效益和成本，同时将充分利用稀缺资源。但就像新冠疫情一样，外部效应的存在影响了戴口罩的成本和效益。今天，戴口罩所带来的效益远远不止涉及那些戴口罩的个人。如果佩戴者遭到感染，口罩能防止他的朋友感染冠状病毒，甚至进一步防止朋友的朋友感染。在这个问题上，市场陷入失灵，因为戴口罩的效益远远超过了单一个体对自身效益的估算。因此，国家和市级政府必须进行干预并强制所有居民佩戴。
    通过要求所有人佩戴口罩，而不是让个人自由选择，社区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免受新冠疫情所造成的痛苦和严重破坏。我所居住的康涅狄格州州长及其防疫工作组做出了正确的反应，很好地控制了新冠病毒的蔓延。就感染率和死亡率而言，康涅狄格州迄今为止是美国最成功的州之一。相比之下，其他（主要是南部各州）州长拒绝听取科学和卫生专家的意见，因此并未强制要求佩戴口罩或执行就地避难令和社交隔离原则。
    类似的外部效应，或技术不经济，在环境领域同样存在。如果一家企业自由处置大量垃圾或空气污染物，那么它就没有付出其垃圾或排放所应付出的成本。因此，该公司所生产的产品数量远远超过了比较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所得出的恰当值。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疏忽和对环境法规的破坏却鼓励这样的行为，因为它导致许多公司避免付出外部不经济的代价，并且给社会带来进一步的危害。放松环境管制想当然地忽视了环境法规旨在解决的外部效应。这是特朗普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等主要共和党人共同思想的反应。它反映出对他人，尤其是对那些非白人群体和其他边缘化群体，缺少同情或同理心，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在遭受贫困或疾病的折磨，而且他们同样是美国公民。我们只能认为特朗普和其他像他这样的人无法像在他们远离常人的富裕圈子中一样，以同等的关注和尊重来对待其他人。但我们可以转而向美国巡回法院法官兼耶鲁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圭多·卡拉布雷西寻求灵感，前者与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一道，为跨学科的“法律与经济学”研究方法奠定了根基。卡拉布雷西强调了社会正义的重要性以及遭遇事故者收入突然波动所产生的严重影响——这与目前疫情流行过程中许多人所经历的情况非常相似。在其著作法律与经济学的未来中，卡拉布雷西探索了一种将外部效应纳入消费的新方式。他特别指出，一种反映民众彼此同情心的法律制度或许有助于建设更加公平的社会。在太多领导人无视其同胞的挣扎和苦难之际，卡拉布雷西的思想尤其能够给人以启发，并且受人欢迎。也许决策者深入研究卡拉布雷西的观点和思想能有助于培养迫切需要的社会团结感，而在我们现在的世界，某些人的自我关注已经威胁到其他所有人。
    疫情经济的赢家和输家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前院长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认为，今时今日的许多经济评论文章都将重点放在了“差异”上：尽管一大批股市指数都已处于或接近历史高位，但更大范围的经济却仍在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挣扎。虽然罗素2000指数相比去年同期仍下跌5.4%，但标准普尔500和罗素3000指数已完全恢复至疫情前水平，而以数字和科技企业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则上涨了约26%。
    他在“Winners and Losers of the Pandemic Economy”一文中表示，许多人因此得出结论说市场已经跟经济现实脱节。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今天的股票市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被“疫情经济”所放大的强大潜在趋势。要知道股票价格和市场指数只是衡量资本所有者价值创造的指标，跟劳动、有形和无形资本都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更广泛经济价值创造是不一样的。此外市场反映的是资本的未来预期实际回报率，而在衡量劳动收入现值时则根本没有对应的前瞻性指数。因此原则上如果经济预期将出现大幅反弹，则资本和劳务收入虽然都可能出现类似的上涨，却只有资本的未来预期能被立刻体现出来。然而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市场估值越来越多地基于无形资产——尤其是那些能自我赋予价值创造和货币化手段的数据所有权和控制权。根据标准普尔500指数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员工人均无形资产水平高的企业股票今年涨幅最大，而人均无形资本越少的企业股票表现也越差。换句话说，市场和就业的增值创造方式正在出现分化。尽管这种情况在疫情之前已经出现，但其趋势在目前得到了加速。这至少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数字技术作为封锁措应对措施之一而被迅速采用；二是许多劳动密集型行业（通常主要通过劳动力和有形资本来实现增值）由于封锁，社会隔离和消费者风险规避行为而被部分或全部关闭。比如道琼斯美国航空指数显然就遭受了重创且尚未恢复，因为在常规情况下该部门主要通过有形资本，劳动力和燃料来创造价值（尽管其业务中也有很多数字技术含量）。
