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还是非国有?——基于文化的合资伙伴选择

    (二)研究假设提出
    在中国，国有资本对经济有很重要的影响，由于历史以及制度背景等各种原因，现代国有企业在企业的经营目标和管理体制上仍然与民营企业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从经营目标来看，国有企业不是单一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会更多地承担起社会稳定的功能(Shleifer & Vishny，1994)；从管理体制上来看，国有企业的经营更容易受到政府的参与，干预包括税收、政府补贴以及董事会任命的活动(Lin & Tan，1999)。从组织运行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的文化更多地体现权利的等级分配，并且受到政府权利的干预更多，这与现代企业的管理文化存在一定背离。跨国公司需要充分考虑到选择国有资本带来的劣势，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国有资本在资源配置、政府关系方面的得天独厚的优势(Luo，2001)。因此，考虑是否选择国有资本以及选择多少国有资本进行合资的标准，取决于这些因素是否能促进国有资本优势的发挥、是否能减缓其在公司治理方面带来的劣势。
    已有文献对合资伙伴选择的研究相对较少，目前关于中国合资企业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从公司层面探讨影响合资企业业绩的因素，包括公司的控制权结构、产品市场定位在国内还是国外的经营策略以及行业特征(Li et al.，2009；Luo，2001；Luo & Park，2001；Pan & Chi，1999；Zhang et al.，2007)。这些因素能影响合资企业业绩的原因在于它们都能从某种程度上促进或者减缓与当地企业合作的优势与劣势。当控制权由跨国公司掌握时，当地伙伴的劣势将会被减弱，但其优势得到保留，因此会促进企业的盈利能力(Li et al.，2009)，所以控制权的不同可能也会影响国有资本的选择。公司的经营策略是以出口为主还是以本地市场为主，也是选择合资伙伴的一个考虑因素。Zhang等(2007)在研究合资企业R&D强度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中发现出口为主的(export market-focus)合资企业R&D与业绩表现之间的影响会更强。不同的市场集中策略意味着对本地市场需要了解的程度会不同，以出口市场为主的合资企业通常更倾向于利用本地市场更低的人力成本以及自然资源，它们往往不需要本地企业其他方面的优势资源；相反，如果合资企业的目标是以本地市场为主，它们更倾向于选择在当地市场有更大资源优势的合资伙伴。这也意味着以出口为主的公司可能会更偏好非国有资本。除此之外，不同行业国有资本的重要程度也会有所不同，在一些关键的行业比如电力行业国有资本相对更为强势，也会有更高的经营壁垒(Park et al.，2006)，在这样的行业中选择国有资本的优势可能将会放大。
    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了合资伙伴的选择可能会受到诸如公司所有权结构、公司经营策略和所在行业特征等因素的影响。但是正如前文谈到的，这些研究大都集中在公司层面或者行业层面去探讨合资企业的经营，往往忽略了国家层面的因素也会影响到公司的经营策略。跨国公司在参与合资企业的经营时，往往会将母国的一些固定的特征比如社会观念、公司经营观念、文化特征也都带入合资企业的日常经营中。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可能会更适应中国国有资本的经营理念，因此可能会减轻与国有资本合作带来的一些不利的影响。因此，本文着重于探讨合资伙伴的选择过程中国家层面的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我们将在实证检验中控制上述因素对合资伙伴选择的影响，重点检验国家层面的因素比如国家的文化特征是否会影响到合资伙伴的选择。
    为了研究文化特征与合资伙伴选择的关系，本文首先需要获得对各个国家文化特征的量化指标。Hofstede(1980)通过对72个国家11.6万个被调查者价值观的研究，确定了5个价值观的潜在维度，他认为这是任何社会必须面对的人类基本问题。这5个维度是：权利距离、避免不确定性、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长期定位与短期定位。此后，Schwartz(1994，1999，2004)也对各地进行了文化价值的调查研究，与Hofstede(1980)一致，建立了3个文化价值维度，和谐与专制(harmony versus master)，等级制度与平等主义(hierarchy versus egalitarianism)，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embeddedness versus autonomy)。这3个维度与Hofstede(1980)指标平行一致，并且被认为是对其的一种提高和延伸。Chui等(2002)发现由Schwartz定义的文化价值指标显著的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决策。因此，本文使用Schwartz的价值衡量指标对文化特征进行量化，并且考虑到共线性的因素，本文主要考察两组维度对合资决策的影响，即和谐与专制，等级制度与平等主义。和谐主义更高的文化更注重适应现存的环境与自然，低的文化更强调控制自然和社会来实现自我满足。等级主义更高的文化更加认同等级地位的存在，认同组织领导者的控制力与决断力，而平等主义更高的文化则强调个人价值的平等性。
