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还是非国有?——基于文化的合资伙伴选择

    事实上，文化被引入跨国公司的研究已屡见不鲜。传统的跨国公司研究在考察进入模式时，认为交易成本、机构特征和文化特征都会影响投资模式选择以及其之后的业绩表现(Brouthers，2002；Delios & Beamish，1999；Yiu & Makino，2002)。然而，这些文献在将文化特征纳入模型时，并没有具体的量化指标。社会学领域中Hofstede(1980)和Schwartz(1994)等的研究，多维度地对国家的文化特征进行了量化，使得文化特征能够很好的进入到跨国公司金融的研究中。Tse、Pan和Au(1997)发现文化特征中的权利距离和不确定性规避会影响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选择。Sarala和Vaara(2010)研究了文化特征在国际并购交易中的作用，文化的差异会导致公司之间知识的传递，而文化趋同则会减弱这种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国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本身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因此不同文化背景的公司在我国选择合作伙伴时，选择国有和非国有也会有所不同。
    为此，本文以中国的合资企业为样本，着重研究了文化特征是否会影响到跨国公司选择国有合资伙伴，并且考察如果选择国有资本的策略包含了文化特征的考虑时，公司业绩是否会有所影响。研究结果证实，来自于和谐观念更强的国家的跨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与国有资本合作，而和谐观念弱的国家的跨国公司则更倾向于选择与非国有资本合作。本文也进一步研究了影响国家文化特征与合资伙伴选择关系的因素，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出资国文化特征对是否选择国有资本为合资伙伴的影响越低，这也说明了合资伙伴的选择受到了机构层面和文化因素的综合性影响。
    除了研究文化特征与合资伙伴选择的直接联系外，本文还研究了合理选择本地伙伴对公司业绩的间接影响。证实了是否选择国有合资伙伴是跨国公司的内生性选择，当把文化特征纳入合资伙伴的筛选模型之后，如果跨国企业偏离模型所预期的决策进行选择，则会降低公司的业绩表现。
    本文利用Heckman两步法证实了企业的初始业绩会内生性的影响企业的偏离方向选择，初始业绩越好的公司越容易过多地选择国资，但并不会影响到具体的偏差程度。反而，在针对过多还是过少的选择国资比例的分组回归中，过多地选择国有资本却会降低公司的业绩表现。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如下：
    第一，本文首次对外国公司在国内选择国有还是非国有资本作为合资伙伴进行了研究。以往关于合资伙伴选择的研究往往是针对合资方的某些特征进行研究，认为选择某些既定特征的合作伙伴会有利于公司的业绩。但是却忽略了这种选择往往也是内生决定的，本文着重研究了文化特征在选择合资伙伴的某项特征即国有资本还是非国有资本时发挥的作用，一方面丰富了文化特征在跨国公司决策中的研究内容，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企业在选择合资伙伴的时候决策具有内生性。
    第二，本文以中国的合资企业为样本，将所有的合资企业放在同一个制度环境里进行研究，解决了跨国公司研究中的国家个体特征问题。以往的关于文化特征的研究都选用跨国公司样本(Li et al.,2013)，因为各个国家除了文化特征之外，经营环境、制度背景也会有很大的不同，这时很难单独地剥离国家层面文化特征这一因素，所以本文选择在中国注册的合资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这些企业在经营合资企业时较少地受到自身国家制度环境的影响，但文化特征却又带进了合资企业，此时考察文化特征在合资企业决策的影响可以避免不同制度环境的干扰而表现出国家文化特征的真正作用。
    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对已有文献进行了评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介绍了样本、数据，并对模型和相关变量的计算进行了描述；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分析，报告了文化价值对合资方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第五部分是相关的稳健性检验，我们用Heckman两步法和HLM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对各主体假设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是结论，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相关文献回顾