    可以肯定的是，总体市场估值得到了美联储和其他主要央行利率政策的支持。当前高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给政府创造债务空间，进而为大型财政疫情应对计划融资。但尽管超低利率或许能为当今的市场估值提供一些总体依据，但它们并不能解释各个行业之间所出现的明显差异。毕竟未被上市股票所代表的那部分经济也遭受了打击（当然也存在一些估值和回报与股票市场中那些无形资产企业类似甚至更高的数字行业私有企业）。更宏观来看，低收入家庭和许多资产负债表薄弱的小企业都缺乏有效的冲击缓冲器，而许多平时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包括旅馆，饭店和酒吧）已部分关停。而为了应对这些趋势，主权资产负债表就被当成了经济中大部分部门的缓冲器。但这个大部分可不是全部。因为当前的危机实际上在提高某些特定企业的价值，所以有必要搞清楚究竟是谁在大量持有这些企业的股票——当然不是资产负债表太弱而无法作为缓冲器的家庭和私人企业。事实上当前的高估值企业都是在那些资产负债表足够庞大以缓冲经济冲击的个人和机构手里。当进入疫情后阶段时人均无形资本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能会在反弹时经历一段表现出色的时期。但即便如此，数字技术对经济的渗透依然会进一步扩大，有利于无形资本及其所有者的潜在趋势也将维持下去。因此无形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优势地位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成本结构异常地偏向于恒定成本以及较低甚至可忽略的边际成本，这使得某些平台具备大规模扩展能力，这反过来赋予了它们在定价和市场准入方面的巨大势力。而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济现实中得出一些结论：首先，疫情经济加速了疫情前的趋势，有利于那些实施无形资产价值创造且雇员相对较少的企业。这种趋势预计将继续下去，虽然其增速可能比疫情期间有所减缓。传统业务将实现复苏，但企业之间因员工人均无形资产价值创造能力差异而产生的分化现象将继续存在，并且依旧是主要的经济和社会挑战。市场和经济正在分化的看法反映了对特定指数的险隘关注。但没有任何一个指数可以反映整个市场，更不用说经济，状况和趋势了。在疫情经济中，由于各个部门以及在这些部门内工作的人们在经济表现上的巨大差异，导致股票市场指数也变得比原本更加令人费解。最后，鉴于数字无形资产对价值创造的超大贡献，我们很难找到一种方法来扭转财富不平等加剧的趋势。由于那些低收入和财富不足者的资产负债表中基本没有无形和数字内容型资产，因此当前经济和技术进步的回报也将与他们无关。
    不确定性也是一种疫情
    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在“The Uncertainty Pandemic”一文中指出，未来几个月将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即将到来的全球复苏态势。尽管股市一片兴旺，但围绕新型冠状病毒的不确定性依旧弥漫于各处。因此无论疫情如何发展，世界各国迄今为止与病毒的斗争都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其经济增长、就业和政治。
    让我们先从潜在的好消息说起。在乐观情境下，各监管机构将在今年年底之前批准至少两款第一代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在政府的特殊监管政策和财政支持下这些疫苗甚至在人体临床试验结束之前就已开始投产。假设它们真的有效，那么到2020年底各生物技术企业将拥有约2亿剂库存并有望继续生产数十亿剂。疫苗的分发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要花很大力气让公众确信这些特批疫苗是安全的。如果一切顺利，富裕国家民众将在2021年底之前接种该疫苗，同时几乎所有中国人应该也已经接种了疫苗。在此之后几年中世界上大部分人口——包括生活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里的人们——都能参加免疫。这种情境是可信的，但我们还远远无法保证其必定能实现。