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压力下的主流管理学及IACMR：问题与反思

    4 管理学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
    有关管理学属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争论由来已久，但绝大多数学者会认为，管理学尤其是工商管理或公共管理学一定属于社会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徐淑英[4]指出，“科学通过系统化、精心设计的严格观察或试验积累关于现象的知识，据此解释令人费解的现象。科学知识体系是无法用民间智慧、现有知识或常识来解释的。科学界通过严格的双盲评审对研究成果进行严格的筛查，通过筛查的研究成果被认为是可接受的，直至新的证据能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以上表述完全正确，然而它只表明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同之处，在本研究看来，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之处也同样重要。
    笔者曾经用还原论解释了为什么管理学不是一门自然科学[15]。自然科学是典型的还原论科学，因为自然现象无论多么复杂，都可以归结为一种或几种相互之间保持相容关系的规律：例如，经典运动现象无论多么复杂，都可以归结为牛顿三大定律。科学史上首次提出还原论的哲学家是笛卡尔，其提出了4条指导科学研究的原则，其中第二条是：把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划分为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这条原则体现了整体由部分构成、整体等于部分之和的哲学观。
    但事实上，包括管理现象在内的社会现象很难化约为各部分之和，在管理研究中也很难把几条规律简单叠加就得到一个复杂现象的完美解释。在这一点上，心理学的情况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参照。毫无疑问，人的心理都来自于人类的神经活动，如果心理学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则可以将人类心理完全还原为生理学，心理学便没有存在的必要。管理学与此类似，近年来发展的神经管理学体现了这一思维，笔者并不否认神经管理学的合理性，但管理学绝不会完全还原成神经管理学。
    谭力文[16]认为，管理学不宜简单地模仿自然科学的范式。既然自然科学不同于社会科学，那么它当然会在科学追求、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等方面区别于自然科学，如果不加区分地将管理学等同于自然科学，那对于管理学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
    5 管理学真理是否一定存在以及管理学真理是否一定有用？
    徐淑英[4]指出，由于现实难以捉摸，所以没有任何一位科学家能够掌握绝对真理，可能存在多种现实(如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
    本研究希望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再推进一步，即管理学想要尽可能、渐进逼近所谓“真理”也很困难，甚至于管理学真理是否存在也很难说。后实证主义的批判实在论认为，在社会世界中，除了少数系统属于封闭系统之外，多数是开放系统。在开放系统中，各种事物本身的和事物与事物之间的机制，彼此相互作用和干涉，从而导致一个事件的发生；有的机制虽然存在，但其作用被其他机制作用的影响抵消，而有些机制的作用被明显表现出来，因此，社会现象之间往往不存在恒常性的、规律性联系，或者即使存在，也根本无法通过类似自然科学的试验将其显现出来。这是包括管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无法持续逼近所谓“真理”的原因之一[17]。
    从社会科学中层理论的视角来看，社会学家默顿最早提出“中层理论”的概念：中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起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与之相对，传统社会学中的系统化和一般性理论被默顿称之为“宏大理论”。
    目前，很少有文献探讨为什么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所谓“中层理论”与“宏观理论”之争，而在自然科学中则不存在这样的争论。事实上这一问题的答案与批判实在论有很大的关联，正因为“社会现象之间往往不存在恒常性的、规律性联系，或者即使存在，也根本无法通过类似自然科学的试验将其显现出来”，因此，社会学理论才往往通过某一个视角或者某一个断面的观察来归纳出理论。然而，如此归纳出来的理论能够集合起来、或者渐进地逼近“真理”吗？
    时至今日，管理学仍没有走出丛林状态，现在的管理学理论体系结构不是更明晰了，而是更加支离破碎和混乱。主流管理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发展完全遵循了默顿的“中层理论”逻辑，管理学界希望通过中层理论的不断累积以形成一个系统化的管理理论体系。然而，事与愿违，这些年发展起来的很多理论包括一些“好的理论”都成了体系化之外游离的碎片[7]。由此，管理学真理是否一定存在？是否能够通过严谨的实证研究不断逼近所谓管理学真理，确实值得主流管理学界反思。
    或许应对管理学理论持一种“理解”、“启发”或“有用”的视角，或者至少在开发理论时坚持“正确性”与“启发性”兼顾的多重视角。当然，这一观点对于长期以来坚持“探寻管理真理”的主流管理学界稍显困难。然而，如果稍微考察一下管理学理论的受众——主要是管理者，立即就可了解为什么管理学界顽固坚持的信念可能是有问题的：与纯粹自然科学不同，绝大多数管理者不会将管理学教材或AMJ上发表的理论作为必须遵守的准则行事，没有人能指出现有的管理学理论哪一个是真理。进而言之，即使管理学真理存在，也不能保证它们一定不是“常识”或者对于管理者而言“都很有用”。既然这样，不断强调真理或逼近真理的意义何在？也许，针对某一具体问题，追求“有用”比追求“真理”更重要。
    IACMR这些年来一直强调“除实证研究方法外，诠释论、现象学等方法的用处”。IACMR认为，“诠释论强调以自然的、参与性的观察为手段，注重对研究对象的过程和整体进行丰富性、生动性、深层次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想象和移情”。然而，根本的问题是只要不改变当代主流管理学所持的实证主义信仰，诠释或现象学就几乎没有任何用处。诠释研究在获得对研究对象的深度把握时，当然也存在不足。这就是：“相当多的诠释研究不是普适的，研究过程也许不能重复[15]。”可是如果一定要将诠释方法时时处处和科学性、普适性结合起来，那么它只能是一个四不像的怪物。对于案例研究而言，处处强调严谨性，发现“观点新颖且精妙的理论”的机会可能会降低很多。总之，如果将实证主义作为至上的信念，将大大限制或阻碍管理学的发展：在某些情形下，可不妨将管理学理论看作是一种对管理现象的深度理解或对于实践的启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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