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主体行为的经济学范式承诺——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思考

    经济学总是倾向于假定其研究对象是在抽象的“通常”条件下发生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一般以“假定其他条件不变”这样的表述来假设其经济活动空间性质，其含义实际上是“假定所有条件相同”。也就是说，经济学只研究基于一定范式承诺的假设条件下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而不涉及“其他条件”发生变化时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所以，经济学的假设条件所框定的研究空间可以是高度一元性的，即假定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任何国家中，人的行为和经济关系至少在抽象逻辑上是同质的，即人性相同。按照这样的范式承诺，经济学把关于经济主体及其行为的差异性的研究都推给了其他学科（例如社会学、管理学等），而自居于想象中的“纯粹”乌托邦世界之中。因此，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各学科中唯一可以演绎逻辑方法，从对“原子”或“细胞”的同质性假设出发，而推演出整个理论体系的学科。她很精美、严谨，但是距离现实很遥远，尽管她要研究的经济活动是人类最世俗、最现实的行为。但是，世界上是不存在“其他条件不变”或“所有条件相同”的经济活动空间的。“其他条件”总是变化的，各种社会条件总是可能非常不同的，所以，就其使命而言，经济学是不能满足于抽象的假设—推导范式承诺，而是必须面对现实的。而且，正是在某些非常特殊的条件（即“其他条件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形”）下，才有可能发现某些具有本质意义的规律，可以弥补高度形式化和抽象化的经济学之不足，丰富经济学的内容，使经济学更具科学价值和现实性。2019—2020年之交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时期就是一个难得的观察窗口，可以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实验条件”样本，以其极端条件下的表现，揭示某些内在规律。  
    一 经济学如何假设其自然主体——人的行为  
    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关于自然人的行为假定是经济学的底层逻辑基础和学术范式承诺的前提。众所周知，当假定市场经济条件，并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时，主流经济学假定人的行为具有“经济人”性质，有些经济学家尽管承认这一假定并不科学，但为了逻辑推导的简洁方便，也权且认可从经济人假定出发来进行理论分析（推导），即承认经济人假定具有经济学意义的学术基石性质。  
    经济人假定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认为，“我们在理解社会现象时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只有通过对那些作用于其他人并且由其他预期行为所引导的个人活动的理解来理解社会现象。”也就是说，社会现象归根结底是由单个个人的行为所决定的。而且认为或者相信，“那些伟大的个人主义作家所关心的主要事情，实际上是要找到一套制度，从而使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其普通行为的动机，尽可能地为满足所有他人的需要贡献力量。”通俗地说就是：个人主义相信人类可以建立一个人人都按“主观为自己，客观利他人（社会）”的行为方式进行活动的经济制度，这就是市场经济，而且相信这样的制度是可以达到“均衡”和“最优”的。  
    那么，单个个人的“为自己”行为有什么性质呢？经济学家们有各种表述：人总是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有回报的事”“自己愿意和喜欢的事”“有既定目标的事”等。所有这些表述的含义大同小异，都集中于两个最基本的要义：一是自私，二是理性。  
    关于经济人的自私性和理性，经济学家们有许多争论，因为在现实中人和人及其行为的差异性是很大的，相信每一个经济学家都会承认“每一片树叶都不相同”，即对于如何“为自己”，人与人是各不一样的。那么，在经济学研究的抽象过程中，如何假定（即抽象）人的行为呢？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说：“个人主义者的论断的真正基础是，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知道谁知道的最清楚；并且我们能够找到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一个社会过程使得每个人在其中都能够尝试和发现能够做的事情。”按照这一说法，个人的行为并不是自己独立自主决定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过程（社会条件）下才知道如何行动和作为。换句话说，并非人人都是由抽象人性所决定的具有自由、自主能力的“自私自利”经济行为主体。  
    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的一个常被引用的著名论断则表达得更为清晰，他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按照这样的深刻理解，在经济学中，还能假定人能够知道做什么事对自己最有利，或能够得到所预期的最大回报吗？  
    为了回避这个会引起极大分歧的难题，排除关于这一问题的高度复杂性，避免陷入无止境的哲学争辩，经济学不得不走一捷径，即进行“抽象”和“简化”，把自私和理性假定为只是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而关于经济利益，最先是简化为“物质财富”。但“经济利益”或“物质财富”还是过于复杂，难以计量。于是，经济学进一步将其简化为交易关系中发生的易于计量的“流量”，即“产出”“支出”或“收入”。而且，还要能够用货币单位来计量，因而将其定义为市场交易过程中所发生的货币易手量。这样，经济活动的行为目标就被经济学抽象简化到了十分狭窄的范围之内。因而，经济人就被假定为几乎是如同“守财奴”那样的重商主义者，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和积累货币量为其经济行为的唯一目标和动机。  
    很显然，这样的行为目标假定是严重脱离现实的，甚至是很荒唐的（按此方式计算，庞大的俄罗斯国家，其“经济规模”居然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大省），但这确实是经济学所依赖的工具理性逻辑基础，否则，经济学就无法“计算”了，而如果无法计算，那还算什么经济学呢？当完全不考虑“其他条件”和复杂“社会过程”时，这样的假设—推理范式勉强可以接受，权且作为“模型”。但是，一旦进入现实条件和具体的社会过程中，情况就大为不同了。例如，经济学假定人人都是人性相同的利益最大化追求者，但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条件下，尽管受感染人群数相对于全国人口来说是一个极低的比例，死亡人数也远远低于汽车车祸或饮酒致死人数，但却极大地影响了人的行为表现：一些人自动居家隔离，一些人如医护人员高强度投入工作，一些人如参加武汉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以及多所方舱医院的抢建工程……人的行为差异发生显著的系统性变化，完全偏离“经济人”的假设行为方式。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当然是一个极端场景，并非常态，但却可以揭示不同域境条件下人的行为差异，尽管有些夸张和“扭曲”，但却可以更具显示性地表明：人的行为特征并非经济学“微观”范式承诺所假定的那样“理性”而同质，而是具有显著的“域观”特征，即不同域境（即在具体的现实条件和社会过程）中的人群行为是不同的。经济学必须在域观范式承诺下，才能把握人的行为，即使是按“目标—手段”的构架来描述和刻画不同域境中的个人行为，也不能拘泥于抽象的经济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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