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比预期中更为顽固，同时第一代疫苗的免疫作用可能只能维持较短时间，或者携带某些不良副作用。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日益改进的检测方案、更有效的抗病毒治疗手段以及公众和（希望）政客们对防疫行为准则的更严格遵守也会令经济状况逐步走向正常。在此有必要回顾一下1918-1920年间的恐怖流感大流行，它在全球范围内导致至少5000万人丧生（其中许多人都是在类似我们当前恐惧不已的第二波致命感染中死去），却在没有任何疫苗的情况下最终减退并消失了。但更为悲观的情境下，其他危机可能会在这一危机结束之前爆发，比如急剧升温的中美贸易摩擦，网络恐怖袭击或网络战争，还有与气候有关的自然灾难或大地震。此外即便情况再乐观也不一定意味着能迅速回归2019年底的收入水平。疫情后的经济扩张（如果存在的话）可能需要数年才能符合严重衰退后复苏的现代定义（即恢复到原本的人均收入水平）。
    尽管这场疫情凸显了发达经济体内部的严重不平等问题，但贫穷国家所受的苦难却要大得多。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可能会在随后几年内陷入新型冠状病毒的泥潭，并切实面临在未来十年间发展停滞的可能性。毕竟没几个政府能够像美国，欧洲和日本那样拿出紧急财政支持。而低收入国家的长期衰退则可能会导致债务和通胀危机的接连爆发。
    但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也可能在发达经济体身上留下深远且持久的伤痕。出于对公共卫生危机复发或另一场疫情的担忧，企业可能会在投资和雇佣方面更加缩手缩脚，更别提这场危机所加剧的巨大政治动荡了。尽管在发达经济体的消费支出可能会出现一波“报复性”高增长，但从长远来看消费者可能会变得更为节俭。朱利安·科兹洛斯基（Julian Kozlowski），劳拉·维德坎普（Laura Veldkamp）和文基·文卡特斯瓦兰（Venky Venkateswaran）在最近的杰克逊·霍尔年度研讨会上发表的一篇有趣论文中指出，新冠疫情给美国经济造成的累计长期成本可能比短期影响大一个数量级，其中部分源自于可能长期萦绕在民众心头的不安情绪。他们对消费者的分析（我也在研讨会上对此进行了讨论）尤其令人信服。经历过父母或祖父母经历过1930年代大萧条的人都知道，这种伤痕累累的经历影响了他们一生的行为举止。除了对投资和雇用产生直接影响外，新型冠状病毒还将带来长期的生产力成本。等到疫情退去，一代儿童——特别是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那些——实际上将失去一年时间的教育。而对那些努力在依然艰难的劳动力市场中搜寻第一份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未来的收入可能会比他们原本可能得到的更少。但是亮点依然存在。尽管疫情已导致许多城市的商业房地产价值暴跌，但它可能在郊区以及一些没落已久的中小城市引发一轮新建筑和投资浪潮。总的来说，那些原本不愿实施远程办公的企业如今都已意识到这一做法的功用和诸多好处。尽管我们无法不让自己免于呼吸，但疫情可能会刺激政策制定者寻找各种手段去提供通用宽带互联网服务，并让那些来自弱势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去获取和使用个人电脑。全球经济如今正处于一个岔路口，而政策制定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设法减少挥之不去的不确定性，同时继续为那些受冲击最严重的个人和经济部门提供紧急救济。但就算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相当一段时间，新型冠状病毒所助长的不安全感依然可能会对全球经济构成压力。
    新冠衰退比其他衰退更遭吗？
    破纪录的新型冠状病毒衰退似乎已经在大多数国家走到了尽头，但目前各类私人和官方预测都显示大多数经济体的经济表现要到2022年下半年才能重回之前的高点，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疫情的发展进程以及有效疗法和疫苗的推广，还有赖于所实施的相关货币、财政，贸易和监管政策。有鉴于此，政策制定者和评论员们纷纷检视从前的事件以寻找有效的应对措施。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和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迈克尔·J·博斯金（Michael J. Boskin）在“How Does the COVID Recession Compare?”一文中指出，所有衰退的直接原因都不尽相同。二战后美国有几次衰退是因为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以控制不断上升的通胀；1973-1975年和1981-1982年的严重衰退源自于石油冲击（当年的经济要比现在更依赖能源进口）；2001年的经济衰退则是由互联网泡沫破灭引发的。