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与讨论
1.研究结论
本文将平台型电商企业的创新型管理界定为温室管理模式,并结合阿里巴巴的管理实践进行了系统解构,见图2。研究发现,规则设定、程序设定、管理设定是温室管理模式建构的基本层次。网络市场秩序建设缓慢与平台“自发秩序”严重缺失,导致实体市场与平台型网络市场的映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温室管理模式的系统实施过程,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温室管理目标的价值困境。组织模式创新与网络技术进步推动了普通管理机制向温室管理机制的转变。其中,管理模式与商业模式的融合提供了合法性基础,规则设定、程序设定、管理设定的集成提供了可行性保障;同时,这推动了理论层面的主体关系重构(从科层关系、市场关系向中间型关系演变)、管理范式转换(从“经验管理”、“科学管理”向“文化管理”转变)、管理理论进化(从权变管理理论、生态系统理论向温室管理理论演进)。并且,网络技术进步与组织模式创新可以推动管理环境和管理措施的不断丰富和动态转变,其中,管理环境和管理措施的不断丰富与协同匹配形成了管理模式的外延式扩张路径,管理措施向管理环境的动态转变及协同演化形成了管理模式的内生性调整路径,外延式扩张可以通过“激进式变革”塑造全新的管理机制,内生性调整可以通过“渐进式变革”提高管理机制的有效性和适用性。温室管理模式将管理环境维度与管理措施维度的动态调整嵌入管理模式运行机制,通过两种机制的耦合互动推动管理机制的不断创新以及有效性、适用性的不断提升,最终实现了温室管理模式的持续创新发展。此外,温室管理模式厘定了目标价值困境导致的“动机不足”与制度演进缓慢导致的“能力不足”的界限,以及“政府机构框定平台型电商企业管理”的双元管理关系和“平台卖家参与平台型电商企业管理”的互动管理关系,跳出管理层次与管理幅度的平衡困局,改善传统管理模式适用性较窄、有效性不强的弊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并且,由于互联网平台企业属于单寡头竞争性垄断市场结构,满足用户多元化需求的多厂商共生成为行业发展常态[6]。本文研究结论不仅对于取得总体市场垄断地位的平台型电商企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于取得细分市场垄断地位的平台型电商企业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还对于具备类似特征的平台企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提出组织外部环境与组织内部管理之间的中间层,即温室环境。主流管理理论大都认定了管理环境与管理措施必须达成一定的匹配关系才能实现管理效用最大化,本文研究进一步指出,具体到平台型电商企业对平台卖家的管理,这种匹配关系并不是外部环境与内部管理的直接匹配,而是温室环境与内部管理的直接匹配,这对于企业间管理行为趋异与企业内管理行为趋异并存的现象具有更强的解释力。②厘定平台型电商企业与平台卖家的关系。以往研究对于平台企业与平台用户的关系理解存在规制基础(市场关系与科层关系)与规制措施(重治理机制、轻管理机制)“两张皮”问题[21]。本文厘定了平台型电商企业规制平台卖家的科层关系边界与市场关系边界、治理措施与管理措施、社会公允价值与平台战略导向,从而确保了规制基础与规制措施的一致性。③拓展网络治理与混合管理的进路。以往研究表明,网络技术进步降低了交易成本,推动了混合管理区间内的管理模式向市场治理端点靠近,从而形成了网络治理模式[11]。本文研究表明,组织模式创新降低了管理成本,推动了混合管理区间内的管理模式向科层管理端点靠近,从而形成了温室管理模式。并且,温室管理模式属于网络技术进步基础上的组织模式创新,是对网络治理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两者并非直接对立的管理类型。④本文为探索平台型电商企业规制平台卖家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特别是建构了“规则设定—程序设定—管理设定”三大层次以及“规则体系—交易体系—社会体系”三大体系,为探索平台型电商企业对平台卖家的规制策略提供了分析工具与分类标准。在此框架下,本文建立了制度多元性与组织异质性的微观链接:制度理论从宏观层面阐释了制度多元性塑造组织异质性的内在机理[17],却没有从微观层面阐释这种机制的实现过程。