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翰 张英洪：改革以前中国乡村和农民研究的回顾

    中国传统文明以无可抗拒的巨大魅力强烈吸引着西方人对神秘的东方文明的向往。到17、18世纪，西方世界通过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三大革命，开始进入了取代农业文明而更先进的工业文明的时代。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进入长达一百多年的内忧外患和革命时期。随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更多的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进入中国城乡，一些有关中国乡村和农民的观察和研究开始出现。近代以来到改革前，有关中国乡村和农民的研究历程，可划分为如下三个主要时期。
     一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以农民为主体创造的中国农业文明，发展到了世界上同类文明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度。七百多年前来到中国并在当时的元朝任职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无疑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先驱者。1271年11月，17岁的马可·波罗随从他的父亲尼哥罗（Nicholo）和叔父玛菲（Maffeo）沿着古代的丝绸之路东行，1275年5月到达中国，他得到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的信任，在元朝(1271-1368)任职，从此居留中国达17年之久。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以纪实的手法叙述了马可·波罗在中国各地的见闻，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西方人面前展现了地大物博、文明昌盛的东方中国的形象，由此吸引着无数的西方人对神秘的东方文明的向往。到15世纪，《游记》激发了包括哥伦布在内的西方航海家对东方的探险活动，从而开辟了海上新航线和地理大发现。[1]其后，另一位被誉为“泰西儒士”的意大利利玛窦（玛提欧·利奇,Matteo Ricci‎,1552—1610）于明代（1368-1644）万历（1573-1620）年间来到中国传教居住。利玛窦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1584年利玛窦制作并印行《山海舆地全图》，这是中国人首次接触到了近代地理学知识；他制作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利玛窦对中国文明赞颂备至：“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日本学者平川佑弘称赞利玛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诸种学艺，和中国四书五经等古典学问于一身的巨人。”是“地球上出现的第一位世界公民”。利玛窦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2]
     当中国古典农业文明在辉煌中保持“停滞”之际，西方世界开始迅速兴起。[3]特别是到17、18世纪，西方世界通过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三大革命，开始进入了取代农业文明而更先进的工业文明的时代。工业经济超越了农业经经济，民主政治取代了专制政治。在欧洲跨入新的工业文明之际，中国在许多欧洲学者的眼中被广泛地视为“停滞状态”的帝国。有“欧洲的孔夫子”之称的法国思想家弗朗斯瓦·马利·伏尔泰（Francois Marie Voltaire，1694—1778）对中国文化充满赞美，[4]他认为：“这个国家已有4000多年光辉灿烂的历史，其法律、风尚、语言乃至服饰都一直没有明显变化。”[5]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这一名著中写道：“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亚当·斯密在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的同时，也看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6]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在《历史哲学》认为“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7]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夏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1805-1859）在鸦片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出版了《论民主的民主》下卷（1840年），他在书中对中国的“停滞状态”作了极为深刻的评论，值得长篇引用：“300年前欧洲人初到中国时，他们看到中国的几乎一切工艺均已达到一定的完善阶段，并为此感到惊异，认为再没有别的国家比它先进。不久以后，他们才发现中国人的一些高级知识已经失传，只留下了一点残迹。这个国家的实业发达，大部分科学方法不在那里保留下来，但是科学本身已不复存在。这说明这个民族的精神已陷入罕见的停滞状态。中国人只跟着祖先的足迹前进，而忘记了曾经引导他们祖先前进的原理。他们还没用祖传的科学公式，而不究其真髓。他们还使用着过去的生产工具，而不再设法改进和改革这些工具。因此，中国人未能进行任何变革。他们也必然放弃维新的念头。他们为了一刻也不偏离祖先所走过的道路，免得陷入莫测的歧途，时时刻刻和一一切方面都竭力仿效祖先。人的知识源泉已经干涸。因此。尽管河水仍在流动，但已不能卷起狂澜或改变河道。”[8]此后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艰难曲折，印证了托克维尔的论断。此后不久的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在《论自由》(1859)中告诫欧洲不要像中国那样的停滞不前：“我们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那个国族乃是一个富有才能并且在某些方面甚至也富有智慧的国族······可是相反，他们却已变成静止的了，他们几千年来原封未动；而如果他们还会有所改进，那必定要依靠外国人。”[9]上述思想家并不是对中国专门的学术著述，只是在论述其他主题时涉及到对中国的一些零碎的评论，不过这些著名思想家的评论，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当时来华传教士作品的影响，并且又通过他们的著作影响了西方对中国的印象。
     二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进入长达一百多年的内忧外患和革命时期。随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更多的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进入中国城乡，一些有关中国乡村和农民的观察和研究开始出现。近代以来到改革前，有关中国乡村和农民的研究历程，可划分为如下三个主要时期。[10]
