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智能化应对：理论追溯与趋向研判

    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给传统“人工为主”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方式提出巨大挑战，迫切需要采取更加智能化的应对措施。近年来，人工智能、服务型机器人、无人配送、区块链等新技术在促进医疗技术攻坚、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加强公共安全治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国在这些智能化技术积累和应用方面已有一定基础，应对初步具备可行性，下一步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在医疗系统乃至整个应急管理体系中推广应用这些智能化技术和设备。要鼓励医疗机构、各类企业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积极试用智能技术和无人设备，全面提升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智能化应对水平，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智能化技术；公共管理创新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绿色发展的产业支撑问题研究”（17CGL002）；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资助项目。
    新型冠状病毒的不可知性、快速传染性以及爆发期内各地人群的高流动性等特点给疫情防控带来巨大挑战。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之势，提高防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已成当务之急。随着疫情不断发展，定点收治医院、一线医护人员、急需物质配送系统、重点疫区生产生活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以“人工为主”的传统防治工具捉襟见肘，迫切需要树立新理念，运用新技术，采取更加智能化的应对措施。目前，国内外一些企业和医疗机构尝试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无人机、医疗机器人、区块链等智能技术和设备投入疫情应对中，并在疫情信息处理、重点公共场所布防、防控知识宣传、特定人群服务、线上医疗咨询、居家办公保障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总体来看，现阶段智能技术特别是硬件设备在防控一线的应用尚比较有限。要立足当下，着眼长远，以“机器换人减人”为导向，着力打造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智能化应对体系，切实降低接触性感染风险，全面提升防控质量和效率。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智能化应对的理论基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智能化应对本质上属于一种公共管理创新行为，理论基础也与公共管理创新一脉相承。公共管理创新理论最早可追溯到熊彼特的相关思想。熊彼特认为，公共管理创新可以起到两个作用：一方面，创新可以改进公共部门管理效率；另一方面，创新可以推动其他部门的发展，即对新产业新市场的直接或间接引导[1]。20世纪60年代后，组织理论的兴起进一步深化了公共管理创新研究，对熊彼特思想进行了拓展。学者们开始聚焦组织架构如何支撑创新性工作，如何推动私人部门创新外溢至公共部门领域，解决公共部门管理者的创新理念在具体执行中落实不力的问题[2]。该类研究重点强调在组织里核心任务和激励的改进对公共管理创新至关重要。Wilson认为，尽管公共管理部门一直在变化，但多数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微调，并未改变核心任务或组织文化，因此最重要的创新是能够改变核心任务的创新[3]。这类创新与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组织架构的逐步变化不同，更接近与私人部门生产演进中的技术突破[4]。
    进入21世纪后，全球一体化不断深入、新技术革命快速推进以及互联网文化的兴起给传统公共管理模式带来了诸多挑战，新形势下如何开展公共服务和治理创新变得尤为重要。学界开始关注公共部门出现的一些新特征（如网络化治理、社区治理和协作创新、去中心化的机构或区域、新技术的使用等方面），讨论产品服务创新、创新生命周期和技术路径等会影响公共治理的新因素，关注其给社会带来的效益，并对在公共管理中采用新一代信息化智能技术给予普遍认可。Hasan&Kerr强调简单的组织变化并不等同于公共管理创新，创新意味着要进行服务方面的改进，如引进一套新的处理程序、创造新的产品或服务、接受一套新的内部组织关系（如产品和服务的分配机制）等[5]。Moore&Hartley指出，成功的公共管理创新必须重视贯彻落实，只有当新产品、新服务、新机制得到了执行，才会对公共管理部门造成显著的影响，并显著提高产出效率和质量[6]。Hartley认为，公共管理创新将创造出大量的衍生价值，这不仅包括新产品、新服务、新过程、新战略和新治理，还包括了这些创新给社会其他生产或服务活动带来的影响，即可能会激发其他领域新的创新或提高了其他部门的生产效率，创造出巨大的正外部性效益[7]。European Commission指出，公共管理创新的实现主要为两种路径：一是公共管理部门内部的创新，如更多地利用ICT工具和现代化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二是营造全社会的创新氛围，如关于创新产品和专利的公共采购、对企业家精神的支持等[8]。
    综合Koch & Hauknes[9]、Bommert[10]、Gault[11]等的定义，当前公共管理创新涵盖了以下范围：服务创新（即新服务产品的引进或现有服务产品的改良）、服务传递（service delivery）创新（即创新的服务传递或与用户之间的交互方法）、行政和组织架构创新（即对产品生产和服务传递引进的新型组织架构）、概念创新（即一些新技术概念的出现颠覆性改变了现有组织生态）、政策创新（即创新的政策理念或政策改革）和系统创新（即创新的组织交互或知识交流方式）。根据定义可见，信息化智能技术与公共管理创新的结合日趋紧密。目前，公共部门领域存在的大量“共用接口”（interface）是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的重要突破口，其中包括：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联络；公共部门与居民之间的联络；公共部门里政府系统内的联络，如政策制定、行政管理等；公共部门里不同地域之间的联络（如县、市、省、中央政府之间）；不同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联络（如卫生部门、教育部门、国防部门之间）[12]。
    考虑到私人部门是信息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互联成为公共管理创新的有效手段[13]。尤其是选用哪些新一代信息技术，全面推动公私协作创新，进一步提高公共管理效率，降低公共管理成本，创造更多社会福利，是当前相关研究的焦点[14]。ICT、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重新定义了公共部门创新给社会与居民创造的价值。这些新技术支撑下，众包（crowd-sourcing）、共创（co-creation）、维基政府（wiki-government）等新模式蓬勃兴起，让居民更好地参与政策制定与社会生产[15]。老年人可以通过上传他们的健康数据到公共卫生部门系统，更好地管理身体状态。消费者也可通过上传家庭影像、电子信息或照片至公共部门网站，来参与机构组织的公共活动。这些新技术的使用打破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隔断，推动了社会融合与进步[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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