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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来源：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公众号；时间：2022年01月17日
蔡昉著《中国经济增长展望：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
（China's Economic Growth Prospects: From Demographic Dividend to Reform Dividend）颁奖词
蔡昉著《中国经济增长展望：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一书，采用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创新性地从宏观经济和增长视角展开，重点从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人口老龄化和收入分配等方面深入研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和未来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等做出了前瞻性的政策分析，是一部基于深厚学养积累、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水平的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问题的力作。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评奖委员会决定授予该著作第十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评奖委员会
2021年11月
孙冶方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为获奖者蔡昉颁奖
蔡昉发表获奖感言：在中国语境中发展人口红利理论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实践来说，人口红利理论显示出很强的解释力，也得出了最贴近经济发展经验的特征化事实。在一段时期内，该理论框架为我们认识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研究范式。然而，正如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问题具有特定解释力的任何经济学理论一样，人口红利理论终究不可能在所有时代、任何地点都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效力。
实际上，该理论在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时，已经结合中国的国情得到了必要的修正，或者说中国学者实际采用的人口红利研究范式，已经在中国语境中得到了适用性修正，一个中国风格的人口红利理论已经初具雏形。同时也应该看到，面对人口转变新阶段上出现的新问题，传统的人口红利理论已经显现出一定程度的捉襟见肘，难以提出令人满意的理论解释和政策建议。
所以，我们需要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借鉴各种可供互补的分析框架和分析工具，在认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中，实现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更好衔接，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更符合实际地为解决当前的问题提出有益和有效的政策建议。
下面，我简述人口红利理论和研究范式需要得到拓展，从而可以推动进一步理论创新的方向。
首先，人口红利研究范式需要同主流增长理论建立更好的衔接，以提升自身认识人口与增长关系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如果不能在与新古典增长理论逻辑上衔接的基础上充分理解进而阐释清楚人口红利，这种理论范式便失去对前者进行颠覆性修正的良好机会，使人口红利理论在增长理论中始终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以往的研究过于局限于单一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解释，例如，多数研究仅仅把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代理变量，观察其影响的显著性和幅度技术问题。这样进行人口红利研究，便把分析范围做了自我限制，未能看到抚养比这个人口变量之外的变量，甚至很多增长核算和增长回归中采用的多数变量，其实都是与人口因素相关的。
无论是在高速增长时期还是在减速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都表明，不仅劳动力供给与人口因素直接相关，而且人力资本改善速度、资本报酬率水平、资源重新配置空间从而生产率提高潜力，都与特定人口转变阶段上的人口结构特征密切相关。把这些关系做出理论抽象并进行经验检验，既有助于提高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解释力，也有助于把人口红利理论提升到更加主流的地位。
其次，人口红利研究既要关注人口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供给侧效应，同时亟待进入到研究需求侧效应的层面。诚然，在很长的时期里人们观察的经济发展事实，大多是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兑现人口红利，从供给侧因素中获得额外的增长源泉，实现超常规的高速增长。因此，这个领域的传统理论假设和经验研究，主要是论证和检验人口红利如何提高潜在增长能力，以及揭示人口红利消失后潜在增长率降低的事实，因而提出预警式的政策建议。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这些方面的确做出了有益的理论和经验探讨，也产生了应有的政策建议效果，对这个研究范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然而，随着全球范围人口日趋老龄化，一些发达经济体也先后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人口因素带来的全新冲击更多表现在需求侧。无论是如日本这样人口转变的先行国家，还是中国作为未富先老的赶超者，均已经提供了经验或显现出趋势，表明在人口转变的两个重要转折点中，第一个转折点即劳动年龄人口峰值，主要从供给方面造成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而第二个转折点即总人口峰值，对经济增长的需求侧冲击效应则更为突出。如果能够把需求侧的因素统一到人口红利理论的逻辑中，该理论对现实的针对性和解释力可以得到显著的增强。
再次，人口红利研究范式也要避免把人口红利永恒化的倾向。早期研究通常以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定量性指标，检验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按照人口转变的逻辑和进程，这个因素终究会逆转到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于是，该领域的一些研究者便提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概念，相应地脱离了以往的逻辑轨道。他们主要从保持储蓄水平的角度探讨第二次人口红利，认为由更多的大龄劳动者和老年人口组成的社会，将会产生强大的储蓄动机，因而保持高储蓄率从而保持经济增长源泉。在他们看来，随着第一次人口红利的作用发挥殆尽，第二次人口红利随即出现并将永远地存在下去。
这种所谓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分别在方法论上和现实针对性上存在着缺陷。一方面，这种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源泉，并不是来自于有利的人口因素，这种泛人口红利论实际上会削弱人口红利理论本身。另一方面，从已有的事实观察，老龄化带来的重大挑战并不是储蓄不足，而是作为长期停滞主要特征之一的过度储蓄，因而这种以稳定储蓄率为中心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其实并不会产生什么所要收获的“红利”。