     第一个时期：1919年以前。“1920年以前很少有作者关心中国的农业，也几乎没有写出关于农民的学术著作。”[11]20世纪20年代以前，国外对中国乡村和农民的兴趣，主要是传教士和旅行者的观察和记述。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博（阿瑟·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42）是这一时期的著名代表人物。早在1872年明恩博就在中国的天津、山东等地传教，撰写了《中国人的素质》（1894年）、[12]《中国乡村生活》（1899年）等著作。明恩博认为“中国乡村”是中国的“缩影”，在《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他对中国农民的社会生活、经济活动、风俗习惯等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观察和记述。[13] 明恩溥对中国的观察和研究甚至影响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政策。1906年明恩溥从中国返美游说政府及政界人士，并晋见了罗斯福总统。[14]他认为退还庚款可“避免将来中国再次发生类似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并主张用庚款支持中国发展教育：“随着每年大批的中国学生从美国各大学毕业，美国将最终赢得一批既熟悉美国又与美国精神相一致的朋友和伙伴。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政治上联系在一起。”［15］罗斯福总统接受了明恩溥的见解，同意将退还庚款用于中国的教育。[16]
     第二个时期：1919-1949年。真正对中国乡村社会进行学术研究的始于20世纪20年代。
     最早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乡村和农民问题的是国外一些学者。这一时期，是中国乡村和农民研究的第一个繁荣时期。1919-1920年，任职于上海沪江大学的美国学者库尔普教授（Daniel Kulp）指导学生对广东省潮州凤凰村进行社会学调查，出版了早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重要学术著作《华南的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1925年）。任职于金陵大学的美国学者卜凯（John Buck），1922-1924年首次指导中国学生在华北和华东中部7省的7个县调查了2866个农场；1929-1933年他又指导学生进行了覆盖22个省的16786个农场。卜凯的田野调查产生了大量的被学界认为十分可信的统计资料。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卜凯相继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1930年）、《中国土地利用》（1937年）、《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1937年）、《中国农业的几个基本问题》（1947年）等著作，重点讨论了中国的土地问题。在中国从事农业史和现代农业研究的德国农业经济学家威廉·瓦格纳，以个人田野调查和多年第一手资料为基础，1926年出版了一部详细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专著《中国农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ong Fairbank,1907-1991）出版了影响深远的《美国与中国》（1948年）。费正清长期领导着美国的中国问题的学术研究，他与他的同事和弟子们对中国社会的学术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早期的中国乡村和农民研究中，日本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所进行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具有广泛的影响。日本人对中国农村状况的兴趣开始于1898年。1907年日本在中国大连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08-1945年，“满铁”对中国乡村进行了大规模的农民习俗和经济状况调查。其中最大的一次调查是1940-1944年间在华北进行的中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其目的是“掌握中国农民实际生活中的社会习俗，了解活生生的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实面貌。”[17]这次调查后来由仁井田升编辑出版《中国农村惯行调查》1-6卷（1952-1958年）。“满铁”调查虽然出于日本殖民政策的政治动机，但其调查资料的学术价值却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肯定性评价。[18]以“满铁”资料为基础的学术研究取得很多新的成果。
     在美国、日本等国外学者进行中国乡村和农民研究之际，大都经过国外学术训练的中国学者也开始进入乡村进行比较规范的学术研究。1923年清华大学陈达教授指导学生在北京西甸成府村调查。1927年毕业于美国密执安大学的社会学博士杨开道回国后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组织和参与农村社会学调查，出版了《清河镇社会调查》（1930年）。留德博士陈翰笙(1897-2003)在1928-1934年间组织数十位研究者对无锡、保定和广东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调查，重点研究了农村经济和土地问题，出版有《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1933年）、《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1934年）、《中国的地主和农民》（1936年）、[19]《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1939年）等著作，陈被认为是“土地分配理论”的首倡者。费孝通（1910-2005）在中国乡村和农民研究中占有突出地位。师从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的费孝通1936年对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1938年以《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为题获得博士学位论文，后以《中国农民的生活》（1939年）为题出版。[20]此书为他赢得了终身的荣誉。费孝通还出版了《乡土中国》、《禄村农田》、《生育制度》、《乡土重建》、《中国绅士》等研究中国乡村和农民问题的名篇。
     代表民间力量的乡村建设运动自20世纪20年代末起到3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形成了以梁漱溟（1893-1988）在河南辉县和山东邹平主持的乡村建设、以晏阳初（1890-1990）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在河北定县进行的平民教育、以黄炎培（1878-1965）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进行的乡村教育等三大乡村建设运动中心。1929年10月河南村治学院成立，梁漱溟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一文中第一次公开提出关于乡村建设思想的基本原则。继1929年1月王鸿一在北平创办《村治月刊》后，1931年1月梁漱溟创办《乡村建设》杂志。这些杂志成了“30年代讨论乡村建设问题的主要论坛”。[21]在乡村建设中，梁漱溟对“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这两大难处颇感困惑。[22]梁漱溟有关乡村建设的理论主要体现在《乡村建设论文集》（1934年）和《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等著作之中。