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中产业政策的国际借鉴与调整

    二、国际范围内产业政策的争论与主张
    供给侧改革，说到底是对供给进行产业政策的改革。只有推行积极稳妥有效的产业政策，才能消除供给过剩和供给不足两个极端。2016年8月，我国两位著名经济学者林毅夫与张维迎对产业政策的争论，引发了社会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由此可见，通过何种方式充分发挥政府产业政策的能动优势，通过协调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斧正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一直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4]。
    (一)各学派对产业政策的争论
    自产业政策提出以后，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对其给予了广泛而深入的关注。当然，对政府是否该推行产业政策、推行何种政策社会各界一直争论不休，从属于不同学派的学者对产业政策的合理性与有效性都各执一词。比如，在亚当·斯密看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不过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但是，在凯恩斯学派眼中，任何市场都是不完全的，都是有缺陷的，其中蕴含着多方面的不足，任何试图单纯依靠市场实现经济自主、有效运行的做法都是荒唐的，缺少了政策的干预，任何产业乃至市场都将“沦陷”并处在无序状态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在有关产业政策的研究中，无论被划成何种学派，主流经济学都承认市场失灵的存在，这一“事实”就成了产业政策拥护者的“有力武器”，但产业政策的出现能否有效解决“市场失灵”却受到很多实证研究的质疑，其中最为直接的挑战源自Beason和Weinstein(2016)的研究。他们通过大量实证研究证明了缺少了产业政策的市场依旧能够对“犯下的错误”“自动修复”。他们认为，任何政府都是“不完全政府”，在产业发展问题上都缺乏足够的信息与能力，加之对权力监督和控制的有限性，寻租与腐败势必会削弱产业政策的有效性。Naud(2014)通过对大量案例的研究发现，并无经验表明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一定有效，尤其随着技术进步与全球化的推进，会对产业政策效果的发挥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使之难以充分发挥有利潜力。Block等(2015)对产业政策合理性质疑和反对态度也是十分强烈的。在他们看来，任何政策都不是最好的政策。
    不可否认的是，在众多市场主会主义者质疑产业政策有效性的过程中，大量产业政策支持者们却对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寄予厚望。在后者看来，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虽然存在值得质疑的问题，但仅仅表现为“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Criscuolo等(2015)就认为产业政策和产业成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比如，在政策上对产业进行一定程度的投资补贴，就会产生正的成本效益。Aghion等(2014)通过研究发现，一旦政府制定了“竞争友好型”的产业政策，就会对产业成长与效率的提升产生积极作用。Johnson(2012)认为，产业层面的自由竞争理论的现实性不足，任何产业政策的出发点均非出自自由竞争的愿望，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会出于维护民族主义而采取有利于产业发展的态度。
    在世界范围内产业政策广泛存在，这是不争的事实。针对产业政策制定与实施的问题，国内学者大多主张以“功能性产业政策”为主，建议政府提供更多具有公共性质的“软政策”，以对供给侧进行渐进式改革。张泽一(2015)认为，我国产业政策的转型是必然的，唯有如此才能弥补“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诸多缺陷。王安琪(2014)指出，越来越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支持功能性产业政策的推行大有裨益，不但能够对创新、人才、机制等软环境予以定向干预，还会兼顾市场机制的自由运行。张鹏飞与徐朝阳(2014)在对以往产业政策研究争论进行回顾之后认为，产业政策需要将注意力集中至人力资源、产权保护与公平竞争等领域，这些应当是产业政策调整和扶持的重点。
    (二)有代表性的观点与主张[5]
    1.约什·勒讷与丹尼·罗德里格。在约什·勒讷看来，政府扮演着特殊角色，这一角色为产业政策的失灵埋下了伏笔。首先，他将政府视作“风险投资商”，政府的产业政策便是一种“风险投资行为”。他做出了这样的假设：政府行为的最终目的在于追求投资效益最大化；企业家精神只在新兴行业中存续，政府是催生新兴行业外部效应的催化剂。此外，勒讷对于产业政策的核心观点主要体现为：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干预行为存在明显不足，不但产生了错误的产业引导方向，还会因政府的寻租行为而让产业政策方向发生偏移[6]。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由于政府官员缺少企业家所具备的对市场机会的敏感性与目的性导向。在现实世界中，成功的、能够借助产业政策发展起来的企业家数量十分有限，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取得了较好的干预效果，只是因为“恰好”聚焦到了少数成功企业家身上。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对产业投资的预期并不科学——政府并不关注潜在成功企业的投资回报；相反，将规避投资风险视作推行产业政策的最终目的，而结果是很多政府投资项目在极短时间内就宣告失败。反方代表丹尼·罗德里格认为，政府对产业发展(尤其是新兴产业)进行适度干预能够起到无法替代的关键作用。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政策失灵和市场失灵都有可能出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法避免的。同时，罗德里格还通过大量实例给出了产业政策的存在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证据。他强调，无论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这样的例子并不难寻，即便是精心选择的产业政策，其投资行为也可能难以产生实效；但更不能否认的是，产业政策发挥积极作用的现象同样是十分普遍的。他还列举了美国硅谷、韩国浦项钢铁、阿联酋迪拜杰贝阿里港、智利三文鱼产业、巴西航空产业以及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电子产业等作为例证。
    2.林毅夫与张夏准。与勒讷和罗德里格之间的争论不同，林毅夫与张夏准之间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互相质疑方面，而最终目的在于帮助彼此构建和完善产业政策的主张和相关理论。在林毅夫看来，产业政策的谋篇布局需要从本国的比较优势出发。他指出，在最近的几十年中，东亚国家之所以表现出震惊世界的生产率和生活标准的持续增长，与其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直接相关，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他发展中国家虽然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却依然深受经济停滞的困扰[7]。同时，林毅夫还对市场失灵的原因进行了重新论证，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滞后于发达国家不仅体现在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层面，还与其人力资本结构、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以及社会制度的有效性存在一定关联。当产业中的企业或者相关社会组织难以促进教育、金融、法律和基础设施的进步，无法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使经济转型得以实现，就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完成生产要素的协同配置。而这势必加重政府负担，削减资源配置效率，从市场失灵扩展到了对立面——政府失灵。在张夏准看来，国家功能的发挥在于促进现有比较优势可以发挥更多效用，以促进与鼓励新兴产业和新兴部门的兴起。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在产业升级改造的过程中，不应只依靠本国现有的资源禀赋，而是要“挑战”本国的比较优势，甚至要将比较劣势转化成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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