相比之下，美国2008-2009年大萧条的源头是金融机构过度杠杆化引发的危机。当时美国实施了一系列的社会工程，将住房贷款发放给那些以往不够资格获得贷款的人们进而导致房价和家庭负债比率升高到了一个无以为继的水平。随后的住宅价格下跌以及断供事件的激增和失业打击了总需求，最终引发了二战后时期的第三次重大衰退。最后，随着空前的封锁措施使整个面对面“非必要”经济陷入停滞，新型冠状病毒衰退也降临了。由于失业迅速增加，复苏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只能在线购物以及个人储蓄的增加，发端于供给侧的巨大冲击迅速演变成了一场需求短缺。但正如1970年代和1980年代那些GDP增长超过4%的年份所展现的那样，严重的衰退之后通常伴随着快速的复苏，而1990-1991年这类温和衰退后的复苏则相对缓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将这种现象称为“弹拨”效应（以小提琴弦作比喻）。但是2008年大萧条之后那8年的年均增长率只有以往的一半（2%）。如果当时的复苏能与过往严重衰退后的一样强劲，那么就可以在随后4年中保留约2000万个工作年（一份一整年的全职工作）。各界对这一不佳表现有很多潜在的解释：其一是政府试图通过奥巴马医改，银行业和能源监管来对大范围的经济予以重新设计，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并阻碍了招聘和投资；另一个说法则认为应对政策损害了工作积极性。
    大衰退诱发了一系列试图刺激经济的货币和财政措施。美联储有足够的空间将其目标利率从5%降低至零并一直维持了7年，同时安排了救助、最终担保，货币互换协议以及价值约3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抵押支持证券资产购买计划。但是这些措施的成效却在不断下降。在未能借出的超额储备金中再增加一万亿美元（并由美联储支付利息）对经济也帮助不大。
    2007年，美国债务相对GDP的比率为35%。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财政措施，其中包括2009年超过800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规模相近的2010年税收减免和失业救济金法案以及30亿美元“旧车换现金”计划在内的其他措施。到2013年债务相对GDP的比率增加了一倍多，达到72%。最后，即使在排除了商业周期因素之后奥巴马政府的预算赤字规模仍超过了二战以来的任何一届政府——尽管特朗普政府现已打破了这一记录。凯恩斯主义者原本寄望能在整个2008年后时期实现比实际强劲得多的复苏（事实上奥巴马政府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支出乘数超出当前学术测算值的3倍）。平心而论，危机过程中确实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许多政策决策并未像政府鼓吹的那样得以实现。主要的错误之一就是奥巴马总统未能采纳他手下辛普森-鲍尔斯委员会所提出的明智赤字削减建议。
    在新型冠状病毒来袭之前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通胀得到控制，家庭债务负担相对GDP比率远低于大衰退之前。企业债务有所增加但偿债费用可控。美联储降息空间缩小，其资产负债表膨胀至约4万亿美元。但特朗普治下的联邦赤字和债务以繁荣和平时期标准衡量仍然相当庞大。为了应对这一疫情大流行状况，美联储迅速采取了零利率政策，为多个市场提供担保，并将其资产负债表扩大至超过7万亿美元，从而放弃了传统的渐进主义手段。国会为支持企业和家庭而制定的财政措施规模已达数万亿美元。特朗普总统现已发布了旨在推迟征收所得税并向家庭提供额外付款的行政命令。而不确定因素则包括可能于明年上台的民主党政府及其所控制的国会，因为它们或许会在2021年尝试实施重大税收、支出和监管扩张。虽然股市强劲反弹，但自2008年后大衰退以来的复苏仍然极为缓慢，因此今年初几乎没有人将其视为应对另一场重大衰退的模板。而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和长期持续性扩张的效果将成为未来人们所得到的教益。在这场新型冠状病毒衰退中，经济状况与大流行的轨迹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以致人们无法自信地预测复苏的进程。与大衰退相比本次衰退的产出和就业下降幅度更大且发生速度更快，同时早期的V形复苏似乎正在放缓——并可能会继续以较平缓的速度推进。可能产生的长期影响包括小型企业倒闭和人力资本的大量流失（由于失业和在线授课）；持续时间更长的远程办公状态；数字化转型加速；以及某些部门的集中度提高和竞争减少。基于学术研究的初步经验教训表明，政策制定者应将新监管措施推迟到经济复苏之后，将额外财政措施的重点放在减税方面，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施可靠的财政巩固计划以避免在下一次重大危机到来时陷入更糟糕的境地。