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在河北定县进行的平民教育实验，开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县为单位进行全面系统的学术调查研究的先河。被世人誉为“平民教育之父”的晏阳初说：“定县实验的目标是要在农民生活里去探索问题，运用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与公民教育的工作，以完成农民所需要的教育与农村的基本建设。”[23] 晏阳初将中国农民问题归为 “愚、穷、弱、私”四端，主张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分别医治之。李景汉主持的定县调查内容十分广泛，出版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等多项调研成果。此外，章元善等编《乡村建设实验》第一、二、三集(1934 、1935 、1938年) 、千家驹、李紫翔《中国乡村建设批判》（1935年）、张世文编《定县农村工业调查》(1936 年)、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1946 年)，以及河北定县编辑《农友》、平教会主办《农民》等刊物，积累了大量有关乡村建设的文献资料。“直到现在，定县调查资料依然被国内外学者视为研究旧中国社会问题的必读文献。”[24]
     共产党主张以革命的方法动员农民，发动乡村革命运动，彻底改造乡村社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尤为关注。毛泽东对乡村和农民的调查研究最具代表性。1926年1月，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创办的《中国农民》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土地革命的态度》一文。《中国农民》第3-5期刊发了彭湃（1896-1929）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和李大钊（1889-1927）的《土地与农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出版了恽代英（1895-1931）的《中国国民党与农民运动》（1926年）。毛泽东此后进行了大量调查，撰写了许多乡村和农民调查的报告，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他在这一时期撰写的调查报告主要有：《中国佃农生活举例》（1926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寻乌调查》（19302年5月）、《兴国调查》（1930年10月）、《东塘等处调查》（1930年11月）、《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1930年11月）、《木口村调查》（1930年11月）、《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等。[25]1942年张闻天（1900-1976）带队对陕北米脂县杨家沟的地主经济进行了调查，写出了《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一书。[26]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乡村和农民的调查研究，是中国乡村和农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共产党动员和赢得农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他涉及到中国乡村和农民研究的重要文献，还有闻天钧的《中国保甲制度》（1935年）、林耀华（1910-）的《义序的宗族研究》（1935年）、《金翼》（1948）、江士杰的《里甲制度考略》（1944年）、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省台头村》（1945年）、吴晗（1909-1969）、费孝通的《皇权与绅权》（1948年）等。
     这一时期，史学开始进入农民研究领域，开创了日后相当繁荣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新领域。中国历史悠久，史书浩繁。传统官方史书均将农民起义称之为“匪乱”、“叛乱”。20世纪初，革命派人士开始从正面肯定农民起义。刊载于《开智录》上的《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被认为是最早歌颂农民起义的文章。刘成禺（署名汉公）在《太平天国战史》（1904年）中洗去了正史中视太平天国为“粤匪”的名号，刘师培在《中国革命家陈涉传》（1907年）一文则称颂陈涉为“三代以来的革命大家”。这些论著与旧史书对农民起义的评价完全不同，开创了“以新观点研究农民战争的先河”。[27]蔡雪村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1930年）和薛农山的《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分析》（1930年）两部关于中国农民战争研究的基本观点和研究体系，对此后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薛农山认为：“一部古代中国的历史，每一个字都是农民鲜血写成的，也可以说，中国历史是一部农民暴动的历史。”[28] 蔡雪村在书中指出：“由秦始皇时代以至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前后，农民不断的暴动，成了推动中国历史向前演进的一个主要因素。”[29]这些对农民起义的基本观点，为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长期继承。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写道：“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无璋，明朝的李自成，直到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毛泽东还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30]毛泽东将农民战争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并称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农民革命”，从而奠定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影响至今。
     三
     第三个时期：1949-1979年。1949年中国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1952年中国以苏联模式为蓝本，对高校院系进行大规模调整，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而被撤并或取消。[31]此后，意识形态控制愈来愈紧，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批判此起彼伏，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运动和十年文革动乱等，已使整个国家元气大伤，国内学术研究的正常环境已经阙失。故有学者称这段时期称为中国乡村和农民研究的“空白期”。[32]在这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统计资料长期不予公布，国外学者（除了国际友人外）不能进入内地调查研究。不过，一些对中国乡村和农民问题感兴趣的国外学者和旅居国外的中国学者仍在艰难地进行研究；极少数亲共的国际友人得以特许在中国采访调查；国内以阶级斗争为取向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和中国革命史研究则如火如荼；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不同时期深入农村调查研究。
