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竞争环境下的管理理论创新——“管理学在中国”2016年会(第9届)述评

    2.2 本土企业案例研究
    在本土企业案例研究的报告中，大连理工大学苏敬勤选取了汽车行业的一汽大众与吉利两家典型性企业，通过跨案例对比，研究了组织身份如何形成企业关注力，以及所形成的企业关注力如何进一步地影响资源协奏及如何作用于企业创新能力。报告人首先分析了对比案例的3个相应发展阶段，并基于案例数据分析梳理了每个企业在各自发展阶段的企业关注力演化、资源协奏的方式与特征。通过案例分析，作者发现：①一汽大众的关注力在于重引进、轻自主研发，吉利的关注力重在通过合作及自主研发提升技术能力；②企业在无法获取合资机会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提高能力进而形成外部资源拼凑”这一途径获取较高创新能力，也可以通过“自主性技术研发形成资源获取开放性”的策略获取较高创新能力；③较高创新能力的形成依赖于企业关注力与资源协奏特征促成的开放式良性循环。
    浙江大学魏江分享了“制度型市场与技术追赶”的案例研究报告。报告人选择了高速铁路、安防、通讯等行业的典型性案例，分析了制度型市场如何影响企业的技术追赶行为。报告人提出：①制度不是保护垄断，不是保护国有企业，而是决定了目标企业是否能够优先分享市场机会，这个机会所创造的市场一定要跟技术互补，形成互补能力；②缺少制度强制性会使得企业的竞争对手很难把握市场机会；③制度能够对资源形成必要的保障；④企业不同的学习模式及策略对其运用制度型市场的优势、形成技术追赶至关重要。此外，报告人同与会者共同探讨了“制度型市场”概念的本质、特征与理论边界，就制度型市场是否需要考虑效率、是否适用于一般竞争性市场展开了讨论。
    2.3 研究趋势探索与理论观察
    针对未来研究趋势方面，天津大学张维分享了题为“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从中国“互联网金融”到西方的“金融技术”的报告。首先，报告人以近年来国内外商业领域的互联网技术创新现状为例，认为互联网技术为金融运作模式创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报告人分析了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的着力点，提出了技术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强化传统金融服务：①拓展客户触达的渠道和方式；②扩展信息来源渠道和处理方式；③金融风险管理流程模式的变革。其次，报告人具体以互联网金融、大数据基金、消费金融、差异化保险与智能投顾5个案例为例，详细分析了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应用的具体方面。进一步，报告人在综述国内外期刊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经验事实提出了3类相关的研究问题：①微观个体决策时所面对的信息集合发生了何种改变；②个体间信息交互的速度、规模和范围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变革；③互联网如何改变金融市场中微观个体的组成。最后，报告人展望了金融服务的未来领域及特征，包括：①金融服务的移动化；②金融服务的分散(享)化和多元化；③金融服务的O2O；④智能硬件和系统的使用；⑤大数据及其智能分析技术的普遍使用；⑥社交媒体的深度卷入。
    面临组织所处的新竞争环境，清华大学雷家骕探讨了如何构建企业成长管理学的问题。报告人首先分析了管理学的中国学派、管理学中国化、管理学在中国、中国特色管理学以及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学等相互联系的观点，认为管理学不是科学，管理学的知识体系是半结构化的，探索性研究应是获得理性化知识的基本途径，需要构建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学。报告人分析了管理领域的中国国情，包括不完善的法治、不健全的市场体系及机制、不相通的国际国内市场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展示了自身所构建的基于中国国情的企业成长管理学的历程：①提出了考虑企业内在素质、商业模式有效性以及竞争战略有效性影响的理论模型；②构建了基于国情的企业成长管理学的知识框架，包含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关于对企业成长本质的认识、企业成长的思路/成长点、途径与模式、企业成长的过程等方面的内容；③探讨了企业成长管理学的知识来源(研究方法(论))；④明确了基于国情的企业成长管理学的基本目标，从而与西方管理著作进行对话。
    西北大学刘文瑞就中国史学对现代管理有何意义进行了探讨。报告人首先从古代经典史学文献出发，并引用陈寅恪的观点，简要阐述了传统史学所追求的“处同种境界、表一种同情”的思路。进一步，报告人提出了现代管理汲取传统智慧的4种境界，包括读史初步的“方法之用”，读史进阶的“经验之鉴”，读史高阶的理性之“思”与读史悟世的智慧之“根”。之后，报告人分析了现代史学相比于传统史学的变化，剖析了自明清以来史学革命的历次变迁过程并指出了史学革命的倾向。报告人指出，现代史学对管理的冲击既存有积极的方面又包含消极的方面。最后，报告人认为在应对现代史学冲击与获取对管理启迪的过程中：①需警惕无敬畏而有雄心的姿态；②应警惕过多强调更新而忽视积淀，警惕过多强调接受而忽视对话；③应当保持谦卑、豁达和兼容的态度。
    来自重庆大学的龙勇基于自身对本土企业的观察，探讨了从权宜到战略的企业合作行为。报告人首先以范蠡贩马、晋商票号、中国海尔以及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的古今商业事实为案例，依次说明：①强人身依附阶段的合作是典型的权宜之计；②弱人身依附阶段的合作遵从契约原则；③非人身依附阶段的合作从特例走向流行；④信息社会阶段的合作从关注自身利益走向平台构建的合作特征。进一步，报告人提出：①作为权宜的合作行为的研究主要采用数理分析的方法，作为战略或者权宜与战略兼而有之的合作行为的研究采用实证、数理分析、案例研究等多种方法；②合作行为的研究主要采用的理论视角为制度经济学、资源基础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③应该注意采用一阶理论研究方法应对二阶理论为主的管理问题的局限性。最后，报告人以自身对微电网中利益相关者的研究为例，阐释了如何开展作为战略的企业合作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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