    即将到来的美国经济二次探底
    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亚洲公司前董事长史蒂芬·罗奇（Stephen S. Roach）在“America’s Coming Double Dip”一文中说，二次探底是美国经济经常出现的短期复苏后再度陷入衰退的趋势——这在以往已经出现过多次了。尽管目前泡沫泛滥的金融市场正在展现一种不间断V形复苏的美好状态，但有证据证明美国在经历了毁灭性新型冠状病毒冲击之后可能再次出现二次探底。
    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的苦难历史警告着我们切勿骄傲自满。自二战结束以来的11场衰退中有8场出现了二次探底——我们可简单将其定义为季度实际GDP在短期反弹之后的下降。仅有的几次例外是1953-1954年的衰退，1980年的短暂收缩以及1990-1991年的温和下行时期。其他衰退不仅都包含二次探底，甚至其中两次还具备三次探底的特征——两次假启动后的再度下探。
    当然二次探底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经济基本面中无法摆脱的脆弱性以及第一轮经济衰退冲击余震的结合体。通常来说下滑越严重、破坏越大，愈合时间越长，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也就越大。1957-1958年，1973-1975年和1981-1982年的急剧衰退以及伴随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大收缩都是这种情况。
    当前的经济衰退具备了二次探底的经典条件。在2020年第二季度32.9%的实际GDP年化季环比初值暴跌——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季度跌幅——之后，挥之不去的脆弱性几乎已成定局。须知整个经济首先遭受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初期疫情的封锁，并因此遭受了史无前例沉重打击，如今才刚刚开始恢复。本季度的大幅反弹仅仅是数字意义上的，事实上也是借助关停业务的部分重开方才得以实现。但这种情况是会持续下去，还是再度下滑呢？
    在前所未有的货币宽松政策之下——这种政策让人想起了那句“不要与美联储对着干”的古老格言——各大金融市场一点也不担心经济会再次下滑。额外的安慰则来自同样规模惊人、旨在减轻企业和家庭疫情冲击的财政救助措施。
    但这种想法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因为问题的根本是病毒，而不是对美联储主导的流动性注入或财政计划临时支援的需求。货币和财政措施可以缓解金融市场的忧虑，但它们在解决困扰实体经济的根本健康保障问题方面基本无所作为。因为美国仍处于疫情的魔爪之下，因此可持续复苏的机会看似相当渺茫。尽管生产和就业的反弹凸显了经济供给侧的重大进展，但这些成果还远远算不上大功告成。截止到7月，非农就业人数仅恢复了2月和3月该指标失业数量的42%，10.2%的失业率仍相当于疫情之前3.5%水平的3倍左右。同样，7月份的工业产值仍比2月份的高点低8%。
    而需求侧的修复则更具试探性。这在非必需消费的关键组成部分——尤其是零售购物以及在餐饮，旅行和休闲娱乐上的支出——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对这些活动（所有这些活动都需要人们面对面接触）的全面参与可能会带来大多数人所不愿承担的健康风险，尤其是在感染病例增加且缺乏有效疗法及疫苗的情况下。
    如果要客观地看待大流行的影响，可以参考交通，娱乐，餐饮和住宿（也是消费者需求中对新冠最为敏感的部分）的数据——它们在疫情全面爆发前的2020年第一季度占据了家庭服务类总支出的21%。而在第二季度，这些类别合共支出的年化季环比值按实际价格（排除通胀因素后）计算则暴跌了86%。
    截至六月的月度数据凸显了这些重要非必需消费领域所一直面临的顽强阻力。尽管耐用和非耐用消费品的总支出较疫情前水平回升了4.6%（按实际价值计算），但到目前为止家庭在服务业上的总支出（也是总消费的最大组成部分）仅仅挽回了封锁所致损失的43%。
    总而言之，这就是所谓的异步正常化——也就是一场供给侧贡献高于需求侧的局部性复苏。但在这方面美国并非孤家寡人，在其他经济体中也能看到类似的状况——就连中国的国家主导体制在命令和控制供给侧的效果也远高于对疫情敏感型需求侧家庭消费行为模式的影响。
    但美国在控制病毒方面的糟糕表现不仅加剧了人们对感染的持续恐慌，还很可能掀起新一波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尽管过去一个月新病例数量有所下降，但在截至8月20日的一周里日感染人数接近4.8万，是5月和6月记录的两倍以上。再加上自从7月下旬以来日均超过1000的死亡人数（且预计在今年剩余时间里仍将保持这一水平），这种不断上升的感染速度正在越发清晰地预示着未来的状况。在这样的局面下消费者的担忧以及对疫情敏感型服务的影响不大可能消退，甚至会在新一波感染潮中进一步加剧。这一切都说明二次探底是可能发生的。