     与国内学术研究几近销声匿迹相对照，20世纪60-70年代，以俄国学者恰亚诺夫（1888-1939）倡导的社会农学为源头，国际上出现了农民学（Peasantology）研究的辉煌时期，各种研究著述极为丰硕。比较著名的有R.H.托尼著的《中国的土地与劳动力》（1966年）、巴林顿·摩尔著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1966年）、埃里克.R.沃尔夫著的《农民》（1966年）和《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1969年）、孟德拉斯著（Henri Mendras,？-2003）的《农民的终结》（1967年）、菲力普.H.伯克编辑的《现代世界的农民》（1969年）、沙宁（Teodor Shanin）编辑的《农民与农民社会》（1971年）及其撰著的《尴尬的阶级：发展中社会的农民政治社会学：苏联1910-1925》（1972年）、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著的《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1974年）、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Scott，1936—）著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1976年）、波普金（Samuel Popkin）著的《理性的农民——越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等。
     一些获准进入中国内地调查的西方记者、国际友人，以及那些对中国乡村研究感兴趣的国外学者或旅居国外的中国学者，也在相继出版有关中国乡村和农民研究的著作。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越过国民党的封锁，到达中共根据地陕北延安，成为西方记者调查采访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人，他根据观察和访问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国际社会的舆论。在记述中国共产党革命事迹的著名记者和人士中，还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安尼斯·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约翰·谢伟思（John Service）等。受到共产党欢迎的英国戴维·克鲁克和伊莎贝尔·克鲁克夫妇1948年春作为观察员，采访了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所在地河北武安县十里店村土改和整党运动，出版了记实性著作《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1959年），[33]共产党革命胜利后，他们又再到该村调查，出版了《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1979年）。[34]美国的韩丁（William Hinton）根据自己1948年春夏季在中国山西潞城县张庄广泛调查收集资料，出版了《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1966年）。[35]1971年，韩丁又到该村调查，撰写了《身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1983年）。[36]这些著作如实生动地记述了中国乡村的革命性变革，是了解中国革命与乡村变迁的重要参考著作。
     张仲礼在《中国士绅——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1955年）这部有影响的乡村士绅研究著作中，强调了士绅在传统地方社会中的非公职性的领导作用。[37] 莫里斯·弗里德曼出版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1957年）和《中国的宗族和社会：福建和广东》（1966年）被认为是对中国乡村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又一高峰。[38]旅美华人学者杨庆堃根据自己50年代初在广州鹭江村的调查出版了《中国共产主义社会：家庭和村庄》（1959年）。[39]何炳棣对中国人口变迁作了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1959年）。[40]瞿同祖（1910-）对中国传统社会、法律和地方政府等方面作出的突出，他在1937年出版《中国封建社会》后，又相继出版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947年）、《清代地方政府》（1962年）等有影响的著作。[41]马若孟（Ramon H.Myers）根据日本“满铁”资料撰写了《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1970年），认为中国农村的市场经济是高度竞争的，垄断从来没有长期存在过，对农户的经济剥削也几乎不存在。[42]萧公权在《中国乡村：19世纪帝国政权对人民的控制》（1960年）中，运用国家-士绅二元分析模式，认为士绅是乡村社会的基石，村庄可以在没有士绅的状态下存在，但没有士绅的村庄，很难有任何高度的组织性活动。[43] 查尔摩斯·A.约翰逊（Chalmers A.Johnson）在《农民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权力》(1962年)一书中，认为日本入侵所激发的农民的民族主义促成了共产党革命的成功。[44]施坚雅（William G.Skinner）试图纠正人类学者在中国社会作实地调查时把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村庄上而忽略农村社会结构的状况，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1965年）一书中，施坚雅提出“基层市场共同体”的概念，认为农民实际活动范围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村落，而是一个基层集市所及的整个地区。[45]在研究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第一批学术著作中，美国的马克·赛尔登撰写的《革命中国的中国：延安道路》（1971年）较为著名。[46]该书作者利用来自台湾、日本和美国的有关共档案资料，从当时占优势的集权主义理论模式和国际共产主义理论模式中脱离出来，尝试从是中国政治和社会以及国际力量两方面探讨一个地方的革命进程。法国最具权威的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通过对中国社会的长期研究，出版了以个人之力研究完成的《中国社会史》（1972年），[47]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社会的通史类经典著作。
