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信念与取向——第7届“中国·实践·管理”论坛的回顾与思考

    1 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内涵
    随着中国管理学界逐渐选择以定量实证研究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研究范式，管理研究的实践相关性开始出现严重不足，在此背景下，200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正式倡导“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研究道路。但对于“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深层次内涵，经过多年讨论之后依然在认知与信念上存在明显的分歧。
    在分析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本质内涵时，陈春花[1]指出以下3个方面：①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问题是什么？②中国管理实践的独创性在哪里？③中国管理实践的发展脉络是什么？由此出发，中国管理实践研究同时包含了对管理中的文化因素、时代因素、趋势规律和发展脉络的研究，单独强调文化的影响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其中，关于管理实践、管理理论与文化的关系的争论尤其激烈，这些争论涉及到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对象、目的和所能贡献的内容。目前有一批学者主张，管理是一种文化现象，由于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因此西方管理理论不适用于中国组织，中国管理需要有自己的管理理论。中国管理实践研究在这一逻辑下更多的是挖掘文化特殊性带来的管理实践。例如，中国式“关系”、潜规则、差序氛围等，以此理解中国管理实践，并贡献情境专有性(或言情境依存性)的管理理论。其实，管理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对此，齐善鸿在本次论坛上指出，在学界谈论管理和文化时，面临着下面几种尴尬：①用文化去诠释现实管理，很难真正有助于找到管理的本质和清晰的价值方向；②在现实中说起文化来更多像是一种粉饰，而无法真正地进入到科学理性过程，最后形成文化与现实管理“两张皮”的现象；③由于谈论文化时的理性程度不够，又使得管理的大部分研究呈现“过度科学化”的现象，即在价值方向与本质模糊的情况下，一味地走向工具理性；④当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时，就形成两种分离的管理现象：基于生存和有效的现实管理难以得到理论的提升；基于工具理性和文化软性的研究陶醉在各自的学术假想中，各干各的，互不相干。为了消除这些尴尬，齐善鸿认为，管理必须确立人道的方向与符合人性的方法路线，否则，当管理背离了人道方向和人性的方法，就只能在解决问题中又制造更加深刻的问题。由此，齐善鸿多年来一直倡导“道本管理”，即管理必须以“道”为本。
    2015年，在第6届“中国·实践·管理”论坛上，章凯明确提出，管理的发展除了受到文化的影响，还受到人性的影响，而且人性的作用在管理的历史长河中愈加彰显，并对管理和文化的长期演变趋势具有牵引性。这与齐善鸿在该次论坛上强调的“人道原则”一致。陈春花[1]在界定中国管理实践研究内涵时也明确指出，要“创造新的东西，丰富和发展世界管理理论”，“确立中国管理理论学科的框架、体系和内容”。在本次论坛上，白胜以德鲁克的实践研究为例，指出其著作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够发现实践所缺乏的东西或错误的行动，并提出前瞻性、启发性假设，而不是从实践中总结出经验模式。可见，管理实践研究无论基于什么样的方法论和模式，都不应该只是简单地描述实践，而更重要的是对管理实践进行深入的学理反思，揭示管理背后隐含的基本原理和发展规律，并反映管理实践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启迪管理者更好地肩负起管理的使命和适应时代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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