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信念与取向——第7届“中国·实践·管理”论坛的回顾与思考

    5 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路径选择
    田志龙等[7]曾将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路径归纳为：①从中国企业面临的管理实践问题出发提出研究问题；②在文献梳理基础上提出研究视角；③采取以案例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白胜在报告中分析了管理研究存在3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即理论导向的研究、实践导向的研究和问题导向的研究。
    中国管理实践研究应该如何进行，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路径？从信念层面分析，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至少受到3种因素的影响，即研究目标、理论信念和学科研究范式。
    首先，在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目标方面，主张旨在建构本土管理理论的学者倾向于选择基于传统文化的管理实践研究。这一路径选择的基本主张是强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认为中西方的管理实践存在着某些根本性的差异，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也较少甚至不和西方文献进行对话。具体而言，这一研究路径又可以分为两个分支：①基于传统文化智慧或者哲学思想的管理研究。通过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道家、法家等)，分析和考察当前的企业管理实践，研究者往往希望能够为管理实践者提供丰富而深邃的启迪。例如，周建波在报告中着重讨论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在此差异基础上管理理论创新的不同之处。②开展基于文化实践的研究，这些研究普遍与现实管理实践密切相关，但在揭示未来管理趋势上则有所欠缺[10]。整体上看，这一研究路径偏重思想性，但是在严谨性、逻辑性和学术规范性上往往不大苛求，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难以进行学术交流的不足。而旨在发展普适性管理理论的学者倾向于选择优秀的管理实践进行案例研究、质性研究或理论-实践对话式的理论建构。这一路径选择者相信中西方的管理拥有共同的管理原理，有些管理现象在西方更加突出，有些管理现象在中国更加突出，整合中西方的管理实践可以更好地发展普适性的管理理论。在本次论坛上，许晖基于服务主导逻辑的客户解决方案系统开发，运用多案例研究，探讨了制造业服务创新战略，延续的就是这一研究路径。
    笔者认为，在认识文化、研究目标、路径选择三者之间的关系时，需要认清一点：从历史走来的社会文化中既存在优良的传统，也不可避免地遗留下大量不利于人类健康生存的文化“雾霾”，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尤其如此。人类管理实践的发展在过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大都是压抑甚至是摧残人性的，人性逐步回归企业管理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这个历史事实是作为管理学者必须首先要认清和面对的。在考虑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路径选择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并非所有管理文化都遵循与反映了管理规律，那些落后于时代和违背人性的管理文化最终会因为违背管理的基本原理与规律而被抛弃。
    其次，在管理理论的信念方面，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管理实践是否存在超越民族文化的科学的理论和规律？即管理实践研究是否有可能发展出普适性的管理理论？近些年来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尤为激烈。对此问题给出否定回答的学者往往选择致力于描述和解释文化实践，在现象层面构建包含文化的管理理论；对此问题给予肯定回答的学者更乐意运用科学规范的方法，致力于揭示优秀管理实践背后的原理与规律，在现象之下的层面构建管理理论，这样的理论也往往是超越民族文化的，但其应用完全可以是具有文化特色的，正如高度抽象的牛顿运动定律可以应用于千变万化的运动力学情境中。在本次论坛上，EISENHARDT重点介绍了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认为案例研究方法可用来挖掘本土企业(包括本土运营的国际企业)的优秀管理实践，通过严谨的研究设计和数据分析，力求贡献一般性管理理论。
    针对有关争论，谭力文等[8]在回顾管理学史后指出，“只要结合教学、科研工作，特别是结合管理的实际工作思考就应该知道，经过数千年人类管理经验的积累，100多年科学管理理论的探索，体现社会科学理论科学性和具有普适性特征的主要的概念、理论、分析方法已经在管理学的一般理论和各职能管理理论中建立，各国管理学界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在传授、运用这些知识，在这样的理论框架，甚至基本概念中开展研究、指导工作，难以重起炉灶，建立一整套全新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空间”。章凯等[3]对有关争论经过深入的分析和比较后认为，回答是否可能发展出普适性的管理理论这一问题涉及到对人性与文化是否存在共同性、管理与情境的关系、管理实践与理论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他们认为，管理的情境性并不意味着只存在情境性管理理论；存在不同的管理实践并不必然存在不同的管理理论，不同的管理实践背后可以存在共同的理论；建立情境敏感性理论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建立情境专有性管理理论，好的管理理论往往可以在不同的文化条件下演变出不同的形式。从东西方一致的人性特点和组织共性来讲，管理会存在普适性理论[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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