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国际领导力问题探析

    3.中国国际领导力发展面临的问题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并对世界的发展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提升中国国际领导力的本质要求和核心问题，是如何提高世界对中国道路的理解程度及其认同度，如何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制度建构等方面的影响力。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国际领导力建设方面，尚面临诸多问题：
    中国特色国际领导力理论发展滞后。中国道路基本模式是创新，涵养先进的国际领导力基础也在于创新，但现实情况距理想水平还有较大差距。马克思主义国际领导力理论研究较薄弱，虽然围绕中国国际关系战略有不少实践成果，但系统的中国特色国际领导力理论尚未形成。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国际战略还需进一步贯通，从而将国际领导力理论和实践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对国际领导力其他相关思想理论的梳理扬弃也不够，故以问题为中心发展中国特色国际领导力理论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
    国际经济领导力方面，中国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制度创新具有深远意义，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进入“新常态”后结构调整压力巨大。很多长期积累的问题需要消解，新增长引擎还在形成过程中。对外经济战略虽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基础尚不牢固。在世界价值链分工上还不够高端，规则制定权和商品定价权等制度性权力不足。影响了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国际领导力。
    国际政治领导力方面，“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依然存在。中国的迅速发展，由于社会制度差异等原因引起某些国家的猜忌恐惧或有意贬低，同时面临守成大国的战略围堵，中国国际领导力的战略空间常常受到不公正的挤压。我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海洋争端被某些域外国家利用，它们将中国维护合法权益的正当行为“描述”成扩张。在国际多边组织的框架和平台上，中国的话语权还不够大，需要加快构建和扩大中国的“朋友圈”。我国军力虽不断壮大，但与军事强国还有较大差距，展示度和威慑力也不够。中国外交风格需要从以柔克刚向刚柔并济转换，积极运用军事力量维护国家利益。
    国际文化领导力方面。中国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积累了独具特色的优秀文化战略资源，但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我们还缺少成熟有效的经验。党的十八大以后，按照“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要求，我们相继提出一系列重要理念：以“梦想”“人类命运共同体”“地区命运共同体”愿景引领国际关系，以“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原则发展对外关系，以“新型大国关系”规范中美关系，以“真、实、亲、诚”提升中非关系，以“亲、诚、惠、容”理念指导周边国家关系。(24)但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掌握着国际舆论话语权，在许多重要场合我们还常常处于“失语”“无语”状态。
    国际制度领导力方面，中国的结构性规则制定权欠缺。我国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中的比重不断扩大，并构建了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论坛等机制，开始向世界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但整体而言，中国在世界制度结构中的地位还不够高。我国虽努力与其他大国建立新型关系，但能否得到对方理解回应并非我方所能决定。若其采取“冷战”思维或“零和”博弈态度，我国则不得不应对。
    中国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的理论储备和实践经验不足。当今世界面临全球治理、民族、宗教、领土争端、环境保护、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及重大自然灾害、疾病、粮食安全等诸多问题，且国际公共产品稀缺。各国在博弈中往往从本位利益出发相互推诿，导致决策和执行效率低下。这时需要领导国供应国际公共产品或组织各国以某种机制共同解决。我国这方面的理论储备和实践经验需进一步提升。
    4.中国国际领导力未来发展方略
    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可概括为“先锋队”思想，从国际领导力视角看，中国应成为世界的先进生产方式与和平发展的先锋队。对此，至少需注重以下方面：
    (1)以自身发展作为国际领导力基础，“内圣”才能“外王”。这种发展必须基于先进生产方式(发达的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用先进的道路和文明引领世界未来发展。这种世界意义的先进性是国际领导力的合法性基础。中国需要在各领域形成创新的氛围和成果，在世界上不断产生引领性影响力。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领导思想，并扬弃其他相关理论。总结国际领导力规律，推动中国特色国际领导力理论的形成发展，以此作为中国外交指导思想，制定符合国情世情的国际战略。
    (2)创立新型国际交往模式。这种模式应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以合作、共赢为基调。中国须协调与其他大国关系促成共治局面，减少不必要的对抗矛盾。世界由一个大国掌控既不合理也不可能实现，国际权力结构正从“霸权”向“均势”变革，未来世界可能形成多极协调的网状而非层级结构，是一种竞争与合作交织的博弈机制。中国谋求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国际交往模式体现了多元一体国际格局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中权利平等是基石、团结是主线、互助是保障、和谐是目标。这种新型模式应既坚持先进领导又促进各国团结合作，既提高本国领导力又发挥其他国家参与作用，促使国际社会解决落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防范、打击各种人类公害。
    (3)以国际统一战(治)线为经营平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领导力对应的是国际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中国可将这两个问题结合，将国际统一战线升级为国际统一“治”线，作为国际领导力形成发展的总抓手，使之成为促进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引擎。
    (4)强化国际领导力经济要素。戴维·兰普顿认为：“中国一直将获得国家经济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战略核心，非常明智。经济这种权力，既可被转化为强制性权力，也可被转化为软权力或观念性权力。经济权力是最有用、最可转换的权力形式。”(25)中国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将经济作为一切发展的基础，也作为国际领导力的基础。当前我国需要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优化经济结构，以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在世界生产价值链中抢占高端，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我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国际经济战略支撑，做深、做实、化解风险，争取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充分运用利益杠杆分化、瓦解破坏我国经济战略的势力和图谋。
    (5)强化国际领导力政治要素，釜底抽薪式地打破“中国威胁论”。通过沟通合作消除周边国家疑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对某些国家在领土海洋问题上的挑衅，保持战略定力，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用事实证据揭穿混淆视听的阴谋，赢得国际社会理解支持。加速增强我国军力，并提升显示度和威慑力，向外延展维护国家利益及世界和平的脚步。必要时采取外科手术式军事行动维护国家利益、树立威望，同时避免军事行动过分升级和不可控；设置对他国必要的约束手段，形成利益共同体。
    (6)提升国际领导力文化要素，向世界提供思想理念公共产品。倡导合作共赢的国际交往新文化，树立各国相互依赖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塑造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发展文化产业，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充分运用国际传媒和信息技术争取世界意识形态、舆论话语权。
    (7)增强国际领导力制度要素，提升我国创设国际规则的能力。新问题需要新机制。中国一方面需要在现有国际机制中扩大影响力，另一方面需创建新机制，使国际游戏规则更加公正合理。我国可尝试将国内政治协商理念运用于建构国际合作协商制度。这种制度的建设标准应从实践出发，看能否促进世界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能否促进国际民主、增强国际社会活力、能否保持世界稳定和国际社会团结、能否实现维护世界人民根本利益，体现进步性和广泛性。如果这些制度可以更好解决国际问题，那么我国国际领导力定会不断增强。
    (8)积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理论储备和实践经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注意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诸要素作用转化的整体性、辩证性和深刻性，处理好其配合置换关系。研究当今各种世界性问题，只要中国在力所能及范围内解决国际问题的能力、意愿不断提升，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的国际领导力定将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
    总之，国际领导力是蕴含国际治理深层规律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和具体问题结合，在结合中坚持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领导力理论与实践，既应为中国发展创造更多机遇，也应为世界人民谋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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