    疫情下的中等收入陷阱
    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高级官员马苏德·艾哈迈德（Masood Ahmed）、哥伦比亚前财政部长毛里西奥·卡德纳斯（Mauricio Cárdenas）最近联合撰文（The COVID Middle-Income Trap）说，冠状病毒大流行对中等收入国家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除美国外，迄今为止2019冠状病毒病感染数最多的10个国家均为中等收入国家。每天新增病例和每百万人中因2019冠状病毒病导致死亡的人数也是如此。
    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预测同样令人沮丧。到2020年，家庭收入将全面下降，囊括了全球新增一亿极端贫困人口中的大多数人。拉丁美洲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该地区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8.4%，但目前为止2019冠状病毒病死亡总人数占到全球的3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估计，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今年的GDP将减少9.4%，而世界银行（World Bank）预计该地区的贫困人口将增加10个百分点。这些挫折出现之际，社会动荡的浪潮正蔓延至中等收入国家。除了秘鲁和加纳等少数例外，不满情绪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增长乏力、缺乏向上流动性，以及要求更多的政治代表和参与，这点在拉丁美洲尤其明显。即使在像智利这样表现更好的经济体中，许多人也感到他们的期望和愿望没有得到满足，而那些处于收入分配顶层的人获得了大部分收益。更糟糕的是，在2019冠状病毒病危机之前，推动中等收入国家出口的长期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的结束，威胁着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产生逆转。年轻人担心他们最终会回退到父母上一代刚开始时的境况。当大流行爆发时，中等收入国家政府以封锁和经济刺激作为应对方式。但这些措施的有效性一直受到以下因素的限制：城市人口密度高，非正规经济规模大，难以避免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以及比发达国家更具约束力的金融约束。
    例如，哥伦比亚今年的GDP将缩水约7%，创历史最大降幅。尽管政府提供了紧急现金转移，但大流行导致的失业和收入减少已经让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从2019年底的27%上升到今年5月的约38%。此外，不平等也在扩大，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下降了50%以上，而最富裕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下降了33%。
    其他拉美国家的情况也类似，这表明去年12月街头抗议活动所担心的经济逆转已经发生。蛰伏已久的社会动荡很可能会卷土重来。中等收入国家政府无法承担“不惜一切代价”的应对措施，因此正在尽其所能。但无论他们做什么都是不够的，国际社会忽视他们的困境将是目光短浅的，原因至少有三点。首先，中等收入国家占世界人口的75%，这意味着没有它们的参与和支持，就不可能有有效的全球卫生安全基础设施。因此，一旦有了有效的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这些国家能有途径获得这一疫苗变得至关重要。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一种或几种疫苗似乎将首先落入正在投资其研发的发达经济体手中。此外，可以理解的是，领导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全球获取（COVAX）倡议的世界卫生组织与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一道，主要关注最贫穷国家。目前还不能保证COVAX能够提供中等收入国家所需的疫苗数量。“缺失的中等收入国家”无法对实验室和临床试验进行大量投资，缺乏足够的疾病和死亡率监测，而且获得的全球援助很少。中等收入国家对其他传染病的疫苗接种率——已经低于群体免疫要求——在危机期间大幅下降，如果不加以解决，将导致全球疫情爆发。第二，全球经济增长取决于占世界经济60%的新兴市场的表现。