    文化价值概念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首先由Hofstede(1980)引入，它是一个社会的标准规范、价值以及社会如何运行的机制的统称，我们可以通过文化价值来将各个不同的社会人群区分。一个国家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人的观念、选择以及行为(Schwartz，1999)。此后，行为金融的学者开始针对文化特征与企业决策的关系开展了广泛的研究。特别是反映在跨国公司的研究中，文化价值已经被证实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考虑因素，母国的文化因素会影响跨国公司在国际业务中的经营策略，比如进入模式、企业家精神、知识传递、股利政策和公司治理等方面(Kogut & Singh，1988；Sarala & Vaara，2010；Stephan & Uhlaner，2010；Stephan & Uhlaner，2008；Tung & Verbeke，2010)。Kogut和Singh(1988)利用Hofstede(1980)提出的文化特征指标，证实了国家的文化特征会影响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两国的文化差距越大，母国的不确定性规避越大，越容易选择合资的形式而不是并购的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此后，Tse、Pan和Au(1997)利用中国的数据做了类似的研究，同样的发现国家的文化特征比如权利距离和不确定性规避会影响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选择。近期的文章，Li等(2013)的研究发现了国家的文化特征也会影响合资企业的风险，不仅扩展了国家文化特征在公司金融领域的研究内容，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文化特征的确是公司行为决策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而关于合资企业的研究也比较丰富。跨国公司要进行跨国投资，首先需要考虑到的就是投资模式的选择。一方面是建立模式的选择，比如选择并购的方式还是新建投资；另一方面也需要选择进入的模式，比如是全资还是合资。无论是哪方面的选择都需要进行全面的权衡考虑，因为投资模式的策略选择也会影响到公司未来的经营决策和业绩表现(Belderbos，2003；Brouthers，2002)。目前已有的文献也都对跨国公司的进入选择模式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Brouthers(2002)利用欧盟的跨国公司数据发现，跨国公司需要基于交易成本的考虑去制定投资模式的策略选择。除交易成本之外，国家的机构特征、文化特征也在投资模式选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Dikova & Witteloostuijn，2007；Yiu & Makino，2002)。
    投资模式确定之后，如果公司选择合资的形式，则首先需要考虑的是选择合适的合资伙伴形成战略联盟进行投资(Ireland et al.，2002)。在某种程度上，合资伙伴的特征会直接影响到公司之后的业绩表现(Hitt et al.，2000；Luo，1997；Steensma et al.，2005)。Lu和Ma(2008)以563家中国的中日合资企业为样本，发现当投资所在地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强度比较高时，选择与一个区域性的商业集团组织合作会增强公司之后的业绩表现；同时如果所投资的行业本身是一个受到外资投资严格限制的行业时，选择一个全国性的公司合作会增强公司之后的业绩表现。与此相同的，现有文献也提出了一些合资伙伴选择的标准，比如合资伙伴的规模、产品相关性、市场力量以及组织形式，市场力量强的伙伴通常意味着能降低投资的不确定性，而国际化的组织架构也有利于公司的融合(Luo，1997)。
    国内学者对合资企业的研究也很多，特别是对企业组织、企业管理等方面都有研究。徐全勇(2006)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和企业资源理论研究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合资企业组织形式。张莉、曹蔚然(2003)认为国家的文化在合资企业的行为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赵龙凯、岳衡和矫堃(2014)对出资国文化特征与合资企业的风险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出资国文化特征中的和谐主义与不确定性规避会降低企业风险，而个人主义则显著增加企业风险。
    与我们论文最相近的论文是Lu和Ma(2008)，Luo(1997)以及赵龙凯、岳衡和矫堃(2014)。Lu和Ma(2008)研究了中国的合资企业伙伴选择的问题。发现不同情况下选择不同的合资伙伴将有利于公司未来的业绩表现，但是并没有系统性的提出一个合适的合资伙伴选择标准。Luo(1997)虽然提出了一系列合资伙伴的公司特征作为选择标准，比如规模、产品关联性以及市场力量，但由于研究的样本是跨国的企业样本，文章并没有将各个国家的制度环境等各种变量进行控制，使得论文的研究结果受到一定的质疑。而且本文的研究重点则在于探讨国家的文化特征是否能影响跨国企业选择国有资本作为合资伙伴，检验合资伙伴的选择是否受到了除公司层面的微观特征以外的国家制度背景的影响。另外，本文的研究选择了在中国经营的合资企业，将样本企业放置在同一个经营背景中，能控制由于国家制度特征不同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有利于更清晰地得到文化特征与合资伙伴选择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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