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压力下的主流管理学及IACMR：问题与反思

    2 管理理论的“是”与“做”
    《蔡文》明确指出，当前中国管理学者更需要追寻德鲁克的脚步，在为国家作出有效贡献的同时，获得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敬重。显然，《蔡文》强调的是管理学理论应该服务于实践，它应该是一种“如何做”的理论，并将管理学研究的这一进路称为“德鲁克之路”[3]。德鲁克的管理理论显然对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管理学会前主席HAMBRICK[9]认为，即使美国管理学会从未存在过，管理实践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而德鲁克的理论却被认为“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我们的社会以及商业世界”，究竟主流管理学理论与德鲁克理论的区别在何处？二者的重点和努力方向存在着怎样的区别？这成为探讨当代主流管理为何与实践脱节这一焦点问题的枢纽所在。
    从西方学术史来看，柏拉图并未区分“是”的理论与“做”的理论。对柏拉图而言，《理想国》既是“是”的理论也是“做”的理论。在其看来，理念是第一性的，而感性世界则是第二性的，人们可以用理论的方式探求和逻辑地定义理念原型，并完全以之作为实践操作的蓝本和依据。柏拉图本人就是按照这一思路去操作的，但却在经验世界中屡屡受挫，因此，晚年的柏拉图已经意识到理论与实践之间巨大的张力[10]。这一巨大的张力由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首次予以明确表述。在《形而上学》第六卷第一章，亚里士多德[11]将学科分为3种①：科学之学、实践之学和制作之学②。
    亚里士多德[11]进一步指出，实践之学、制作之学多探究的都是人事，人事是出于目的的活动，而目的本身是变动的，其本源在于作为实践者和制作者的人，人本身也是变动的，所以实践的智慧要靠经验来积累，制作的技艺离不开运气，这两类学科不可能形成稳定可靠的知识。科学追求的是确定性知识。实践和制作领域则是由人的目的所引导的领域，实践之学所求得的只能是意见，其结论只能是“基本为真”[11]。
    徐长福[12]从“人性的逻辑异质性”角度探讨了为什么社会“科学理论”只能是实践的参考，而不能指导实践。他认为，所谓人性，就是每一个实体个人所具有的全部属性及其构成情况的总和，而要将上述意义的人性用一套理论体系逻辑一贯地加以说明，是绝无可能的。先前绝大多数人性理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们善于将人的种种属性编织成某种逻辑自洽的推论系统，但是任何这样一套系统要求确保自身的逻辑一贯性，就得舍弃大量无法逻辑一统的属性，而这些被舍弃的属性转过来又成为其他逻辑系统加以编制的素材。于是，迄今为止的人性实际上是由许许多多各自独立、相互排斥的逻辑系统加以分别说明的，没有任何一套系统足以将其他系统逻辑统一起来，从而使人性得到一个完整且逻辑一贯的说明。人性的折中无法被单一逻辑系统完全说明而只能由不同的逻辑系统分别阐述的特点，徐长福[12]将之称为人性的逻辑异质性。由于人性的逻辑异质性的存在，人要理性地认知人性，注定只能得其片面，而不可能得其整体。这就是包括管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对于人的行为如何“是”的解释注定只能是片面的原因。
    与之相对应，当人们改变世界、实际做事的时候、实践的时候，自始至终都得遭遇、接受和处置人与相关事物的全部逻辑异质性，亦即将各种各样在逻辑上无关甚至矛盾的“是”③放到同一个思维平台上来运算，放到同一个流程中来处理。由此，改变世界的问题是一个跟解释世界的问题完全不同的问题。而管理学根本上是要改变世界，其“是”与“做”的矛盾就更加突出，对科学严谨性的过分强调甚至可能在实践中产生更多冲突与矛盾。
    3 管理技术与管理科学
    现阶段管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也可以从技术与科学的区分来进行考察。VAN DE VEN等[13]曾指出，实践知识与科学知识是两种根本不同性质的知识，它们在本体论与认识论方面存在根本性差别。科学知识的目的是“求真”，而实践知识的目的是“致用”。
    笔者曾基于技术哲学的相关理论，从以下4个方面梳理了科学知识与实践知识之间的区别[14]：①目的。科学理论应用于实践要想取得效果，必须要满足科学理论成立的条件；管理实践的场境则很难全面满足管理科学理论要求的条件；其次，管理行为的实施与管理者自身的偏好有关，实际管理的复杂性不允许管理者严谨地综合各种模型，完整地将科学知识转化为实践方案。②推理方式。即科学研究从问题出发，先提出理论假设，再采集数据并对假设进行检验；科学知识的获得依靠因果推理。实践知识则是寻找达成目的的手段，是一种目的-手段链的推理方式，这种推理方式是目的导向的；科学知识则是探寻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原因导向的。③知识体系。科学知识揭示的是事物的“规律”，规律并不直接回答人们应该怎样做的问题，而技术知识是一种“规则”，其作用是尽量直接引导人们一步步达到目的。④研究过程。科学研究从已经存在的现象开始，提出问题和假设，然后使用现存数据对假设进行检验；而技术思考则从预备要达到的目的开始，提出不同的设计方案，然后进行评价比较，最终确定其中一种。简言之，科学的研究过程是溯因，而技术思维重在设计。
    总之，科学研究的过程是发现的过程，而技术研究的过程是发明的过程。管理学中工艺流程的安排、商业模式的规划都属于发明，而不是发现。如果科学知识能明确无误地、直接解决现实问题，人类就不需要设立专利之类的制度，企业也不再需要保守任何技术秘密，显然这是不可能的。由于“发现”不能直接产生“发明”，因此，在重视对管理问题进行“解释”的同时，也应强调对现实管理问题的“解决”。当人们面临一个现实的管理难题的时候，也许“德鲁克之路”更能导向一个实际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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