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管理学在中国”理论研究 新竞争环境下的管理理论创新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为此,本届会议共安排11个大会报告,学者们分享了自己对“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探索,百家争鸣,报告人从本土管理理论创新及研究反思、本土企业案例研究、研究趋势探索与理论观察3个模块展开研讨。
2.1 本土管理理论创新及研究反思 为应对新竞争环境下本土管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张力,直面管理研究的严谨性与切题性难题,西交利物浦大学席酉民从实践者的眼光审视了近期的本土管理研究争论。报告人首先回顾了国内近期引起关注的争论话题,分析了包括实证主义经验研究的有效性与垄断性、对多元范式的期待和肯定、管理是否属于科学、管理研究严谨性与相关性以及把中国文化研究带进管理学界等方面的讨论焦点。在此基础上,报告人进一步反思了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东西文化差异,从智慧管理的角度反思了当下管理研究的局限,并指出了多元融合的可能性。之后,报告人从管理世界观的角度,识别了管理学术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悖论,并提出:①管理学术与管理实践共同的基础为:在本体论上的管理活动是不确定性与多元化的,在认识论上人类行为的特征是干预下的演化,在方法论上为平衡态与演化的博弈过程;②管理学术遵循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科学范式,而管理实践遵循以审辩式思维为特征的有效范式;③在逻辑悖论基础上的管理学术有利于管理实践者理解博弈的情景和对象(包括实践者自身),有助于实践者在其认知和能力基础上更智慧地行动;④管理研究范式的意义在于保证研究的严谨性,构建共享和交流的基础,企图为人类贡献和积累知识,事实上也营造了“地盘”和“市场”。综合以上方面,报告人给出了总结,即:管理研究注定其范式多元甚至不通约,管理理论注定呈现碎片化和启发性,管理实践注定呈现多样性。报告人以一个本土领导案例研究为例,进行示例阐述。最后,报告人指出了未来本土研究对研究者理论构建水平、研究者定力与功底、研究者理论造诣以及研究队伍整体上的挑战。
南京大学翟学伟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从关系的向度上探讨了中国人的行为模式。报告人认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的结合,证明的是西方理论的适用性,理论本土化的过程应是一个由外至内、由上至下的过程,体现的是文化的主体性与自觉性;并指出,本土化理论发展应由文化性发展至一般性,再回到文化性。进一步,翟学伟以自身研究为例,介绍了关系向度的一般性社会理论,并给出了相应的关系向度模型。该模型以时间维度的短程性与长程性、空间选择的较高程度与较低程度两个维度为划分依据,识别了约定关系、固定关系、松散关系和友谊关系4种社会关系模式。报告人提出:①西方社会科学的重点研究领域主要在于短程性、低选择的约定关系和短程性、高选择的松散关系,中国人的社会思维与行为方式在长程性、低选择的固定关系上具有很强的独特性,而这方面的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十分匮乏;②短程性、高选择的松散关系往往以理智型交往的方式应对,而长程性、低选择的固定关系则以感情型交往的方式应对;③在固定关系中,中国人往往不在乎眼前的一时一刻,一个人会用其一生甚至几代来维持、改善、处理同固定对象的关系;④处在长期固定关系中的人们往往会形成“和为贵”的价值体系;⑤持中与平衡是低选择性情理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国人处理关系的原则。
上海交通大学井润田分享了题为“做听得到回声的管理研究”的报告。井润田首先从已有研究对于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关注出发,分析了已有西方主流理论受到管理实践者关注的现实情况,并认为没有回声的研究形成了一个抱团的、封闭性循环的管理研究学术圈;一些发表自身已经成为一个封闭系统。报告人从管理实践与理论研究交互与否的角度,识别了两类研究过程,即低接触性研究过程与高投入型研究过程,并强调了包含理论构建、研究设计、问题解决与问题形成的高投入型研究过程的方法论框架,进一步以对于海尔集团、成都公交集团及军工企业的案例研究为示例,具体阐释了理论与实践相呼应的研究过程。报告人总结了能够做出“听得到回声的管理研究”的策略:①研究设计方面。研究者应该充当“建设性的批评者”的角色;研究选题应当来自现实中的管理问题,不能着急很快给其设定理论范畴;重视研究对象,认同研究对象不仅是被调查者,更是合作者,并寻求研究对象帮助研究者界定理论问题且对研究结论进行评价;重视现象背后的道理,关注文献给出的诠释并吸收来自相关领域专家的知识。②在研究应用方面,应注重将研究成果(理论/案例)应用在教学中,注重把握企业案例与管理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后,报告人认为科学知识的目的是想知道如何从特定情景看到更一般的情景,进而解释以往实践经验和教训背后的道理,而实践知识的目的是想知道如何处理一个特定情景下遇到的具体问题。
深圳大学韩巍探讨了“伟大思想”对本土管理研究及理论建构的启示,分享了题为“洞见之下皆为修辞”的报告。报告人以管理研究(方法)的可靠性作为问题的源起,探讨了“定性”、“定量”与“真理”之间的复杂联系,并认为:针对管理研究采取远离决定论的态度,不等于彻底的相对主义,而是能够让研究者学会谦卑,尝试拥抱一个更关乎“可能性”的知识图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证了TS(OUKAS[4]与STARBUCK[5]的研究,用以说明“工具理性”的管理研究导向在结论可靠性方面的局限。为此,报告人以《管理学中的伟大思想》一书为依据,具体列示了“科学形式主义者”的典型态度,并提出:①伟大的思想没有达成关于何谓理论的共识,关于理论的谱系观,可暂时作为“最好”的答案;②问题意识(理论开发的源起)与研究者对待生活的态度密切相关,其关键在于敏感性和批判性;③本质意义上,理论开发几乎不可能按图索骥,可显性化的程序不重要,重要的部分难以言传,需要个人的深刻领悟;④分析单位的选择对于理论建构至关重要,要关注“嵌入性—动态性—交互(互动性)系统性”;⑤相比于“实证主义”信条,“实用主义”在理论建构者那里似乎更加流行;⑥理论建构充满艰辛,审稿人、批评者、推广者、强大而坚韧的自己及时机、运气都缺一不可;⑦理论建构不会只仰赖实证研究,应该警惕科学主义的危害,在理论建构中,采纳多元范式、多种方法(质性、定量)才是正途;⑧除了归纳、演绎之外,应该关注“溯因推理”。
中国人民大学章凯分享了关于理论发展内生性与中国管理理论创新的策略思考。首先,报告人以管理学顶级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刊载的文章为例,对最近20年组织管理研究理论创新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具体以变革型领导理论发展情况作为典型案例,做出了如下判断:①管理学理论还很不成熟,未来创新的空间很大;②当前的主流管理研究范式对管理学的发展贡献有限;③管理学需要一次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范式转型。其次,报告人引证已有文献对于理论的界定,探讨了“什么样的理论能够不断促进学科发展”的问题,认为科学发展最终需要依靠统一的理论框架来推动,并认为:①研究者大脑是理论原型的孵化器;②理论原型可以内生出新的理论问题与命题;③理论原型的质量决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关联性及其能够走多远;④意识层面的逻辑过程主要在理论命题提炼和表达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报告人以目标动力学理论为例,具体地展示了相应过程。最后,报告人分享了中国管理理论创新的策略思考:①应修正管理学的科学观念,更新理论概念;②应充分重视管理实践的复杂性,增强理论创新的信念与耐心;③应反思当前主流管理学的研究范式与理论贡献方式;④应直面和创新管理学科的基本概念及基础理论,而不是弃之不问和畏难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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