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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最后，采用多层线性模型(HLM模型)来解决同一东道国导致的组内相关问题。本文前面的回归模型涉及国家层面和公司层面两个层次的变量，并且公司层面的数据嵌套在国家层面的数据之中，对于这种数据结构传统的回归模型一般假设来自于同一东道国的不同合资企业样本是相互独立的，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使用HLM模型来检验东道国的文化特征对国有合资伙伴选择的影响。我们在前面国有资本选择模型(列(2))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在两层次都加入了自变量的多层线性回归模型，由于在前文回归中国家层面的其他变量并没不显著，为了减少参数估计个数，我们只考察国家层面(第二层面)的Harmony变量对State Percentage的影响。我们根据此模型得到回归结果(表10)，为了节省篇幅空间，我们只报告与Harmony相关的回归结果。
从表10可以发现，HLM模型中，常数项下Harmony系数显著为正，和谐主义更高的东道国的跨国公司的确会更倾向于选择国有资本作为合资伙伴。同时，和谐主义与市场化程度(Marketindex)的交叉项仍然显著为负(系数为-0.05)，这与本文假设2一致。和谐主义对国有伙伴选择的影响会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增强而减弱。表10的结果表明，在考虑了嵌套的数据结构导致的残差组内相关等问题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六、结论
本文研究分析了出资国文化特征对合资伙伴选择的影响。以注册资本中国有资本所占比例来衡量跨国企业在中国选择合资伙伴时对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的权衡结果。我们发现出资国文化特征中的和谐主义与选择国有合资伙伴呈负相关关系，来自于和谐主义更高的国家的跨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国有资本作为合资方，而和谐主义更低的国家的跨国企业则更倾向于选择非国有资本。而出资国文化特征中的等级主义对合资伙伴的选择没有显著性的影响。
出资国文化特征对合资伙伴选择的影响受到地区市场化程度的负向影响，当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较高时，文化特征对合资伙伴选择的作用减弱。这是因为如果当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较高，资源更可能自由有效的得到配置，政府扮演的角色将会降低，企业能得到更公平的待遇。跨国公司大多都来源于发达国家或地区，它们更熟悉和适应按照市场规律自主运行、配置资源的模式。相对于市场化程度更低的地区，跨国公司适应国有资本经营环境的难度更低，因此会弱化文化背景的影响。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有资本水平对考虑了文化特征的决策模型拟合的最优值的偏离会降低合资企业未来的业绩表现。这也证实了合资伙伴的选择是跨国公司基于一系列包括公司的特征、机构环境以及国家文化等特征的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是公司的内生性选择。
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跨国公司在中国选择当地合资伙伴时，除了需要考虑公司层面、行业层面的相关因素以外，也不能忽视机构特征和国家文化特征在其中的影响。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在面临选择国有资本合资还是非国有资本合资时，会有不同的选择。特别是在我国，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是两类互有特点、不同文化的经济部门，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时，不可避免地需要面临国企还是非国企的选择，此时文化特征就是一个需要考虑到的很重要的因素。与此同时，我国的企业要能更好地“走出去”，也需要结合当地的市场机制特征并充分地考虑不同国家间的文化特征差异，选择一个合适的本地合资伙伴对于企业未来的经营发展至关重要。
注释：
①统计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②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2015年1～12月全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6575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262.7亿美元。
③本文也使用第(5)列回归模型得到的残差，结果与此一致。
④本文所有回归表中涉及的Control行都是指和文章的主检验放入了一样的控制变量，鉴于篇幅原因，在表中没有一一列示，但所有回归结果留存备索。
⑤本文也直接用StatePer_Dev进行分组回归，在过多选择国资组回归结果仍然一样显著为负，但是由于共线性原因，过少选择国资组结果不显著。我们认为这并不影响本文结论。
⑥鉴于文章篇幅原因，本文未予报告完整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所有稳健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原文刊于《管理世界》(京)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