    文化影响合资伙伴选择的机制在于，文化的差异会导致公司在经营制度与治理问题上采取迥然不同的态度(陈仁华，1988)。譬如，赵龙凯、岳衡和矫垄(2014)研究发现，出资国文化特征中的和谐主义与不确定性规避会显著降低企业风险，而个人主义则会显著增加企业风险；除了在企业的风险选择方面会表现出差异，在公司治理层面比如盈余管理方面也会不同，赵龙凯等(2016)研究了国家文化与合资企业盈余管理的关系，发现出资国个人主义更强的合资企业倾向于更多地进行向上和向下的盈余管理。而在中国，国有和非国有本身就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公司治理文化。不同文化特征的跨国公司在选择国有还是非国有合资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考虑到其与合资伙伴的文化是否更为接近与更有利于融合，无论是从国家制度还是公司治理层面。
    在国家制度方面，和谐主义强调接受事物本来的情形，不愿意接受个体之间的冲突，因此和谐主义强的国家对非市场经济体制有更强的适应和接受能力，因为市场经济体系是建立在个体的经济冲突之上的(赵龙凯等，2014；Licht et al.，2007)。因此，文化特征可能在制度层面就对国有和非国有表现出不同的偏好。
    在公司治理方面，避免个人利益冲突的文化会使得企业避免使用股权激励的方式(Bryan et al.，2015)，因此和谐主义更强的文化会更少使用股权激励，这与国有企业的运作方式更为接近。肖星等(2013)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股权激励在意愿方面有所不同，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计划是管理层利用自身权利寻租的表现，而非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计划更符合“最优契约论”，是对管理层的有效激励。从公司治理层面的角度考虑，文化特征的不同也会使得跨国公司尽量选择与自身理念更为融合的一方作为合资伙伴。
    通过对上述的文献和理论分析，我们认为文化特征会对公司合资伙伴选择产生影响，我们总结上文并提出3个假设如下。
    假设1：出资国文化特征中的和谐主义会增加选择国有合资伙伴的概率，等级主义也会显著增加选择国有合资伙伴的概率。
    根据Schwartz(1994，1999，2004)的研究，和谐主义更高的国家更强调适应社会与自然现有的状态，和谐主义低的国家则强调控制自然与社会的重要性。如果跨国公司有着和谐主义更高的文化背景则会倾向于选择国有资本。因为这样的背景使其更能适应国有资本自身的经营目标与管理特征，所以选择与国有资本合资的缺点就相应的被缩小，同时又能更多地发挥出国有资本在经营中的优势(Doh et al.，2004；Luo，2001)。同时，等级主义更高的文化更加认同等级地位的存在，认同管理层的控制力与决断力，而平等主义更高的文化则强调个人价值的平等性，他们更不能忍受市场与权利的滥用。因此，等级主义更高的文化背景会更认同国内政府在经济中的力量与作用，也更懂得如何去利用中国的这种社会特征，会更倾向于选择国有资本。
    假设2：文化特征对国有资本选择的影响会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增强而减弱。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我国的区域经济特征非常明显(Hoskisson et al.，2000；Luo，2001)。有些地区的经济通常由当地政府部分主导，因此不同地区的政策以及经济发展程度自然有所不同。市场化程度可以很好地刻画一个地区的市场发展情况，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经济体制不发达，政府主导权力更高；而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政府较少参与资源的配置，民营企业也能受到更公平的待遇，因此在这样的地区国有资本相对于民营资本的优势会被缩小。反之，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选择与国有资本合作，国有资本体现出的优势将更明显，所以跨国公司会更倾向于选择与国有资本进行合作。
    市场的发达程度不仅直接影响合资伙伴的选择，也会影响文化特征与合资伙伴选择之间的关系。通过以上分析，当市场更发达时，资源更可能自由有效地得到配置，政府扮演的角色将会降低，企业能得到更公平的待遇。跨国公司大多都来源于发达国家或地区，它们更熟悉和适应按照市场规律自主运行、配置资源的模式。同时，在这些地区的国有资本相对于不发达地区的国有资本，受到的社会稳定责任的捆绑约束更低，管理者更有激励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去经营企业，导致与民营企业的相似程度会更高，这也使得跨国公司适应国有资本的管理体制的难度降低。因此，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增加会减弱文化特征对选择国有资本的影响。相反，当经济体制不发达时，跨国公司面临的是一个相对不熟悉的经营环境与管理体制，它们适应国有企业的难度将增加，此时文化特征对合资伙伴选择的影响将增强。
    假设3：选择国有资本进行合资是企业考虑了文化特征之后的内生性选择，偏离文化特征模型拟合出来的国有资本会降低合资企业的业绩表现。
    除了考察文化特征对选择国有资本的影响之外，本文进一步研究选择合理选择国有资本之后的经济结果。之前的文献已经检验过与国有企业合资的影响，但大多将选择国有资本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变量。如Lu和Ma(2008)发现，合资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对公司的业绩表现有负向的影响。正如前文所讨论的，国有资本的利弊依赖于公司的特征、机构环境以及国家文化特征等一系列的因素，国有资本的选择本身就是跨国公司内生性的选择，跨国公司需要综合考虑所有的因素来决定最优的国有资本比例。因此，在均衡的状态下，合资企业都应该有一个最优的国有资本比例水平，偏离这个最优水平会降低企业的企业表现。这与Brouthers(2002)的思路一致，Brouthers(2002)建立了跨国公司进入模式选择的模型，发现了更拟合模型预测值的合资企业公司表现越好。因此，本文认为偏离国有资本的最优水平会降低公司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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