     在中国与西方对峙的冷战时期，西方学者将中国乡村研究转向台湾、香港和澳门，特别是依据香港的文献资料和信息优势进行研究。1964年和1969年帕斯特奈克（Burton Pasternak）对台湾南部两个村庄进行调查，出版了《中国两个村庄的血缘和社区》。1974年陈佩华(Ania Chan)、安戈(Jonathan Unger)和赵文词(马德森Richard Madsen) 三人对从大陆一个村庄流入香港的26位知青和村民进行了223次深入访谈，合作出版了《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农民社区的现代史》（1984年），对改革以前中国乡村政治和农民生活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数年后他们进一步考察了陈村，出版了《历经沧桑的当代中国农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1992年）。赵文词还利用调查访谈单独出版了《一个中国村落的道德与权力》（1984年），该书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了陈村的道德权威与政治秩序。这一时期出版的重要的著作还有莱恩布里奇的《农民与公社》（1963），这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农村集体化的第一本研究著作。处于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的学者出版了一些关于大陆乡村和农民问题的著作，例如万亚刚的《共产党与农民问题》（1956年），向大鲲的《共匪人民公社问题》（1966年），周白云的《狂人社会》（1968年），张绍军的《共产中国人民公社之政治研究》（1978年），等。不应忽视的是，在中国大陆与西方隔绝的情况下，西方为了增进对中国大陆的了解，于1963年在香港设立了大学服务中心（1988年大学服务中心并入香港中文大学），专为研究中国大陆的学者来香港从事中国研究服务。直到改革开放前，该中心一直是西方研究中国大陆的大本营 。据20世纪80年代初的统计，大约有200多本有关中国大陆研究的书在中心完成。
     这一时期的中国农民战争研究得到了蓬勃发展。日本对中国农民战争研究十分关注，1968年初，日本明治大学成立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从1968年4月始出版《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杂志》。主要著作有安野省三著《清代的农民起义》（1972年）、川合贞光著《中国的民乱》（1973年）、铃木中正著《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与宗教》（1974年）、青年中国研究会编《中国民众反乱的世界》（1974年）、山根幸夫编《中国农民起义文献目录》，等。这些研究推动了对于日本对传统中国政治、乡村社会和农民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在中国内地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长期陷入沉寂之际，农民战争史研究却伴随着共产党革命的胜利而成为中国的显学，发展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被誉为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1953年赵俪生率先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农民战争史选修课。《文史哲》杂志从创刊时起就重视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从1951年至1965年就发表了60多篇有关农民战争方面的文章。[48]1949年以来，农民战争研究硕果累累，出版的专著达300多部，论文多达4000余篇。[49]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农民战争研究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被后人称为“左倾思想的重灾区”。文革结束后，农民战争研究得到了一次新的勃兴。《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编辑委员会自1978年编辑出版了《中国农民战争论丛》第一辑。中国农民战争研究会成立后，1979年编辑出版《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一辑。一大批有关中国农民战争的通史类、断代史类和论著纷纷出版，比如，田昌五著《中国古代农民革命史》第一册（1979年）、孙达人著《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1980年）、谢天佑、简修炜著《中国农民战争简史》（1981年），孙祚民著《中国农民战争问题论丛》（1982年）、张绍良、郑先进编著《中国农民革命斗争史》（1983年）、孟祥才著《中国农民战争史·秦汉卷》、《中国农民战争史·两宋卷》，以及胡如雷著《唐末农民战争史》、俞兆鹏著《黄巢起义史》、白钢等著《方腊起义》，王全营等编《中国现代农民运动史》（1989年），等等。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战争史研究热开始明显降温，“到90年代以后，农民战争问题已经是个实现的无人问津的冷门话题了。”[50]学界开始全面反思和检讨半个多世纪以来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得失。[51]
     四
     执政以后的毛泽东，主要做了三次比较大的调查。第一次是1955年，为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看了二百多篇有关各地农业合作化的经验材料，最后收集编辑176篇90多万字，亲身写了两篇序言，为104篇材料写了按语。这部由毛泽东主编的被称着“农村合作化运动百科全书”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1956年），仅汉文版就业发行152万册。毛泽东之所以花费很大的精力亲自主编这部书，其主要目的是：“只好拿出一个办得好的合作社，就可以把反对合作化的一切怪论打下去。”[52]这是毛泽东自己承认的“第一次调查”，他承认的“第二次调查”是1956年。1956年2月24日深夜，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后，引起了苏联、东欧和世界的极大震动。为了对苏联模式引以为鉴，毛泽东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听取了34个部委的汇报，最后形成了《论十大关系》（1956年）这一名篇。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以苏联经验为鉴，将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放在第一位，在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关系时，毛泽东讲到了同农民的关系，认为在“粮食问题上犯了一个错误”，并批评苏联采取义务交售制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53]在谈到中央与地方关系时，毛泽东说：“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也是学苏联的”。“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地方的权力过小，对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54]第三次调查是1961年。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农村的严重危机，酿成了罕见的大饥荒。1961年1月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并随即离京作了近一个月的调查，最后于3月29日下发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六十条》），正式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这一年，刘少奇在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和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做了44天的调查；周恩来在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朱德到四川、河南等省农村调查；陈云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调查；其他中央和地方领导都深入农村调查。这次调查及其形成的《农村六十条》，纠正了人民公社化错误，“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农民的生产情绪，成为我国农村摆脱连续三年的严重灾祸、迈向60年代中期新发展的转折点。”[55]