最后，人口红利研究范式应该在如何推动生育率向更替水平回升这个课题上投入更大的努力。鉴于人口红利理论框架本身是以生育率单向变化（下降）为基础假设的，以同一研究范式在生育率回升问题上取得突破或许为时尚早。生育率因经济社会发展而降低，但是在其降到很低程度后，却以由此形成的人口结构特征（老龄化）反过来阻碍经济社会发展，这似乎形成一个悖论。破解这个悖论的研究，很可能与探讨第二次人口红利是同一个课题，理应得到包括人口红利理论在内的相关研究范式的更多关注。
张宇燕著《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颁奖词
张宇燕著《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一书，在中国学术界较早构建了一个解释国家长期增长问题的制度经济学理论框架，发现由规则和习惯构成的制度安排，其主要功能在于提供有效激励、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并提出了方法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相互补充的创新性观点，其基本命题现已为若干经验和理论分析所证实，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评奖委员会决定授予该著作第十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评奖委员会
2021年11月
孙冶方基金会荣誉理事长张卓元为获奖者张宇燕颁奖
张宇燕发表获奖感言：
尊敬的李剑阁理事长、江小涓主任、张卓元荣誉理事长，尊敬的各位来宾：
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参加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九届颁奖仪式。首先，我要表达我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各位委员的谢意，感谢你们决定授予《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一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对我而言这既是莫大的荣誉，同时也是一种鞭策。在此我也要感谢在本书写作和出版过程中提供过帮助的所有人和机构，特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本书初版于1992年，后两次重印，2017年又出了第三版。
这部著作的底稿来自我199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我非常敬重的罗肇鸿研究员。一部著作在出版后的30年获奖，着实在我意料之外。颁奖词中说本书的“基本命题现已为若干经验或理论分析所证实，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一方面让我因工作得到某种肯定而喜悦，另一方面也令我也多少有些不安，毕竟那都是些30年前的思考，以今天的眼光看还有不少疏漏和遗憾。好在不管怎么说，我当年在这篇博士论文中努力搭建的解释一国长期增长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终究成为了我过去30年思考与之相关问题的逻辑主线或认知结构。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制度在此不外乎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讨论制度对一国长期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在相当意义上就是讨论上层建筑在特定条件下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如果把生产力发展简化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那么导致生产率提高的直接且决定性的因素，便是技术进步和分工与交换。显而易见的两个事实是，技术进步尤其是将技术进步成果转化为生产活动，以及获取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贸易收益，均以制度的有效性为条件。科技创新需要激励，创新成果所带来的权利需要保护，商品和服务交易面对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需要控制，高额的交易成本需要降低，而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鉴于相同制度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各异，亦即存在着“制度非中性”，各群体围绕制度设立和改变的博弈随之构成社会演化的主旋律。
如果说这部著作的关注点在于给出一个分析长期增长的理论框架，那么我后来的研究则聚焦于运用这一框架回答两个问题：为什么西方在17-19世纪崛起并主导世界二三百年？为什么同期的朱明王朝和满清王朝陷于长期停滞？“地理大发现”开启了欧洲殖民者对美洲的大肆掠夺，由此造就了一个当时最具生产性的新兴商人阶级，后者推动了17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并成功地将国家权力转变为自身攫取利润的强大且非中性的制度保障，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显著地提升了经济增长率，大幅度拉开了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差距。这便是我和高程博士所著《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2004）一书的主要结论。作为对原有分析框架的拓展，我们明确提出了“制度-货币二元分析”，以凸显财富与货币资本在工业革命期间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真正让我魂牵梦绕的问题还是与西方世界之兴起形成鲜明对照的东方世界之停滞。尽管存在争议，但就整体而言，17-18世纪无论是科学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在市场规模和人均收入水平，中国与西欧之间的差距极小，甚至多有领先。然而，即便拥有上述有利于催生工业革命的土壤，工业革命也还是没有首先发生在中国。回答这一在《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一书中开篇便提出的“李约瑟问题”，构成了我们第二部后续研究——《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2005）——的主要任务。王朝政治中日趋成熟的科举制度为商人阶级进入官僚体系敞开了大门，中国士人进入王权体系后便拥有了积累和保障财产的政治资本。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和费孝通先生在《皇权与绅权》所讨论的内容，在相当程度上给出了明清中国资本主义总是处于萌芽状态的理由。我们将其称之为“王亚南—费孝通命题”。
再后来的接续研究涉及到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进入了文明复兴历史阶段？答案即简单又复杂。说它简单是因为中国近40多年的经济奇迹根本上讲来自于改革开放；说它复杂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大标题下，尚有许多实践细节和逻辑关系需要梳理厘清：为什么改革开放肇始于1978年？是什么影响甚至决定了改革开放的路径、顺序、力度与速度？在满清时期掣肘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有效货币金融市场之缺失如何在过去40年转而成为一个增长动力源泉？上述这些问题目前均已纳入我的研究规划之中。这次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授予，极大地增强了我完成这一持续了30年之研究的信心。再次感谢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和评奖委员会给予我的荣誉。
刘守英著《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颁奖词
