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信念与取向——第7届“中国·实践·管理”论坛的回顾与思考

    4 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对象
    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由于管理实践本身的复杂性，不同学者在研究选题时关注和聚焦的管理现象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甚至是研究对象选择信念的差异。在此次论坛中，结合学者们的研讨，章凯总结了现有中国管理实践研究在研究对象上的差异：①只从中国文化视角出发，专注于研究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管理实践和管理现象(简称“文化实践”)。例如，由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引申出来的中国式“关系”和差序氛围的研究等。②从管理的使命、责任和任务出发，研究优秀管理实践中蕴含的管理模式及其遵循的原理与规律(简称“优秀实践”)。在这样两种不同的选择背后，事实上涉及到中国管理实践研究者对于中国文化以及文化在管理中作用的不同信念。坚持前者的学者往往相信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一样具有文化性格，中西文化的差异决定了中国管理理论不同于西方管理理论，研究中国管理实践就是通过研究本土文化实践来建构中国文化特色的管理理论，而且相信这样的管理理论在中国更加接地气，也有更高的实践相关性；坚持后者的学者往往相信中西方的管理实践虽有差异，但不同国家的管理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们所遵循的基本原理和规律是一致的。文化对理解具体的管理实践是必要的，但组织中的文化实践并不能改变管理的基本原理和规律，如果只研究文化实践很可能导致对管理的本质与使命的曲解和对管理学的肢解。
    例如，李德昌在本次论坛的专题报告中提出，所谓“管理的情境依赖”，本质上是将管理研究的相对信息量与绝对信息量混淆了。他认为，情境研究学派希望从管理的相对信息量中得到能够指导中国管理实践的普适性理论，甚至希望能够在国际化中成为跨越国门、走向世界的普适性理论，这恐怕希望渺茫，情境依赖的管理学研究对管理的本质最终只能是“一无所知”。
    其实，双方的分歧不在于是否承认和重视文化对管理实践的影响，也不在于是否主张管理研究应该贡献理论。二者分歧的根本在于对如下两个问题的不同认识：①管理理论是否等同于管理模式？②不同国家文化下是否存在通用的管理理论？只支持文化实践研究的学者在讨论中往往隐含着一个逻辑前提，主张管理理论类似于或等同于管理模式，同时往往相信管理理论具有文化性格，不存在超越国家文化的通用的管理理论；支持优秀实践研究路线的学者一般不否认文化对实践的影响，倾向于主张管理理论与管理模式有本质的区别，二者并不等同，虽然有效的管理模式具有一定的文化制约性，但并不能因此否认世界上存在文化普适性的管理理论。
    事实上，在研究中国管理实践时如果片面强调本土文化的作用和影响，就会聚焦于文化性实践，这会忽视对于当前管理实践的理性审视和未来前瞻。一方面，片面强调文化实践和文化差异，会使得研究选题和成果有较高的情境专有性，而难以发展出文化兼容的理论和普适性的管理理论，从而不利于管理实践研究学术使命的达成；另一方面，强调企业管理中的文化实践有可能缺乏对管理实践的动态考察以及前瞻性思考，从而也不利于管理实践研究实践使命的实现。在当前充满变革和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企业管理中的本土文化实践也同样面临着挑战和变革。与此同时，企业内的管理实践创新也在影响和重塑着文化系统。如果研究者仍然一味从本土文化出发来研究管理实践，可能不仅得不到正确的结论，还会成为企业面向未来进行变革创新过程中的阻碍。例如，中国企业管理中的关系(guanxi)实践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实践，在当前的管理中确实发挥着作用，相关的研究也非常丰富。但是，如果学者们不能明确关系的弊端，或者过多地迁就于传统文化和现实影响，就会有悖于学术研究引领社会进步的初衷[8，10]。近年来，随着中国优秀企业国际化经营与管理的不断发展，已经涌现出能够超越民族文化、并且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有所启迪和贡献的优秀管理实践。例如，海尔近些年来推行和不断创新的人单合一管理模式，不仅催生出一批优秀的小微企业，而且受到海内外管理学者的重视和研究，相关研究成果正在国际管理学界产生影响。
    综合上述讨论，从实现管理实践研究双重使命的角度出发，将“优秀实践”作为中国管理研究的对象会更具有学术生命力和社会实践价值。在当前时代，优秀的中国企业在管理实践上不断变革创新，一些优秀的海外企业也在中国开展经营管理活动，这为学者们研究优秀管理实践提供了大好机遇，也是时代赋予的使命担当。研究中国管理实践应该选择那些能够反映时代与人性要求并较好地实现了管理效率和组织效果的管理实践，可以是中国的，也可以是在华的跨国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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