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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三、公共场域中的基层政府与民众：一个案例分析
近些年，各个基层政府不断创新着社会治理的方式，网格化管理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模式。网格化管理既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形式，同时又与我国历史上的里甲制和乡约在治理主体和组织形式上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因此，本文选取了我国中部省份H省的一个县级市L市推行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案例。该市是H省的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区域内人员复杂，居住地点分散，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管理，L市推行了网格化管理。这一案例体现了新时期公共场域中治理主体、组织形式和政策传递方式的变迁，以及各主体在这一场域的互动与合作。同时，该案例所使用的文献和数据资料均来自实地的调研和深度访谈，这保证了研究数据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一)行动主体
在L市的网格化管理中，基层政府与社会之间公共场域的行动主体包括：网格管理员、网格信息员、社工、协勤和片警。全市的城市社区共划分126个网格，配备了180名网格管理员、社工、协勤，农村共划分5600个网格，配备了570名网格管理员和5600名网格信息员。这些网格员一部分来源于市网格管理指挥中心向社会公开招录的人员，一部分是从村医村教、返乡大学生、村干部、离退休人员中选拔出的优秀人员，还有一部分是由基层社区或村庄工作者兼职①。因此，网格化管理让社区工作者全部下沉到网格中开展工作，网格员的主要职责为信息采集、日常巡查、入户走访、收集民意、便民服务以及各项保障落实的查看和监管。这些网格员在基层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公共场域中充当着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枢纽角色，他们一方面负责传达上级政府的政策和指令，另一方面也承担着收集民意和下情上达的功能。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仍然延续着中国自古以来的基层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传统。
当然，网格化管理是各级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一个社会管理创新模式，民众只是被动地接受。在我们的调研中，某基层干部就认为“其实大多数民众对网格化管理并不怎么了解，这一改革措施主要还是便于政府更好地对居民进行管理”②。因此，处于基层政府与社会间公共场域的基层社区工作者、村官和网格员的工作非常繁忙，因为“各个乡镇还没有足够的人力来管理信息平台，城区相对还好，有大量的网格员和社工，但是其他乡镇就没有，只有由村官兼任这项工作，但是工作量太大，不能做到实时的信息更新和监管。在最开始的信息录入登记中，也有不少漏登错登和重复的，让后续的补录工作也比较繁杂，而且信息平台搭建初期也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使得房屋信息这一部分功能不能做到准确有效”③。
(二)组织形式
L市网格化管理的组织形式是无形的城乡统筹式的网格即“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无缝隙”，形成“市局+街办(乡、镇)+社区(村)+网格员”的模式(见图3)。全市15个乡镇建立了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15个城市社区和570个村建立了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站。无论是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站，还是具体的网格配置，都是为了综治维稳、便民服务和网格管理，形成覆盖城乡、条块结合的市、乡、村、网格四级联动的服务管理体系④。而公共场域的15个乡镇(街道办事处)、15个社区和570个村乡镇综合信息平台，在纵向上又与L市网格管理指挥中心信息平台链接，相应地通过市网络管理指挥中心也链接到了市城管、消防、公安等13个市直部门应急处理平台，实现了社会管理的协作一体⑤。在农村地区，各个网格的运行还与市驻村单位、综治办、乡镇、通信等部门积极配合，统筹推进，同时市综治办、农办负责对网格进行督办检查，确保全市农村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的顺利推进⑥。
值得注意的是，在网格化这样一个虚拟的组织形式下，基层社会同时进行着乡村的道德教化、经济合作和村民联防等组织建设。例如，L市的各个村落都组织编写《村民素质教育手册》，利用村级文化活动中心、图书室和文艺宣传队等对村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并根据村民参学的情况和日常表现，民主评选出“和睦家庭”、“孝顺儿媳”和“十星级文明户”。Y村、J村、L村等还为每个农户安装一个小喇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知识及科技致富信息，使“小喇叭”成为“政策传声筒”。除了道德教化，各个村落还通过建立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来重构乡村的合作秩序，这些合作组织基于当地特色产业和实际情况，引进新技术、新品种，对村民进行技术培训，向他们传播新的经营理念，并且为村民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一条龙服务⑦。此外，在社会治安方面制订出《村民自防公约》，建立起“十户联防”体系，以“十户”为单位，借助移动电话组建成一个“一呼九应”的联防群体，实现村民自治的“居家互守、治安互防”。因此，在L市的网格化管理中，乡村的道德教化、“十户联防”体系等仍然继承着中国古代乡约与里甲制混合模式的某种特征，只不过今天的基层治理是利用新的信息技术来实现的。
(三)政策传递方式
网格化管理作为一个社会治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过现代化的信息通信技术来进行社会治理也是网格化管理这一新型社会管理方式与传统管理方式最大的不同之处。虽然借助网格化管理的渠道和网络，政策从中央、H省、L市到乡镇层层下达，乡镇政府再委托给社区、村庄组织贯彻执行，但这并不是网格化管理最主要的传递途径。网格化管理是一个先自下而上，后自上而下的传递过程，也就是说它更多的是充当“治安警报器”和“村情直通车”的角色。在L市，每位网格管理员、社工、协勤和片警都配备了手持终端，网格管理员一旦在网格内发现矛盾纠纷、案件和事件就通过手持终端上报到社区、办事处、指挥中心和相关市直部门，各部门依据职责权限快速处理上报的案件和事件。上报到指挥中心的事件，由中心通过任务分解、下达指令、跟踪督办等程序方式交办，实现快速处理、限时办结，195台手持终端的使用，使网格管理员与指挥中心、社区、乡镇办事处实现信息的快速交流互动⑧。
上报到乡镇及以上政府的事件，完全遵循分级负责、归口管理的制度，各地、各部门内部的矛盾纠纷，由当地政府和该部门负责调解和处理，确实本级本单位调解不了的复杂疑难纠纷，报请上级部门支持调解，实现“小事不出村组、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同时，在公共场域的矛盾解决中，乡镇政府也强调了非正式的柔性化的管理方式，“坚持政策引导与感情融合相结合”，“推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有机衔接”，充分发挥“第三方”调解机制和群团组织、基层组织、法律顾问等社会力量共同化解社会矛盾⑨。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网格化治理仍然延续了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传统，即充分利用地方精英来化解地方矛盾，实现基层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治理。当然，今天的网格化管理注重的更多的是自下而上“治安警报器”和“村情直通车”的角色，而较少关注民众诉求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