刘守英著《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一书，立足于当前中国土地制度的重大现实问题，采取了“产权理论-制度分析-案例研究-政策建议”的研究路径，通过提炼诸如“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与双轨城市化”等反映土地制度特征的概念，具有理论的创新和贡献，对当前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实际决策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评奖委员会决定授予该著作第十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评奖委员会
2021年11月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孙冶方基金会副理事长高培勇为获奖者刘守英颁奖
刘守英发表获奖感言：
非常感谢孙冶方基金会把这么神圣的奖授予我。我1988年进入国家决策咨询部门从事中国土地问题的政策研究，2016年辗转大学就是想在已经积累的经验基础上尝试开展理论研究。下半程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会将这个奖作为对自己的鞭策和鼓励。
过去百年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有两条主线，一条主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已经给出了历史性表述；另一条主线是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从学术史角度，中国经济学曾出现过两次大的理论繁荣，一次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陈翰笙、孙冶方、薛暮桥等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在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方法论证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判断和道路选择提供了重要依据。另一次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投身改革的青年经济学家群体聚焦中国体制改革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深入基层开展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在服务决策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提供理论支撑。两个时期经济理论繁荣的共同经验是坚持问题导向，当国家面临巨大历史性变革时，经济理论工作者毅然放弃已陷入本本和教条的旧范式，直面问题，从问题出发，寻找能够解释和解决问题的新范式，直面真实世界，了解现实中问题的表现，分析真实世界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特征，把握问题的成因，从真实世界找到问题所在，注重现实中体制与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在比较中寻找相异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理论研究不仅为此提供经济解释，而且重视提供解决方案。
由于机缘巧合，我80年代以来实际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追寻着这种分析范式，并将之运用到中国土地问题的研究。通过抵近真实世界的一手调查，直接参与国家和地方土地制度改革试验，了解到中国土地制度的基本特征、制度运行中的问题，以及土地制度作用于经济发展的典型事实，给出了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路、解决方案和实施机制。这些阶段性成果基本呈现于《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一书中。本书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同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不再直接控制经济但具有很强的“谋”发展能力，“以地谋发展”模式成为中国经济奇迹创造的秘密。“以地谋发展”模式的核心是政府利用独特的土地制度谋发展，土地不仅成为拉动增长的发动机，而且成为促进结构变革的助推器，以低价土地招商引资快速推进工业化，以土地资本化加速城市化。“以地谋发展”模式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土地资源极其稀缺、资本极端不足的约束下取得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的成功，得益于土地制度的独特安排：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唯一通道由政府垄断，农地由集体所有转为国有之后，地方政府一方面依靠对国有经营性建设用地供应的排他性权力获得高额土地增值收益，另一方面利用规划权、管制权、定价权决定各类用地的区域投放指标、供应方式和供应价格，实现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土地资本化（土地财政、土地金融）为地方政府和各类经济主体通过土地创造资本、解决发展起步阶段的资本短缺提供制度支撑，通过土地形成的巨量资本不仅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巨额资金来源，而且为经济主体的生产经营和资本扩张提供融资渠道。
本书也提出，任何发展模式的独特性都会因约束条件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在条件发生变化后，发展模式必须做出调整和改变。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一些重要的趋势性变化，已经和正在对“以地谋发展”模式产生巨大冲击，经济增速下行和中低速增长的常态化，土地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功能已经在减弱；在全球和国内需求变化以及成本结构变化趋势下，低成本工业化难以为继，沿海地区已经主动进行产业和产品的转型升级，压低地价维持世界制造工厂地位的工业化模式必须做出改变；城市化在经历土地推动的快速扩张以后已经减速，城市发展方式进入包容、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阶段，依靠土地低成本的城市化阶段已经结束，依赖土地资本化的城市发展的债务和金融风险不断累积，必须寻找减低土地资本化发展机制的其他发展动能和机制。因此，上一轮土地推动中国高速增长和结构变革的一切因素都在发生变化，势必带来土地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重大改变，也为寻找发展动能和转变发展模式提供了必然性和紧迫性。
为了促进发展模式的转型，必须进行主动有为的土地制度改革。一是对土地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痛下决心降低土地的发动机功能，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以优化土地供应结构推动国民经济结构改革；三是进行国有土地资产改革，促进地方政府从卖地向国有土地经营的转变，引导城市政府从土地和规划外延扩张向城市更新和内涵发展转型；四是推进以都市圈为尺度的土地配置和规划体制的改革，建立统一的土地权利和统一的土地市场；五是深化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过去四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制度支撑了中国发展奇迹的创造，在中国迈向新征程中，必须通过完善和构建现代化土地制度支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
关键词：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人口红利；经济制度；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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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熊晨玮；审校：张佶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