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盼：强链固链推动长三角一体化产业协作

    作者：林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18日第004版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提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已成为“六保”工作的关键组成部分。总体而言，只有全产业链贯通顺畅，就业和民生才有依托，粮食能源才有保障，市场主体才有支撑，基层运转才能稳定。
    在疫情的冲击下，产业链供应链的阻断成为目前较为突出的矛盾问题。疫情期间，作为国内产业发展重镇的长三角地区，几乎所有的企业都遭遇过一段时间的业务停顿、人员短缺、成本增加、现金流吃紧、上下游供应商之间的复工产能对接困难等问题。多数企业的关键零部件供货速度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出现断供现象。同时，由于长三角的产业链供应链早已深度“嵌入”全球化，境外疫情的快速扩散蔓延导致国际市场普遍出现需求不足、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资金周转困难、人流物流不畅等问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受到一定冲击。
    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指出，“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疫情的发生确实对于原有的产业链供应链造成负面影响，却也蕴含着变局突围的机遇。尤其是对于亟待破局的长三角一体化产业协作问题，有可能借助“强链固链”的东风，真正实现一体化框架下产业链供应链的有序运转，打通制约产业协作的“堵点”“难点”和“断点”。
    长久以来，长三角一体化在推进过程中，普遍面临产业同构问题严重、功能对接机制不完善、要素流动不畅通等问题。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资源禀赋以及产业发展环境较为相似，同构化现象严重。各地又在指标性考核的压力下，在产业功能布局方面各自为政，土地、税收、人才、创新领域出台了一系列相似政策，用优厚的条件吸引内外资企业，甚至相互“挖墙脚”，导致很多热门行业在长三角区域内相互杀价、无序竞争。行政手段强大的干预能力阻碍了产业要素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地区间的产业分工与协作，使得长三角缺少能够参与高能级产业全球竞争和资源配置的“单项冠军”和“团体冠军”。
    对于上述问题，官员和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工作试图加以调整，但囿于经济学常见的“路径依赖”现象，政策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由于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产生对这种路径的依赖。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协作问题多次陷入“看上去很美”“雷声大雨点小”的窠臼之中。
    疫情的发生虽然对产业链条产生巨大的影响，但也不啻为既有发展路径的重大调整机遇。在当前特殊的发展环境条件下，中央做出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设想，长三角地区应当明确新的定位和使命。首先，需加强顶层设计，提高产业政策的协调性。抓住在特殊情况下不设定GDP 目标的契机，突破行政体制分割，消除市场壁垒，促进区域内资金、人才、产权、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进一步完善市场体制机制，发挥政府在体制机制设计、功能平台共建、公共服务共享等方面的引导作用。通过建立统一的市场标准体系，打造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 
    其次，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为重点促进产业合作，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政策体系。强化区内制造优势和科创优势，大力提升产业发展的协同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以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强化区域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突破关键领域的“卡脖子”制约，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核心产业集群和高端产业链，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协作，关键要发挥上海的“龙头”作用。2019 年 11 月，总书记视察上海时提出的“四大功能”，其中就包括“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该功能的实现，重点是要发挥长三角地区多维度协同、跨边界融合的融合创新优势。上海应集中资源打造产业集群，以此为载体促使一体化发展的机制创新在空间层面进行扩散。借助上海总部经济发达的优势，鼓励企业将研发、生产、服务、管理等环节向周边地区扩展，形成合理的空间布局和上下游产业配套。  
    在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以往的发展套路已难以维系。疫情的发生如同按下了“暂停键”，促使我们总结过去，更好地迎接未来的挑战。当务之急是补短板、强弱项，增强产业链的弹性和韧性，提升产业基础的高级化、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依托国内市场实现“强链固链”，实现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以此促进全球产业集群的成长。这是一次重大机遇，对中国产业发展水平的提升将会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