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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2)旅游治理范式
随着旅游业发展模式的不断转变，在旅游业整体从规划开发进入企业管理时期，“治理”概念被引入到旅游研究之中，并逐渐成为当前旅游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目前鲜有学者能很好地界定“旅游治理”的定义，学界普遍认为，只要进入旅游体系，旅游治理的概念无处不在，包括星级饭店评定、景区质量动态考核、旅游规划。
就旅游治理范式的分类而言，既有研究主要是从治理的三个维度予以考察。Yim King et al.(2015)认为，治理的三个维度提出了六种现代旅游治理体制，结合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旅游治理范式与政府角色描述如表1所示。
根据表1的直观描述可知，基于治理观的六类基本范式，学者们确定为世界上一般旅游体制的框架，它排除了行政管理里与旅游管理关系不大的“福利范式”(Pierre，1999；Digaetano and Strom，2003)。
首先，经济建设型为体制范式的最原始模式，社会崇拜型是政府作用最少的成熟模式，前者相信精英，后者把权利交还给大众。这些范式不一定会逐步发生，某些旅游目的地城市由于特殊性能够直接跳过某种体制范式，同时一个地区可能同时存在几种旅游范式。
经济建设型(Pro-growth Model)故名思议是以当地经济增长为政策目标，公共和私营部门合作，政府与商界精英呈现合伙关系。政府在其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主动扮演经营者、合作者、推动者角色。守夜人型(Clientelist Model)又称保护主义治理模式，政治家和高级政府官员是强大的把关人，或经济学里的守夜人，这些恩庇者(Patron)提供追随者(Client)所需的特殊资源。政府被动地起作用，随发展需要而对资源进行引导性使用。
企业管理型(Management Model)通过把私有企业管理模式引进公共政府治理，从而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如政府把服务承包给私营企业、采用绩效评估公共服务。这种治理模式的互动规则是合同与客户，这里的政府是一个管理员，他的主要目的是确定政策目标、管理合同。
社团模式(Corporatist Model)又称合作主义模式，是一种原始阶段的合作，公共决策主要由代表不同利益的社团、法团执行，政府、雇主、商贸协会、其它利益集团是主要决策者，虽然这种模式承诺了民主参与，主要的行动原则是协商与商议，政府在协商各利益集团关系时，仍然试图保留一定自治。这里，政府主要目标是维持成员间的平等与资源分配时的公正，承担协调者的职责。如果社团间的博弈使得各社团失衡，政府则强硬扮演调控人，避免团体占用过多资源、预防其对当地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
多元政体型(Pluralist Governance Model)以激烈竞争为特点，关键角色是政治家、民间利益集团。可能由于争夺资源，及共同决定一地之策的原因，这种模式的政策目标旨在促进民主化的实现，并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与交互审议促进利益平衡。政府在这里只是一个中介，根据各集团的需要安排不同差事，在各种利益冲突里通过仲裁保持自治。
社会崇拜型或称民粹主义模式(Populist Model)是当社会倾向于诉诸草根制定和实施政策议程时就会出现这种治理，其关键角色是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目标在于扩大自治的社会范围。这种自治的交互方式主要为非正式制度(如社会规范与传统)。政府作为重大项目的促进者，促进制度的民主进程、寻求建立相关利益者的共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制度范式需要保持一定的度，不能过犹不及，如守夜人型政府过度保护本地资源(极有可能发生)，就会带来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外来企业投资、不利于本地旅游供给侧改革；社会崇拜过度时(时有发生)，好心的民众可能会被煽动去做阻碍地方旅游发展的坏事，香港的占中事件就是一些好心人集中在一起办了件大坏事。
事实上，旅游治理过程中，各级、各地旅游局并不是唯一的官方治理主体，其它类别的政府组织，如铁路局集团、航空局、商务部、国务院办公室也制定了一些重大的旅游政策法规。在不同时期，旅游治理范式也有不同的组合，政府推动不同模式的良性结合。作为一个隐性概念，旅游治理范式外化为旅游管理制度，它提出了政府和社会对旅游业的规范，这种规范随着历史而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