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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按照这样的范式承诺，那么，就必须承认，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运行方式（或模式）的一元化假设也是不可取的。按照那样的一元化假设，既然人的行为方式具有同质性，那么，经济运行方式也合乎逻辑地具有相同性（一元性）。而如前所述，实际情况是，既然人群行为具有域观特性，那么，不同现实条件和社会过程中的经济运行状态也必然具有域观性。现实经济的这一域观性质，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企业用工所面临的劳动力状况如下图所示：
注：L0：全社会可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人口；A0：未接触病毒者；A1：接触病毒者；A2：有抵抗力者；B0：缺乏抵抗力者；B1：轻症者；B2：重症者；A3：轻症自愈者；A4：重症治愈者；S：死亡者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图中，全社会可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人口L0，在新冠病毒传播下，分为未接触病毒者A0和接触病毒者A1 ，即L0=A0+A1；接触病毒者A1区分为有抵抗力（而未病）者A2和缺乏抵抗力（而得病）者B0 ，即A1=A2+B0；缺乏抵抗力（而得病）者B0区分为轻症者B1和重症者B2，即B0=B1+B2；轻症者B1成为自愈者A3 ；重症者B2的治疗结果或治愈成为治愈者A4或医治无效成为死亡者S，即B2=A4 +S。
中国劳动力人口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健康结构从L0=A0+A1，变为：
L0=A0+A2+B0；
然后，一些抵抗力较弱者得病，健康结构变为：
L0=A0+A2+B1+B2；
经过自愈和治愈过程，健康结构最终将变为：
L0=A0+A2+A3+A4+S。
从以上公式中可以看到，在疫情冲击下，同劳动总人口相比，得病者B0，特别是难以治疗的重症者B2，数量是相对很小的人口，而劳动人口中的各类A人员均为健康劳动人口。疫情中最后因病死亡者S更是只有数千人（报告的死亡人数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非劳动人口），远远少于全国每年十多万的汽车车祸死亡人数、数十万艾滋病死亡人数和心血管病死亡人数。但是，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劳动力域观状况的改变却是非常大的，即劳动力供给行为发生了很大改变，绝非简单的统计数字所显示的那样似乎微不足道。可以说，企业用工行为突然进入了一个具有极大域观特征的劳动力人口域境中，其社会环境发生了极大改变。
这虽然是一个特殊时期的极端状况，但它揭示了一个客观规律：企业所面临的劳动力人口状况，是具有很强域观特征的。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病毒感染所导致的劳动力人口状况的域观特征以极端形式凸显出来。其实，其他因素，特别是劳动力人口的价值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域观特征，也是影响企业用工和不同域境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例如，企业在“一带一路”各国进行投资生产，所处的劳动力人口域观特征是有很大差异的。在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下的经济人假设中，这一域观特质是被忽视或“抽象掉”的，但在经济现实中，特别是在社会文化和制度条件非常不同的各个国家，劳动力人口的域观特征对社会生产活动的影响是非常广泛、深刻和持久的。在通常的经济学研究中，我们较难对此进行学术刻画，而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劳动力人口的群体特性对生产活动的极大影响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使我们能够如同是在一个高倍放大镜下观察劳动力人口的域观特征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经济学关于“经济活动空间”的范式承诺转变，在劳动力人口条件的域观特征刻画上，具有基本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即必须认识到，在不同的域境条件下，劳动力的供给—需求关系是非常不同的。将劳动力人口状况作为体现经济活动空间特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学研究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