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各庄村的寓言

    政策似乎存在松动的余地，但对于郑各庄而言，这还谈不上是个好消息。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北京市在2014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广大兴西红门、海淀东升经验，开展统筹利用集体建设用地试点。这两个项目都有一个特点“政府主导发起，在原乡镇企业用地上建设”。
    即便如此，仍有重重限制和困难。海淀东升科技园至规模更大的东升二期，涉及村庄搬迁，已经遭遇法律政策障碍，最终仍然走了征地国有化模式。一位东升镇相关部门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一旦扩大规模，就触动了政府土地利益。“北坞模式”也未普遍推开，只要能平衡资金、有利可图，政府仍然更倾向于征地。
    此次抵押贷款，据财新记者了解，同时捆绑抵押的还有一块估值7亿元的国有土地。集体土地上房屋抵押更多成了形式。在房地产领域，房地合一是一个基本原则。以地上房屋抵押的“擦边球”，实质上仍是一个产权不清的怪胎。
    法律赋予的空间并未真正开放，但农民造城的努力并不因此消减。以小产权房为例，虽然被三令五申禁止，却仍如星星之火。深圳市建筑物普查和住房调查显示，至2008年，城中村私房1.7亿平方米，占全市住房建筑面积42%。经济学家周其仁日前在一个讲座上说，对于政府卖地，农民很快就看明白了。
    对于这些农民造的城，真正形成制度性对策的惟有深圳。为了解决城市用地瓶颈，深圳从2012年开始，开始分类处理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允许集体掌握的工业用地上市出让、试点让历史遗留“违法建筑”如厂房、农民住房等确权、转正。但深圳有其特殊性，2005年，深圳已将辖区内土地统一转为国有。因此，理论上，深圳的处理模式并不触犯法律。而真正意义上对外销售的“小产权房”暂时尚未被纳入处理。
    灰色生存继续
    和周边村庄相比，这些年郑各庄格外体面。黄福水也随着郑各庄的崛起而广结人脉，传说有不少富贵朋友。郑各庄案例曾经被哈佛大学MBA作为教学案例。这也是一段黄福水经常被提起的“走上哈佛讲坛的村官”经历。
    虽然各级领导纷纷光临，媒体聚焦，黄福水本人还是近三届北京市人大代表，但在新农村建设成绩得到肯定时，郑各庄模式却始终没有得到正式承认。各级政府中，都有反对的声音。
    黄福水预计，如果情况乐观，最快到2014年底，郑各庄的酒店地块可以拿到国有土地证。即便如此，郑各庄法外之地的尴尬并不会因此结束。但黄福水自信所做的一切，都是前瞻性、超前性的，“你们可以十年后再来看，郑各庄是什么样子的”。
    据前述调研报告，在昌平区300多个村庄中，走自主城市化道路的有不到20个。开发方式则包括如郑各庄这样有规划的整体开发、奤夿屯村企合作进行村庄改造等。这些村庄多体现出明显的“能人效应”。更大量的村庄属于过渡状态，乃农民自发、低水平的城市化。
    不过，农民自主城市化仍提出许多仍待求解的课题。经济学家华生最近公开质疑，郑各庄等所谓自主城市化村庄大大强化了集体组织和村干部的作用，因为公共项目不是单户农民可以处理。如何完善村庄治理结构成为关键问题。
    郑各庄这种村企以租赁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统一经营、村集体和农民入股企业的村企合作模式，被刘守英、中国土地学会副会长黄小虎等人认为具有优越性，值得借鉴。郑各庄已经通过村民自治章程等形式，形成一整套制度，村委会、经济合作社和宏福集团之间，以及全体村民决定事务和村民代表决定事务之间，关系有章可循。不过，一村民透露：“村里的事基本黄福水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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