     有关部门和个人也有从事农村政策和农民生活研究的，如解树民撰《中国的农民运动》（1949年）、金超民著《解放后中国农民的生活变化》（1959年）、李成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史稿》（1959年）、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编《人民公社经济规划与经济地理文集》等。
     注释：
     [1]被学术界公认为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马可·波罗游记》的中文译本为湖北夏口（今武昌）人冯天钧（1887-1946）根据法文译注本翻译并由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马可波罗行记》。参见（意）马可·波罗著《马可波罗行记》，冯天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2]有关利玛窦的事迹和研究，参见罗光著《利玛窦传》，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法）裴化行著《利玛窦神父传》（上、下），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日）平川佑弘著《利玛窦传》，刘岸伟、徐一平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意）利玛窦著《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
     [3]关于西方世界的兴起与大国兴衰的研究，参见（美）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著《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美）《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吕应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美）保罗·肯尼迪著《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唐晋主编《大国崛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 1767年冬，一位德国青年在给伏尔泰的信中写道：“您是欧洲的孔夫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您的热情和天才，以及您的人道主义的行为，使您赢得了任何世人都不敢企盼的地位：您堪与古代最著名的伟人并列齐名。”引自孟华著《伏尔泰与孔子》，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5]（法）伏尔泰著《风俗论》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07页。
     [6]（英）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65页。
     [7]（德）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8]（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65-566页。
     [9]（英）约翰·密尔著《论自由》，程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7页。
     [10]周晓虹教授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研究的线索作了很好的梳理，他将20世纪中国农村和农民研究划分为1919年至1949年以及1979至1998年两个时期，认为1949年至1979年为空白期。参见周晓虹《中国农村和农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载贾德裕等主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11]（美）马若孟著《中国农民经济》，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12]参见（美）明恩博著《中国人的素质》，秦悦译，上海：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
     [13]参见（美）明恩博著《中国乡村生活》，午晴、唐军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
     [14]参见王娟娟《再论美国第一次退还部分庚款的决策过程》，载《历史教学》2004年第2期。
     [15]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255页。
     [17]《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阎广耀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页。
     [17]中国农村惯行刊行会《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1卷，东京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1页。转引自周晓虹《中国农村和农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载贾德裕等主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18]参见项继权著《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南街、向高和方家泉村村治实证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19] See:Chen Han-Seng,Landlord and peasant in China:A study of the Agrarian Crisis in South China,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36.中译本为：陈翰笙著《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冯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20] See:Fei Hsiao-tung,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London Routledge1939.中译本更名为《江村经济》。参见费孝通著《江村经济——中国农村的生活》，戴可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1]（美）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冀建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22]参见梁漱溟著《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8页。