本文发现管理模式与商业模式融合为组织选择性响应相互竞争的多元制度逻辑提供了可行的情境,这是制度多元性塑造组织异质性的重要微观基础。不仅如此,本文明确了契约边界与技术边界的内在差异:契约边界确定的管理模式本质上是建立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管理者不得不支付高昂的监督成本或额外的激励成本:技术边界确定的管理模式本质上是构造一种用户行为域,可以有效地剔除机会主义行为。此外,本文还厘定了管理环境与管理措施的多元关系:权变管理理论确立了“管理措施对管理环境的单向依赖”[12];生态系统理论确立了“管理措施向管理环境的动态转变”[13,14];温室管理模式确立了“管理环境与管理措施的协同匹配”以及“管理措施向管理环境的动态转变”,从而深化了对互联网时代平台型电商企业行为控制能力和环境控制能力大幅提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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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温室管理模式的逻辑与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2.对策建议
(1)平台型电商企业应该确保社会公允价值与平台战略导向的统一。一方面,平台型网络市场公共利益最大化是平台型电商企业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两者并不存在必然冲突,平台型电商企业可以在保证社会公允价值的前提下实现自身战略目标,这要求平台型电商企业选择正确的战略定位、履行应有的社会责任、践行“平台—政府”双元管理范式;另一方面,平台型网络市场公共利益最大化与平台型电商企业个体利益最大化可能存在一定的激励冲突,这要求平台型电商企业应该尽可能采用商业模式的渐进创新替代管理模式的激烈变革,采用市场逐级细分策略替代市场严格监管策略,采用管理环境的多元塑造替代管理措施的单边调整,在平台战略实施过程中完成对卖家规则的选择性改造,也即通过建构温室管理模式,将平台型电商企业与平台卖家的对立冲突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
(2)平台型电商企业应该确保规则设定、程序设定、管理设定的统一。①平台型电商企业应该建构“规则设定—程序设定—管理设定”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建构路径与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调整路径,以此确保管理模式的合法性和动态性。②平台型电商企业不仅可以利用规则设定、程序设定、管理设定的层次性建构丰富的商业模式,也可以利用规则设定、程序设定、管理设定的集成性建构高效的管理模式,进而通过有效厘清层次性与集成性的关系确保商业模式与管理模式的一致性。③平台型电商企业既要确保规则设定对地方法律规定的坚守、程序设定对地方交易习惯的遵从以及管理设定对地方社会文化的适应,也要确保规则设定对平台战略定位的支撑、程序设定对平台经营策略的支持以及管理设定对平台商业文化的保障,通过自由裁量空间的筛选、新式交易习惯的培养以及网络社区文化的塑造,解决管理地方化与经营全球化之间的冲突。最终,通过规则设定、程序设定、管理设定的协同匹配与系统整合,建构完整有效的温室管理模式。
(3)平台型电商企业应该确保管理环境与管理措施的统一。①平台型电商企业在设计温室管理模式过程中,必须确保管理环境与管理措施的协同匹配,主动剔除不符合管理环境甚至是冲突的管理措施,或者根据管理措施重新调整管理环境,提高管理环境对管理措施的支持作用以及管理措施对管理环境的保障作用,从而确保最优的管理效果。②平台型电商企业在实施温室管理模式过程中,应该主动引导管理客体适应管理环境,积极鼓励管理客体参与管理措施,实现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步调一致和良性互动,从而确保最优的管理效率。③平台型电商企业在调整温室管理模式过程中,既可以通过管理环境与管理措施的同步调整实现“市场”的创新,也可以通过管理环境与管理措施的渐次调整实现管理的变革,还可以引导管理措施向管理环境的动态转变实现结构的优化,从而确保最优的管理效能和管理成本。
(原文刊于《中国工业经济》(京)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