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进一步的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全民抗疫,将会是一个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和全民记忆,它的影响将非常深远。从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以往那种微观—宏观范式承诺已经不适应对现实经济以及经济制度的研究,难以解释人类所面临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所理解和描述的经济世界是一元化的、规则单调的,而将各种复杂现象都视之为“异常”“偶然”或“不合理”而排除于研究对象之外,美其名曰“理论抽象”。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和范式承诺,中国所发生以至长期存在的现象都被认为是违背常态的,并断定必须除之才可入正常体制之主流。
而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所发生的各种事情却告诉人们,世界可能会如此不同,尽管这是一个特殊时期,各种现象会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却可以显示经济体的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它们可能是非常不同的,如果仅按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来观察它们,必然会是不得要领的。由于经济体具有各自的性质和特征,所以,经济世界不是微观经济学所假设的同质性“微观”主体的匀质经济空间,而是各类异质性经济主体所构成的非匀质性经济世界,笔者称之为域观空间。由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所设想的那种抽象的新古典经济世界在现实中是永远没有的,现实世界中的经济体系都是“特殊”的,有“特色”的,所谓的“正常”时期其实都是由各种“特殊”时期所组成的。新中国70年,再追溯到中国近现代历史的100年来,有哪些年份可以算是“正常”时期,哪些年份算是“特殊”时期呢?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当然可以算是特殊时期,但却可以十分突出地表现出中国制度的“正常”性质。在这一时期,世界看到一个如此与众不同的中国,不是与中国自己不同,而是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而她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恰恰是最具“中国”域观性质的表现,不是中国的“异常”表现,而恰恰是她的制度性质所展现出的最“正常”的表现,是她的“特色”。她抵御病毒感染的能力无与伦比,采取的措施极具“中国特色”。能如此有力地应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那么,能认为这样的制度是不合理或不正常的吗?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中国当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但是,哪一种制度下可以绝对不出问题,世界上能有“最优”的构建主义理性体制吗?
我们不能不承认,各种制度都有其长处和短处,而其适应性,即能够较有效地应对本国国情中发生的各种问题,就是在客观上合理的制度,也就是体现了前述学者所说的生态理性的选择。人类只能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永远会有不足和缺陷,有改进的空间,但可以相信,社会进步的步伐永远不会停止。可以说,这是新冠肺炎疫情留给我们的一个非常有益的启示。而且,它对现行制度的优势与缺陷揭示得很充分、很尖锐,可以说,是以疫情的方式,触及我们的“痛点”,促进中国制度改革的前进步伐。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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