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1列示了7221家样本企业的出资国分布情况以及按照国别进行分组统计的各统计量的均值，这7221家合资公司来自于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在样本中由日本作为出资国的合资公司数量最多，有2253家合资公司的外资资本来自于日本。其次为美国，有1782家。合资公司中外资资本占比的平均值约为50％，说明外商资本在合资公司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外商控制权指标的平均值为0.42，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绝大部分合资公司的控制权由当地合资方掌握，因此选择最优的合资方对跨国企业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合资公司在选择当地合资方时，国有资本的比重平均为0.14，并且从表1中可以看出不同国家的选择差异很大。以色列和挪威作为出资国的合资公司国有资本的平均比重分别为64％和46％，日本平均达到了14％。但是由美国出资的合资公司中，国有资本占本地资本的比重平均只有11％，还有部分国家(比如墨西哥和智利)的跨国企业选择国有资本的比重为0，说明这些国家的跨国企业在中国选择合资伙伴时并没有选择国有资本。所有的这些证据都显示跨国企业在是否选择合资方时，对国有资本的偏好会因为母国的国别不同而不同，这也为本文检验文化价值在其中的影响作用提供了研究基础。
表2给出了本文所用到的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及其显著性程度。从表2可以看出，本文所列示的绝大多数变量都与本文要研究的国有资本比重有很显著的相关关系。文化价值中的层级制度特征与国有资本比重并没有看出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和谐观念与国有资本比重却表现出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和谐观念观越高的国家可能越偏好于选择国有资本作为合资方。
(二)文化价值对合资方选择的影响分析
本节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考察文化价值对合资方选择行为的影响。本文以2002～2007年间统计的7221家合资公司的21877个观测值作为样本，对模型(1)进行了估计，结果列于表3。考虑到在中国各个行业对于国有资本的比重不同，并且对外商资本的限制也不一样，本文对所有回归模型都加入行业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同时本文也考虑到来自于相同母国的合资公司可能更容易表现出同样的特征，组间相关性比较强，因此本文在参数估计中也将组内效应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在所有模型中按照母国进行Cluster聚类分析调整标准误来解决由此造成的残差不独立问题，从而得到更加稳健的结果。
表3第(1)～(2)列回归只加入公司层面、行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对国有资本比例进行回归，结果表明跨国企业对于国有资本的偏好与公司的规模、年龄显著地正相关，企业规模越大，成立时间越久，跨国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国有资本作为合资方。外资控制权变量(Foreign control)的系数在0.07左右，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当外资拥有对合资公司的控制权时，更偏好于国有资本，这与Zhang等(2007)、Li等(2009)的结论一致，通常认为当跨国企业对合资公司的控制权越强，越容易降低当地合资方的负面影响。出口市场聚焦程度(Export market focus)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出口型的合资公司相对于以内地市场为主要战略的合资公司更偏好于非国有资本，这一类企业通常定位于在东道国寻找更低的人力成本并且不需要对当地市场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因此对国有资本的偏好相对于聚焦当地市场的企业并不强烈(Pan & Chi，1999；Luo & Park，2001)。
第(3)列回归考察文化价值对于跨国企业选择国有资本作为合资方行为的影响。回归中加入了市场化程度(MarketIndex)这一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MarketIndex)与国有资本比例表现出很强的负相关关系。这也符合Ramamurti(2003)的观点，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政府对经济体系中资源配置的干预程度越低，非国有企业越容易受到与国企一样的公平待遇，因此国企也就相对地失去了比较优势，在这些地区的跨国企业更偏好于选择非国有资本作为合资方。
对文化价值的回归结果显示和谐主义高的国家对国有资本的偏好更强烈，在所有回归模型中Harmony与State Percentage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平均来看，Harmony增加1个单位能使国有资本的比例提高2％。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和谐主义越强的国家的企业，对东道国的体制环境拥有着更好的适应能力，也更能适应国企的体制环境，这样大大降低了选择国有资本的相对劣势，所以会更偏好于选择与国有资本合作。然而，回归结果无法表明等级主义对国有资本具有偏好，第(3)列中等级主义(Hierarchy)系数并不显著。总而言之，回归结果表明出资国文化特征中的和谐主义会增加选择国有合资伙伴的概率，而等级主义则对合资伙伴选择没有影响，假设1得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