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三 社会及国家经济主体的经济参与和干预
传统的主流经济学以其“科学性”自诩，自认为服从科学方法是其学术追求。英国学者彼得·罗素说，“我们所有的科学范式都是基于一种假设：这个物质世界就是现实世界，空间、时间、物质和能量是组成这个现实世界的基本元素。”在主流经济学的“科学性”范式承诺下，经济活动或生产过程被设想为一个“生产函数”，其自变量即“基本元素”生产要素为：劳动、资本（土地）和技术。但是，经济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是社会性的，所以，经济科学属于社会科学，她不应刻意排除社会性因素，包括其中对人的行为具有极大影响的精神性因素，而貌似“科学”地显示其“客观”性。或者，更彻底地说，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本身就具有主观性和精神性，是有意识、有观念、有态度的人和人群的社会性活动。既然如此，那么，经济学理应关注和研究：社会文化是否会成为决定经济系统的域质特性的主体性因素？这种主体性因素会不会导致经济主体的域质域态的系统性差异，形成具有稳固特性的“域群”“域类”，以至民族（国民）经济的域观特性？在具有不同的域观特征的经济体（经济系统）中，经济活动和组织发生，以及经济秩序的治理方式是否会有不同性质和特征表现？
经济主体的社会性首先表现为家庭，经济学假定的微观经济主体是自然人，而现实社会中经济原子或细胞实际上是家庭，而家庭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条件下（不同国家中）是各具特质的。有学者指出：“家庭在中国社会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中国社会的细胞，社会的其他部分基本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中国广大民众参与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参与竞争、参加劳动、节俭勤奋，背后的一个巨大动力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家庭’：父母累死累活、辛勤劳动、省吃俭用，为的是让子女有更好的经济和生活条件，让家庭成员能够享受更好的生活品质。”家庭是各种经济活动人群的供应者，也是其行为的影响者。
除了家庭之外，社会性经济主体还包括各类社会组织，以及由各种社会关系所组成的社会性网络。特别是在电子媒体和通信联系网络（例如微信、微博、朋友圈等）高度发达的条件下，社会性经济主体的作用会日益增强。而社会性网络系统中“人”的主观性、精神性非常强，而绝不是经济学所假设的那种经济人行为。
经济社会中的一个强大主体是国家，经济学中称之为“政府”。在传统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中，“国家”或“政府”的角色行为是被高度精炼的。国家或政府的责任是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管制垄断行为，提供市场难以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以“熨平”经济波动。按照这样的范式承诺，市场经济是有一个“最优”的市场—政府关系的，一般认为那应是一个“大市场、小政府”体制和社会经济运行机制。
但是，纵观世界各国，什么是“最优”的市场—政府关系呢？即使是经济发达国家，美国、欧洲各国、澳洲国家、东亚日本等，其体制机制也都有各自特质，难以一律。更不用说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更不可能有什么“最优”的体制机制，尽管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每一个国家的经济主体中都包括有国家经济主体的参与和干预，但是各自的具体表现不同，即均有其显著的域观特征。
关于经济体制（制度）的形成经济学家们有两种影响深广的理论主张，一种叫建构主义理性，起源于勒内·笛卡尔，即认为，“所有有价值的社会制度，是而且应该是由人类理性自觉的演绎过程创造的。”也就是说，有效的社会制度是人类（通过某些英明人物的主张）按照符合理性和逻辑的理念而构想和建立起来的，可以叫做：遵从理性为最优。另一种叫生态理性，认为，“如果个人、市场、机制或其他由个体集合形成的社会系统能够适应环境结构，那么这便是生态理性。”也就是说，有效的社会制度是许多人实践过程的集合性结果，它的理性体现为能够较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可以叫做：有效适应为理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农·L.史密斯说，“我们采用建构主义的思想来构建模型，正式或非正式地模拟人类的理性是决策、发明或设计社会制度，同时应用生态理性的思想来研究适应性的人类决策和在自然社会体系中的群体发现过程。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两者不一定相互排斥、对立或不协调的；我们可以运用理性来研究和模拟人类文明中自然产生的规则，来评估此类规则的智慧和功能。此外，个体和群体生产产品、孕育思想、制定政策，但这些是否传承或复制，还有待选择和过滤的力量，这些都远非发起者所能控制……一个构建主义计划越早经受生态过程的选择，人类就越知道其是否能够幸存下来。”
按照这样的思维，人类各种有效社会制度，并不是凭借“合理”理性就能构想和建立起来的，而必须在实践中不断“试错”，试错过程中，理性的判断当然发挥一定的重要作用，但最终的制度选择，取决于社会生态过程的取舍（适者为用）。因此，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显然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也不会有什么一致的“最优”制度，而必然是一个多元化的和多样性的丰富世界。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正常的经济秩序产生极大的冲击。单凭理性构想，不可能形成一个“最优”应对制度。对武汉这个一千多万人口的城市进行“封城”，是史无前例的，对于世界大多数国家来说，这甚至是无法想象的。随着疫情的发展，实施全国性的流动控制和隔离措施，更是其他国家不可思议的。但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疫情的传播即使导致很小比例的感染、致病和死亡，其绝对人数也是非常巨大而难以承受的。在这样的特殊域境条件下，中国必须采取适应中国国情的断然措施，这也可以说是生态理性的选择。
当然，中国的社会生态具有其他国家所罕见的域观特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强大社会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也是中国有可能采取极为非常的措施和政策安排来应对疫情的必备条件。因此，中国共产党这一“中国事实”条件下的中国措施和中国应急方式，其他国家恐怕是难以模仿的。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独特的域观特征。这再次表明，传统经济学的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即“其他条件相同”的思维范式是不现实的。“其他条件”总是变化的，各国的“其他条件”总是不同的，所以，各国的经济制度和政策安排是没有唯一的“最优”模式的。有效适应就是理性选择。
可见，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安排，都是在社会过程中不断演进的，没有“最优”模式，只有不断适应和调整。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国体制的独特优势显著体现出来，其不足和缺陷也突出地暴露出来。这些优势和不足缺陷，不仅存在于医疗卫生领域，而且在社会经济的各领域都存在着。所以，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全方位的社会“体检”，以极端的甚至是破环性的方式，检测中国制度环境的健康状况。各类经济主体、社会性经济主体和国家经济主体，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的表现，可以将平常时期未能显现的问题凸显出来。
各类经济主体，包括社会性组织和国家组织，在全国的制度体系中各有其功能及分工定位，从各自的方位参与或干预经济活动。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由于各种问题在极端情形下的暴露，可以为制度调整和改革提供更有说服力的案例支持，并大大扩展视野和增强思考深度。如前所述，各类社会性经济主体及国家经济主体，在社会经济过程中的作用不仅体现为“物质”性和“能量”性，而且具有非常特殊的精神性和信息性功能。尤其是政府组织，对于各种经济和社会流量，包括信息传播都具有管控能力和职责。因此，在形成有效的社会制度中，如何疏导和管控各种经济和社会流量，特别是信息化社会中的信息流量，成为疫情时期所提出的一个突出问题。在一次大疫情中产生一些即使是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可以留下疑题，激发思考和探索，这也是一种历史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