中国推动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复苏，通过中国对大宗商品价格和贸易额的影响，也推动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复苏。而这一次不太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因此中等收入国家将需要依靠其他来源的增长，以摆脱大流行引发的衰退。不幸的是，中等收入国家政府缺乏增加公共投资和消除私人投资风险的资源，因此获得国际融资是必不可少的。迄今为止，中等收入国家已充分进入全球资本市场，但这种情况可能会不知不觉发生变化。不断恶化的财政和经济状况已经引发了一连串信用评级下调，而且可能进一步恶化。如果市场关闭或变得过于昂贵，中等收入国家将需要依赖地方开发银行等官方贷款机构。但这些机构向中等收入国家放贷的能力有限，将需要资本补充。其他融资建议还包括有发行IMF的特别提款权（IMF的储备资产），或建立一个特殊目的载体，将发达经济体央行产生的流动资金输送到新兴市场。还需要通过区域机构提供优惠资金，以弥补疫苗接种不足，为全球卫生安全等公共产品提供资金，并为最贫困人口建立安全网。最后，世界正试图走上一条更加绿色的增长道路。未来30年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集中在中等收入国家，他们的选择将决定到2050年世界是否实现温室气体净排放为零。中等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增长速度快于发达国家，如果这些国家的危机持续下去，充其量也只能推迟这类努力，并可能产生更严重的破坏性后果。通过帮助这些国家克服疫情及其经济影响，国际社会的行动也将符合其自身利益。
    新兴市场货币政策的悄然革命
    伦敦经济学院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皮洛斯卡·纳吉-莫哈斯（Piroska Nagy-Mohacsi）发现，在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新兴市场的央行经历了一场悄然革命。与以往的危机不同，他们效仿了发达经济体央行所实行的政策，如将逆周期政策与量化宽松政策相结合、购买本币资产、降息和财政赤字货币化。
    在“The Quiet Revolution in Emerging-Market Monetary Policy”一文中，纳吉-莫哈斯说，过去，这些政策会加剧通货膨胀，并对汇率造成下行压力。然而，这次却没有发生类似情况。除了少数在疫情爆发前就已经陷入困境的央行之外，新兴市场的央行成功地利用量化宽松政策，灵活地应对危机。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促成了这个转变。他们的量化宽松计划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也同时扩大了货币掉期和外汇回购业务，以应对危机。在全球系统央行采取的措施中，美联储的反应最重要，但欧洲央行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掉期和回购行为也在地区层面上产生重大影响。
    在各国追求收益的带动下，发达经济体降息和注入巨额流动性的举措，已经波及新兴市场。在3月份经历了最初的市场动荡后，资本回流到了新兴市场，而新兴市场也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发行了大量债券。他们成功地降低利率，央行也在确保市场规模的情况下开始发行本币计价资产。与此同时，全球系统央行通过大规模扩大货币互换，缓解了汇率压力。这些互换额度充当了安全网，防止国内市场出现外汇短缺。在2019冠状病毒大流行初期，美联储重新启动了与欧洲央行、加拿大银行、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和瑞士国家银行的长期互换安排，同时延长了它们的到期时间。随后，它也向澳大利亚、巴西、丹麦、韩国、墨西哥、新西兰、挪威、新加坡和瑞典的央行提供互换额度。十年前，美联储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采取了类似措施，而它在此次危机中又推进了一步。三月底，美联储开始为外国和国际货币当局建立一个新的临时性回购便利工具。这一安排允许世界各地的央行和公共货币机构将它们现有的美国国债存量用作获取美元流动性的渠道。
    由于外国和国际货币当局必须有美元计价的资产作为抵押品，回购事实上不是真正的货币互换。然而，它们确实为市场提供了强大的信心。再者，由于回购方案本身的存在足以稳定市场情绪，因此在许多情况下不需要进行真正的回购。
