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描述
本文选取2002～2007年间中国的合资公司作为初始样本，主要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2004年外商投资数据以及工业企业数据库。外商投资数据包含了合资公司的股权结构以及公司成立时的外商投资信息，这让本文可以得到合资公司的母国信息。文章最主要的解释变量——国有股份占比——来源于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库统计了企业的股权结构等信息。文章使用的主要财务数据均来源于国家工业企业数据库。
本文所用的文化特征变量来自于Schwartz(1994，1999，2004)的研究成果。基于跨国数据，Schwartz(1994，1999，2004)编制了“Schwartz价值观量表”，描述了3组社会文化维度指标，这3组社会文化维度在组内是对立的：和谐观念与精英观念、阶层观念与平等观念、保守观念与自由观念。本文关注的是前两组文化维度：和谐观念与精英观念，阶层观念与平等观念。同样的数据也已经被运用于合资企业的研究，如赵龙凯、岳衡和矫堃(2014)。
我们使用由樊纲等(2011)编制的2011版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作为对地区市场化程度的衡量。市场化指数越高，表明该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这些指数也已经被广泛地用来衡量国内各地区的经济环境条件，比如Li等(2009)。为了防止数据数值大小对于结果的影响，本文对该指数进行标准化处理。
本文首先去除掉港澳台资本的样本，在原始数据库中约有50％的样本来自于香港投资者，但由于实际中很多跨国企业会首先选择在香港成立公司后再以FDI身份投资内地企业，也有一部分内地企业为了以“外商投资者”身份得到政府部门的优惠政策，选择经过各种途径在香港成立公司再投资内地企业。同样的情况也经常发生在澳门和台湾地区，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剔除掉这部分港澳台资本。之后本文按照如下标准对样本进行筛选：(1)由于中国政府会要求跨国企业在某些重要行业中必须选择一个合资方或者直接要求跨国企业选择国营企业作为合资方，而实际上这种选择可能不是跨国企业理想的决策结果，因此本文剔除行业中没有任何全外资企业的行业；(2)剔除外商资本少于20％的公司；(3)由于本文研究的是选择国营企业还是非国营企业作为合资方的问题，因此本文剔除掉外资占比100％的公司。出于研究目的考虑，剩下的样本需要有可识别的外商投资者，以便于本文能够利用母国信息研究其文化价值对合资方选择的影响。在扣除资产、负债以及销售收入为负的样本和主要变量缺失的观测值之后，本文最终剩下来自于37个国家和地区的7221家样本企业，共计21877个样本观测值。为了减弱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主要的财务数据分别进行1％和99％的双边异常值处理。
(二)模型构建与相关变量定义
1.文化特征影响跨国企业选择合资方行为的计量模型
本文主要借鉴Mjoen和Tallman(1997)、Zhang等(2007)等研究建立如下回归模型来检验文化价值是否可以影响跨国企业选择国有资本作为合资方的决定：
其中，主要被解释变量State Percentage用于衡量跨国企业对于选择国有资本作为合资方的偏好，等于国有资本除以当地资本的总和。State Percentage是一个连续性变量，State Percentage越高，表明跨国企业越倾向于与政府合作。如果合资公司中没有国有资本，则State Percentage等于0；如果合资公司中只有国有资本作为当地资本的唯一选择，则State Percentage等于1。由于指标的定义区间在0到1之间，在本文的稳健性检验中，本文采用logit回归来分析本文研究结果。
正如前文讨论过的，本文在Schwartz(1994，1999，2004)的基础上检验文化价值的两个维度对合资方选择的影响——和谐主义和等级主义。在模型中本文分别用Harmony和Hierarchy来表示这两个变量，Harmony值越高，和谐主义越强，Hierarchy值越高，等级主义越强。这些文化价值指标很早就已经被运用于各类学术研究中，比如Chui等(2002)。MarketIndex是表示市场化指数的哑变量，如果在特定的某一年某地区的市场化指数大于等于当年各地区市场化指数的中位数，则MarkerIndex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在模型中，主要的控制变量包括外资控制权(Foreign control)、出口市场聚焦程度(Export market focus)和国营份额(State market share)。本文使用虚拟变量(Foreign control)来衡量跨国企业对合资公司是否具有控制权。如果外商资本占比超过50％，则Foreign control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为0。Export market focus用来衡量该合资公司出口聚焦的程度，等于该合资公司出口销售收入除以总的销售收入(Pan & Chi，1999)。Export market focus越大，表示该企业越倾向于出口型企业，Export market focus越小则表示该企业越倾向于当地市场。State market share等于行业中国有企业的年销售收入总和除以行业总的年销售收入，用于衡量国有部门在行业中的重要程度。
在本文的模型中，还加入了跨国企业的研究中一般需要加入的控制变量。我们用Firm Size表示合资公司的规模，用当年总资产取对数来衡量，因为企业规模越大，政府可能更倾向于对企业使用外资情况进行干预；Log(age)表示合资公司的年龄取对数，用当年与企业成立的年份的差额来表示，加入年份变量是因为在中国经济开放的早期，政府对外商资本的限制与管制更多；我们将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按照行业取平均值得到行业的盈利能力(Industry profitability)。除此之外，本文也加入了一些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根据Porta等(1998)，法律规则是一个国家监管力量是否有效率的衡量，因此本文用rule_law变量来控制国家间的法律环境的差别，同时本文用lgdp_pc来表示每单位资本的GDP取对数，用以衡量跨国企业母国的经济发达程度。
2.正确选择国企作为合资方对于合资公司业绩的影响检验模型
为进一步检验文化价值对于合资方选择的影响是否准确，本文将上一步回归模型中得到的残差提取出来建立如下模型做进一步验证：
本文使用企业的盈利能力(Roa)来衡量公司业绩表现。我们首先选取了企业当期的Roa来检验偏离均衡国企比例是否会对企业的业绩产生影响。同时，合资伙伴的选择一般属于公司战略层面的选择，如果跨国公司的确从战略层面上对合资伙伴做了全面的考量，也就意味着合资伙伴的选择结果可能会影响到公司未来长期的业绩表现。因此，我们也采用企业未来2～4年的平均盈利能力(2Y Roa，3Y Roa，4Y Roa)作为被解释变量。
Stateper Deviation表示在第一步State Percentage决策模型中得到的残差绝对值，同时我们用变量Predicted Stateper来表示模型的拟合值。本文假设跨国企业在选择国企作为合资方时会综合考虑上面模型中所有的国家层面、市场层面、行业层面以及公司层面的各种因素，则回归模型得到的残差可以用来衡量对最优国有资本比例的偏离程度。模型控制了公司的控制权、规模、年龄以及杠杆水平等因素，并且加入行业固定效应。为了尽量避免企业本身的盈利程度不同导致的对国有资本的更加偏好这一内生性问题，我们用初始资产回报率(Initial Profitability)来控制合资企业初始盈利能力的不同。资产回报率定义为息税前利润EBIT除以总资产(Park et al.，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