     [23]李景汉编著《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24]项继权著《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南街、向高和方家泉村村治实证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25]参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6]参见延安农村调查团《米脂县杨家沟调查》，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
     [27]参见侯云灏《从三十年代的两部中国农民战争史论著看中国农战史研究》，载《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
     [28] 薛农山著《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分析》，上海：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版，第229页。
     [29] 蔡雪村著《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版，第3页。
     [30]《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5页。
     [31]参见明亮《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以苏联为师”的后果》，载《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3期。
     [32]参见周晓虹《中国农村和农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载贾德裕等主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33] See:David Crook and Isable Crook,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Ten Mile Inn.London:Rutledge & Kegan Paul,1959.
     [34] See:David Crook and Isable Crook,Continual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Ten Mile Inn.London:Rutledge & Kegan Paul,1979.
     [35]See:William Hinton,Fanshen: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New York:Random House,1966.
     [36] See:William Hinton, Shenfan:A Documentary of Continual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New York:Random House,1983.
     [37]See:Chang Chung-li,The Chinese Gentry: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5.The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2.
     [38] See:Maurice Freedman,Chinses Lineage and Society:Fukien and Kwangtung.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66.
     [39] See:C.K.Yang,Chinese Communist Socety:The Family and the Village.Cambridge:W.I.T.Press,1959.
     [40] See:Ping-ti 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
     [41 See:T’ungG-Tsu Ch’ü,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42] See: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1890-1949.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43]See:Hsiao Kung-ch’ üan,Rural China:imperial Cou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0.
     [44] See:Chalmers A.Johnson,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California :Sta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45]参见(美)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46]参见（美）马克·赛尔登著《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47]参见（法）谢和耐著《中国社会史》，耿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8]参见孟祥才《中国农民战争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文史哲》1991年第6期。
     [49]参见曾振宇《中国农民战争史第九次学术讨论会综述》，载《文史哲》1997年第2期。
     [50]臧知非《制度设计与农民历史命运——农民战争史研究视角问题琐议》，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7期。
     [51]参见王学典《意识形态与历史：近50年来农战史研究之检讨》，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7期。
     [52]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8页。
     [53]《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4页。
     [54]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8页。
     [55]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900页。
     主要参考文献：
     贾德裕等主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于建嵘著《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项继权著《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南街、向高和方家泉村村治实证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秦晖《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徐勇著《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郭正林著《中国农村权力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文章出处：《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