    此外，若效仿欧洲央行在2009年对波兰和匈牙利的回购操作模式，回购可以作为真正货币互换安排的前身。在当前的危机中，欧洲央行和中国人民银行都在其货币影响范围内扩大了互换额度和回购，从而大幅降低了新兴市场的汇率风险。若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能够保持足够的扩张性，新兴市场的央行就具有足够的回旋余地。这种可能性在中短期内很高，因为即便是在经济增长和就业恢复之后，发达经济体央行出于各种原因，已经无法完全放弃十年前推出的量化宽松计划。如今，考虑到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及其造成的严重经济衰退，量化宽松政策的道路似乎没有尽头。此外，一些央行已正式承诺维持低利率甚至负利率，而央行的新数字货币可能会支持这些政策的实施。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新兴市场央行最终很可能会继续享受全球储蓄银行的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但是这种政策自由的好处是有限的。许多新兴市场央行可能很快会在金融稳定和治理方面面临意想不到的后果。毕竟，量化宽松政策和经济的长期衰退必然冲击公司、家庭乃至银行的资产负债。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破产和不良贷款的事例将激增，而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将发现，它们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财政空间仍然比发达经济体国家小得多。央行也可能面临治理难题。如果央行购买政府债券以外的资产，将引发人们对其透明度和问责制的担忧。事实上，尽管发达经济体仍将拥有更大的财政空间和稳健的制度安排，这仍有可能成为他们面临的问题之一。无论如何，在不久的将来，新兴市场可能在国内金融稳定性和治理上面临难题，从而显现其脆弱性。对此，新兴市场国家的决策者应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数字金融助力更公平的后疫情世界
    联合国秘书长可持续发展目标数字融资工作组的联席主席玛丽亚·拉莫斯（Maria Ramos）和阿奇姆·施泰纳（Achim Steiner）在“Digital Finance for a Fairer Post-Pandemic World”一文中指出，今天前所未有的新冠病毒危机促使数十亿人通过数字方式工作、社交和消费。这一变化创造了历史性机会，释放数字化潜力为包容、可持续的发展提供资金。
    数字化正在改变金融的方方面面。疫情为这些发展提供了重大助力。不平等性在危机爆发前便在不断恶化，现在更是愈演愈烈。此外，金融业并没有有效地将资金和储蓄引向解决长期发展挑战，如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损失。数字推动的转型可以更好地与人民的需要一致，这些需要写在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中。2018年11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成立了一个由金融、政策和发展界领袖组成的任务组，探索用数字化为SDG提供资金的方法。目前任务组（由我们担任联职主席）已经完成审议，并向秘书长提交了最终报告，数十个国家的数以千计的个人和机构参与了此项工作。
    任务组的核心结论是，数字转型的力量为我们提供了罕见的机会改造私人和公共金融，帮助实现SDG。任务组呼吁，应该让市场参与者和决策者（包括央行和发展金融机构）参与实施任务组的行动建议日程。
    日程提出了五个系统性的利用数字科技改善金融流的社会和环境影响的机会，并就如何推动五个机会提出了建议。首先，数字化可以在确保全球资本市场为社会和环境风险和成果做出更大贡献方面扮演关键角色。目前，全球资本市场总值可达185万亿美元。其次，大数据和算法分析能够加速提供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所需要的每年5.2万亿美元资金，这些中小企业是世界大部就业的源泉。第三，新数字方式，如移动设备和区块链实现的基础设施投资监督，能够让公民可以将更多的年度储蓄用于清洁能源、交通和疫疗等领域的投资。在过去二十年中，居民储蓄增长了三倍，全球总量超过23万亿美元。此外，发展中国家政府可以通过数字化支付每年节省大约 2200-320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代表其公民支出了全球GDP的近20%。最后，高速增长的在线消费支出支持更多利用数据驱动的信息推送鼓励环境与其他社会目标的协调。最显而易见的障碍与风险，便是令人生畏的数字基础设施差距以及技能的不平等分布。数字化有可能让针对妇女和其他群体的歧视永久化。此外，数字金融也带来的新的数字安全漏洞、贪污和欺诈的可能，并加剧短期化和市场集中。我们提出的日程建议采取措施解决其中多个问题。在国家层面，政府必须投资于数字基础设施，扩大普及度，保护公民和他们的数据，并让数字金融生态系统与全面可持续发展规划齐头并进。此外，政府还必须进行国际合作，以确保金融科技的全球治理更加包容，更能应对全面的发展挑战。任务组的宏大而务实的建议正逢其时。让数字金融兴旺发达既可以应对当前危机所带来的挑战和机会，也可以解决长期发展需要。 （完）
    （整理、编译：王砚峰、王山；责任编辑：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